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陶渊明是东晋末至南朝宋初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在陶渊明（365年-427年，陶渊明的出生年份有争议，梁启超认为他出生于公元372年，这里采纳了《宋书·陶潜传》的说法）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之间，他曾有过五次出仕、五次辞官的经历。

在《感士不遇赋》中，他曾写下「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的诗句，足见儒家入世思想对他的影响。但是，仕途生涯带给他无限的压抑和痛苦，使他终于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辞官归隐，终身不仕，留下传世名篇《归去来兮辞》。

▲文徽明小楷《归去来兮辞》

后人对陶渊明的评价，总是不脱离隐士的形象，将他视作超然于世俗，甚至超绝于时代的奇人。但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讲到：

「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

他老人家认为，陶渊明不仅没有像当时的玄学诗人一样，向往羽化而登仙，反而对政治事务有所关心。

因此，陶渊明的归隐生活可以分两面来解说，一面属于日常生活的，贫穷且任性；一面则反映了他的士人情怀，对时事格外关心，且在诗文中时有表达。

我们认识陶渊明是从他建构的田园世界开始。归隐后的陶渊明以务农为生，但不擅耕种，性好饮酒，却时常无钱沽酒。他喜欢农耕生活，曾写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样雅趣别致的田园诗句，但是要了解他种田的真实情况，便不得不注意到本诗另外一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辛辛苦苦种了豆苗，但是野草竟然长得比豆苗还要旺盛，收成也没有多少，这导致他躺在床上忍饥挨饿许久。

祸不单行，他的草屋发生了火灾，致使全家搬迁（「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其好友颜延之要调任外地时，格外替陶渊明一家的生计担忧，临行前馈赠给他两万钱。结果这些钱陶渊明分文未动，悉数给了酒家，以求每次光顾都有酒畅饮。

「穷」简直可以视作陶渊明诗文的一大母题，他甚至写过《咏贫士七首》以自勉。为什么贫困至此仍不去出仕挣钱呢？毕竟在从前，他做官的理由都是家贫无以供给（「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而这次，他的生活标准已经降低到了「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的程度，宁愿挨饿也要执着隐居，为何？

因为他觉得，现在的政治环境比过去还要糟糕。

陶渊明曾经给桓玄当过幕僚，也给刘裕当过参军。在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陶渊明是因为身为晋室子民而不愿意侍奉这两位有篡逆之心的人，他在桓玄门下时，看出桓玄想要谋逆，所以投奔到了刘裕帐下，结果又察觉刘裕也有推翻晋室的谋划，遂而归隐。

但是按照当代古典文学大家袁行霈在《陶渊明研究》中的说法，陶渊明归隐时距离刘裕建立刘宋王朝还有十六年，他怎么会提前预知刘裕的命运呢？文学史家李长之也在《陶渊明传论》中解释到，「陶渊明对晋室忠心不二」一说，是以往的学者为统治阶级张目的迂阔之言，他断绝出仕念头的现实原因是，「他极端蔑视刘裕，认为他阴险而跋扈，不屑与之同流。」

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曾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说辞来劝谏陶渊明，称现在正是清明之世，大丈夫更应有一番作为。陶渊明虽然以自己并非贤者的说辞拒绝了他，但陶的本意十分明显：当下并不是有道之世，故应当归隐。由此，他对政治的态度从参与转为观望，心有所感便落笔成诗。

在陶渊明归隐之后，刘裕的地位越来越高，势力越来越大，到最后推翻东晋，建立刘宋，自己当了皇帝。在刘裕崛起的过程中，那些足以与他竞争或与他一起举兵的人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依次被拔除，陶渊明的诗里对这些事情也有回应。

比如，他的《述酒一首》，全文无一「酒」字，那么陶渊明所述之「酒」来自何处呢？南宋诗人韩子苍认为这首诗是陶渊明在「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同代的汤汉在此基础上对全诗进行了注解，认为此处的「酒」指的便是刘裕赐给已经禅让的晋恭帝的毒酒（晋恭帝的亲信张祎被刘裕派去执行此任务，但张祎于心不忍，饮鸩自杀。晋恭帝最终被刘裕的手下闷息致死）。

李长之认为《述酒》抒发的正是陶渊明对刘裕不义之举的怨愤，但是他表达的方式隐蔽晦涩，尽用隐语。昭明太子萧统评价陶渊明的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正是从这点出发。

陶渊明并不只是人们印象中静穆安详的田园歌者，他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

除了政治纠纷，晋末百姓的生活环境更是极端窘困，据《魏书》记载「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所以，陶渊明的诗歌里便有「民生鲜常在，矧伊愁苦缠」的哀叹，他关心农民的生活，不仅仅是站在田垄上自上而下地抒发悲悯情怀，而是与他们同时耕作，有酒便一同举杯开怀。

▲临清流而赋诗

在《陶渊明传论》中，李长之将陶渊明退隐的缘由归结为「陶渊明总是忍耐又忍耐，最终把不妥协的精神拿出来，而退到自己的堡垒里的」，归隐不是退避，而是坚守，与之相应的，他的诗歌情感则是「基于现实生活而锻炼出来的喜怒不形于色的镇静态度」。

陶渊明擅长化风暴为细雨，化悲愤激动为平静旨远，但这种平静并非对人生幻灭之后所产生的消极情绪，不妨可以将它视作对现实的隐约记录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