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望向互联网新浪潮，上海在瞭望什么

很多年前，不少杂志便开始推出类似“城市魅力排行榜”的榜单，评出诸如最陌生的城市，吸引人们探寻，用最具潜力城市的旗号召唤商家投资，评出最美的旅游地，让游客慕名前往，几十年后，当时陌生的地方已经成了游人如织的真切对岸，当年稀松平常的土地上也已经高楼林立，房价令人望而却步。

排行榜的权威与否并不重要，但因它激发起的竞争和追逐日益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话题，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和更加便利的人口迁徙，许多城市也因其特质被贴上了固定标签，比如杭州，靠着互联网巨头和科技创新再次扬名，吸引了无数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后落脚于此，比如成都，悠闲的生活方式和无尽的美食与网红经济召唤着一代人去证明，“远方的蜀地和火锅”真的可以生活得巴适。

尤其是历经工业化浪潮之后，我们今天定位新时代时，所谓“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的依赖到底归于哪个领域，什么又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终极方向，成为执政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创业者谋划前路的方向和择业者慎重选择的路径。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是继续依靠房地产拉动内需，还是充分发挥千年文化的内生动力成为最明显的IP走红网络进而带动消费，都决定了未来几十年一座城市的形象。当然，“互联网+”也从最得力的帮手成为了站在中央的驱动。并且，它作为一个新的标准和容器，开始为新的城市排名做好了区分和归类。

“新一线城市”的逻辑

近期，有机构发布了“2018年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作为一个连续五年发布的榜单，这一次让人关注的是，“北上广深”变成了“上北深广”，另外，15个“新一线城市”也跻身其中。毋庸置疑，在传播上这份榜单是成功的，它不仅炒热了“新一线”的概念，也至少给了15个城市进入“一线城市”的梦想机会。这15座城市分别是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东莞和无锡。

《新京报》对此评论，“一线城市”本质上是一个房地产概念，起初源自于房地产企业选址的标准。这一概念随着房地产行业的火热以及房价飙升而根深蒂固。“新一线”正是借助这一热度而衍生出的新概念，其本质上是一个针对城市商业维度的传播概念，也因此并非综合性评价。

在此之前，中国还曾官方发布了9个“国家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不难发现，缺了深圳和杭州，这份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名单更具有行政色彩。而当我们讨论“一线城市”时，除了行政力量的支持，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市场力量。比如，归纳北上广深这四座城市的特点时，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经济（产业）实力、区位优势、人口净流入、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都被认为其成为一线城市不可或缺的要素。

“互联网+城市特质”

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探讨，在一线城市排名“争夺”中，那些在新时代让市场发挥影响力的内因到底是什么，在互联网成为大势所趋之后，“互联网+”后面“+”了什么才是最有效的驱动？毕竟，基于城市特质的优势才是最根本、最难以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当城市资源逐渐枯竭，基于城市文化散发的活力才是最大的不动产。

以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的互联网带动城市发展为例，互联网行业1999年到2015年的投资数据显示，7000多笔投资中，注册地为北京的企业拿到了3394笔，上海的企业拿到了1532笔，深圳和杭州分别是660笔和452笔，全国互联网行业投资的82%都集中于前四大城市。

其次，从城市吸引的产业类型来看，同样是1999年到2015年，除了电子商务稳居第一，北京获得最多投资的互联网产业领域是汽车交通和文化娱乐体育，而上海则是金融和本地生活，杭州的电子商务占到51%份额，深圳则凸显出制造业和游戏产业的强劲势头。

通过细分领域的数据，明显反映了城市特质和产业发展环境的不同。上海金融环境的发达，孕育了比例较高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因为对生活品质的关注，一方面孵化出了大众点评、饿了么等本地生活服务企业，另一方面孵化出拼多多、哔哩哔哩这样偏社交和社区的互联网企业；深圳则以华强北为核心，带动了智能硬件领域的发展。

从未间断的沪杭之争

尤其是当我们讨论“互联网+”成为一座城市的技术动力，“互联网+城市文化/城市特质”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时，靠阿里巴巴和网易等企业创造出巨大吸引力的杭州似乎正在成为新的领军城市之一。

