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虫再到人——大禹历史的峰回路转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尚书.大禹谟

传说在上古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漫山围陵，百姓流离失所（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史记.夏本纪》）。黄帝之玄孙禹（黄帝——昌意——颛顼——鲧——禹）从治水不利、获罪去世的父亲鲧手中接棒，亲自持筐操铲劳作，汇合天下的河川（亲自操橐耜（tuósì）而九杂天下之川《庄子.杂篇.天下》）。在这个过程中，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ū，有铁齿的木屐）。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风里来雨里去，由于长期泡在洪水里以至腿上的汗毛都长不出来了），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安定了天下，自此获大禹之名：

孔子给予大禹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没什么可被非议的地方，近乎完人（“禹，吾无间然矣”《论语》）；庄子说禹是大圣（“禹大圣也”《庄子·杂篇·天下》）；荀子云:“禹有功，抑下鸿，避除水患逐共工。”（《荀子·成相篇》）；《墨子》则屡称禹为“三代之圣王”……

可以说，东周时期诸子几乎都以大禹为“三代”（夏商周）圣王的第一人。《左传》中更提出如果不是禹的功劳，大家都是鱼了（“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后世称赞大禹的诗词歌赋、传记碑文等，更是不胜枚举。

东汉画像石中的大禹

古人出于对禹的崇拜与感激，在传播中不断将他神化，如《山海经·海内经》就有大禹化熊，破石生子的描述，说的是大禹为了治水变成一只熊，阴差阳错导致妻子涂山氏变成了石头，涂山氏当时已经怀孕，大禹说：把儿子给我！于是石头破裂，夏朝的建立者启就生了出来。（“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坐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关于禹的记载越来越像神话，人们开始对这些传说产生怀疑。

“大禹是条虫”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文》·顾颉刚

上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顾颉刚和钱玄同等学者创立了一个以“疑古辨伪”为重的学术流派，称为“古史辨派”，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同时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和考古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1925年，创始人之一顾颉刚先生发文称，历史的大禹，不过如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一样，先是神，再人格化流传下来。他引用了《说文》里“禹，虫也”的说法，怀疑禹不过是“神话里的动物”，这个观点掀起轩然大波。

说“大禹是条虫”固然有失偏颇，但史料记载较杂乱，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尽管现代考古学发现了史前时代的堤坝类遗址，但能否跟大禹联系起来尚未可知，顾先生的质疑就一点道理也没有吗？

在文章中，他首次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观念，主要思想有三：

第一，“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时间愈长”例如，周人心中最久远的圣贤是禹，孔子时代则为尧舜，秦代出现“三皇”，汉代后则有“盘古”；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舜在孔子时代是“无为而治”的圣君，但后来变成了更完美的“家齐而后国治”的大圣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也写道：“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第三，我们所知的仅是某事某人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例如我们未必知道真正的东周史，但可以知道战国记录的东周史。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古史系统不是从古到今一成不变，而是从无到有，由简到繁，层层累积演化的。

关于“禹”，顾颉刚先生完整的质疑是“禹或是九鼎上所铸的一种动物，是鼎上动物最有力者”在历史的传承中，“禹”被人格化，周灭商后接收九鼎，向上溯源至夏禹。但这个观点过于大胆，并且同样缺少实物考古的证据支撑，所以留下了巨大的争议和谴责。

需要指出，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哪怕我们不同意其结论，但顾颉刚和古史辨派仍然是具有重大学术推进意义的。在历史上，并非没有人质疑过史书记载的真实性，但没有人像他这样利用清晰的逻辑构建起一套方法来。信古的前提是疑古，如果没有疑，没有考证，那就是盲从。遗憾的是，到了今天，还有很多人选择盲从，以为古史不容置疑，更有些非专业的写手为了抓眼球，对古史辨派横加指责，竟给他们扣上“亡国灭史”的帽子，真是匪夷所思、误导读者。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乡民，成父母。”

——遂公盨铭文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件和大禹有关的青铜器。

第一件是秦公簋，这是是春秋时期的铜礼器，1917年出土于甘肃省礼县西垂宗庙遗址一个青铜器窖藏。簋为圆形，盖与器身相合成一略扁而圆的形体，盖顶有圆形捉手，面饰瓦纹，缘以细密的勾连纹。簋上的铭文计123字，文中有“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鼏（mì）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之语，意思是自秦公的祖先以来，自己的家族都是居住在禹迹的范围内。

秦公簋

而在齐灵公时的铜器叔夷钟上，叔夷也把自己家族的历史时候追溯到成汤，并提到自己“处禹之堵”，这和“鼏宅禹迹”同有居住在禹迹范围之内的意思。

2002年，保利艺术博物馆从香港购得一件文物，也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遂公盨”，又称豳公盨。盨是用来盛食物的器具，也可作为礼器。这件文物遗憾失盖，仅存器身，纹饰简洁典雅，最令人瞩目的是，器内底部铸有10行98字的铭文，文中有“遂公曰”句，故称“遂公盨”。铭文非铭功也非记事，却是篇专门论述“德治”的政论，最珍贵的是记述了“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的故事。

遂公盨

遂公盨比《尚书》成书早七百余年，且内容，观点甚至遣词用句都保持高度一致，证明了《尚书》中关于大禹的文字确有来源，并非后人臆造，并将“大禹治水“这一说法的可查记载提前到了近三千年前。虽然，周人对大禹的这种记述也可能有不可靠的成分，但是这毕竟是把大禹的历史又向前追溯了一步。

自原始社会起，人与自然的斗争伴随始终。大禹治水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能明确跟大禹联系起来的治水遗迹，而大禹的身份也不能直接确认，但他作为一个象征早已印进了广袤的华夏大地，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里。期待未来更多的考古发现，能让这位英雄真正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