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放生——国企改革亲历者

周放生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郑超

　　出生于1949年的周放生，算得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

　　周放生是老工人出身。现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如今，他还有一个新头衔：纪录影片《绝境求生》的总策划。

　　好男儿志在四方

　　“四九年冬天部队进城，贺龙带着18兵团入川。成都一解放，我就出生了，因此我取名放生。”对于自己名字的由来，周放生如此解释。

　　周放生三岁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受父母影响，他打小喜爱读书，每天最喜欢的事就是泡在图书馆里。

　　1966年，中央提出“三线建设”任务，陕西汽车制造厂到周放生所在的中学招工。周放生被录取了，从当学徒开始，一干就是十几年。

　　有人说他傻，有留在北京的机会，却非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

　　“男孩子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好男儿要志在四方。”周放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的身份虽然多，但最认同的还是一名工人。

　　第一代国企销售员

　　周放生所在的陕西汽车厂，生产军车，1978年才开始做民用车，当时厂里提出要自己找途径销售汽车转向机。

　　“厂里让我和另外一个工人去负责这事，当时我想，我老家是四川的，干脆回成都看能不能卖出去。”周放生回忆，当时的转向机装完后有一米长，七八十斤重，两人费了一番周折，才把这个大家伙抬上火车，向成都出发。

　　第二天一早，周放生和同事找到四川省第一运输公司，“去了之后，把图纸打开，产品放桌子上，给他们讲课，讲完后装车试验。司机一开，说这个转向机比他们那个轻的多。”不久，四川省第一运输公司就到陕西汽车厂订货。

　　作为销售，周放生拿到了第一个订单。

　　“然后我又去找四川省第二汽车运输公司，局面慢慢打开了。”讲到这里，周放生脸上绽放着自豪感，因为他是全国最早一批国企的销售人员。

　　“中央来的和尚会念经”

　　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从1998年到2000年，使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扭亏为盈，实现脱困。

　　说起当时的困境，周放生面色凝重起来，“全国的国有企业都非常困难，政府门口都是上访的。因为没有工资，职工只能找政府，社会很不稳定”。

　　此时周放生已经被调回了北京工作，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国有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他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

　　周放生印象最深的是内蒙古通辽市，那个城市偏僻落后，中小企业居多，大多数企业都停产了，职工们天天到市政府门口去堵。当时通辽市市长叫赵双连，他提出要改制脱困，把中小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

　　赵双连的改制脱困方案遭到了质疑，因为当时没有中央文件作为依据。于是，赵双连请周放生去通辽给他们讲一次课，理由是：虽然手里没文件，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周放生又是中央来的“和尚”，说的话大家都信。

　　“我当时讲南方怎么做，他们怎么通过这种改制的方式解困突破，解决问题。听课的都是市里领导和各企业的老总。听完课他们讨论，既然北京来的人说南方这么做，应该也代表了上面的精神，大家就接受了改制。”周放生指出，改制过程中虽然也很困难，矛盾冲突多，但三年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化，很多企业恢复生产了，职工也有工资了。

　　周放生又讲了一家名为沈阳黎明的军工企业的例子。这个厂是生产飞机发动机的万人大厂，当时也面临着职工开不出工资的问题。那时中央有个政策叫下岗分流，上面要求总经理林左鸣下岗6000名工人。下岗就意味着失业，这个工作非常难做。林左鸣当时想到了改制分流的办法，即把中小企业民营化。

　　周放生打了个比方，比如船要沉了，下岗分流就是给你救生圈，自己跳海里，有本事就上岸逃生;改制分流则是给你一个小船，员工们一起逃生。

　　“两者的存活率肯定是不一样的。林左鸣想用这个办法减少职工下岗，但领导认为这么做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周放生说。

　　林左鸣也找到周放生问对改制分流的意见，周放生同意并协助完成，最终有上千名职工没有下岗，度过了危机。

　　“当时林左鸣是冒了个人仕途的巨大风险，甚至是被判刑的风险做出这个决定，直到2002年，中央出台文件，改制分流才合法了。”周放生感慨，改革就必须得有一批人敢担当，敢先行。

　　转行“影视人”

　　2009年，60岁的周放生退休了，做了半辈子企业改革工作的他，“下海”拍起了纪录片。然而，拍纪录片也没有离开他的老本行——企业改革。

　　《绝境求生》讲述的是50多年前，为发展中国的核工业，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来到西北荒漠，建起一座不为外人知晓的小城——“核城”。30多年前，一家国有上市公司在这座饱尝中国工业历史殊荣的小城诞生。

　　2009年，这家公司行将倒闭，引发了职工上访事件，一连串去留生死的冲突开始爆发和蔓延。

　　《绝境求生》一开头，其独特的视角就将观众深深吸引，镜头中，“核城”事件中各种当事人的独白，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国西北戈壁的核工业基地上，企业和职工深陷绝境后的命运。影片冷静凝视了企业变革过程中的阵痛和艰辛。

　　目前这部影片已荣获2016“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最受社会关注纪录片”奖等诸多奖项。

　　谈起为什么要拍纪录片，周放生说：“我是国企改革的亲历者，看过太多的悲壮和惨烈。整个中国的改革基础就是企业改革，我觉得应该有人用纪录片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这段历史必须真实。因为再过50年，我们这些国企改革的亲历者都走了，历史如果没留下任何影像，会很遗憾。”周放生强调，他拍的不是商业大片，而是关于破产重整的一部全方位教科书。

　　当记者问起从政府干部到下海当“影视人”是否有心理落差时，周放生笑言，自己一直没有把自己当成领导，一直就是个老工人，所以谈不上身份的转换。

　　“我最值得炫耀的，或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在企业当过那么长时间的工人，这打下了我人生最好的基础。我知道工人是怎么回事，社会底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尽管今年已经70岁，但周放生觉得，自己还年轻，“未来我还要拍更多的企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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