比如，当下最热的粤港澳大湾区，目标是建设继美国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东京大湾区后的全球第四大湾区，有深圳、广州、香港和澳门这样的城市加持，似乎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与此同时，以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和舟山群岛为主体的杭州湾大湾区应声出炉，似乎就稍显薄弱。尽管电子商务中心的杭州、全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宁波身在其中，但2017年这些城市GDP总和3万亿的规模与粤港澳大湾区10万亿仍然相去甚远。为此，有声音指出，加上上海和苏锡常的“环杭州湾大湾区”似乎成为了可能。

但问题是，加上上海的这一大湾区概念，主导权仍归杭州还是易位上海，成了新的问题。是否以上海为中心，杭州苏州宁波作为副中心，打造一个集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自由贸易港于一体的城市群，才更有可能与其他世界级大湾区一较高下？

这时，有媒体指出，如何去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不妨引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合作开发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指标框架包含了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资源环境、消耗排放和治理保护五大方面。如果认为这一系统过于繁复，还可以用更简单的指标审视，即单位GDP能耗——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地区）每生产一单位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

按照这一指标排序，2015年杭州成为仅次于北京和深圳的城市，甚至能耗数低于上海。这座民营企业和创业者的天堂，2016年独角兽企业的总估值就达到了1335亿美元，占到全国总估值的27%，几乎是隔壁上海的两倍。似乎阿里和网易的存在就足以抵过千言万语的夸赞。

但相比上海，杭州也凸显出了其最大的问题——人口。虽然根据官方数据，杭州的人才净流入率2017年前三季度达到11.78%，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被北上广赶走的外地人，正在用脚投票，但杭州人口的绝对数量还是太少。2016年，杭州常住人口仅为918.8万人，外来人口182.8万人，比起一线城市动辄2000万的常住人口、800万以上的外来人口，杭州追赶起来实在有些吃力。有媒体认为，直到2017年，二线城市才意识到人的重要性，纷纷开启抢人大战。假如未来杭州不能拿出足够的诚意和吸引力，那它得来不易的地位将会很快消失殆尽。

上海互联网的异军突起

有过与“黑马”杭州的对比，再回过头来讨论老牌金融中心上海和它的产业经济发展似乎更有必要。

长期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上海错失互联网机遇”“上海为什么没有BAT”，这些说法虽然能博眼球，严谨性却经不起推敲。因为城市的互联网基因本身就是伪话题，在中国，没有哪个城市天生就有互联网基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第一波民营经济创业潮无一例外不是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历史的必然，也符合中国当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产业链位置及比较优势。但遗憾的是，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却不符合上海这座城市特定的比较优势。因为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具备一定技能但又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上海的人口规模有限，收入水平一直高居全国之首，那些在江浙、福建、广东等地蓬勃兴起的轻纺、玩具、家电等产业在这座城市不可能有一丁点优势。相反，靠着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壁垒维持着的上海原有产业也面临来自这些地方的有力冲击。这是上海错失了第一次“创业潮”的主要原因。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大潮兴起。不过，第一代互联网企业多是门户公司，具有非常强的信息服务、甚至新闻服务性质。很遗憾，上海既不具备北京独有的“中国信息（新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也没有北京那么多的科研院校及其支撑起来的技术优势，这就使得像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百度这样的门户型互联网公司不可能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错失第二次“互联网创业潮”的主要原因。

而最近，拼多多的市值超过百度成为中国第五大互联网公司，不仅在业内引起震动，也一石激起舆论千层浪。在2019年二季度财报中，拼多多总收入达到72.9亿元，同比增长169%，移动端平均月活3.66亿人次，同比增长88%，活跃买家4.832亿，同比增长41%，每位活跃买家年度支出1467.5元，同比增长92%，财报一出，拼多多股价大涨16%。外界对这一新闻的解读多集中于两种商业模式的此消彼长，惊叹于拼多多模式的强大生命力。

与此同时，却忽视了拼多多崛起的背后是整个上海互联网业的集体爆发，而拼多多只不过是其中最为抢眼的一个。我们看到，在中国市值前十的互联网公司之中，上海如今已占据两席。而在今年8月14日工信部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强榜单中，上海更是以19家公司上榜的成绩，成为仅次于北京的互联网重镇。如今，除了拼多多之外，上海还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正在日长夜大，例如新消费社区小红书、年轻人的视频平台哔哩哔哩、餐饮业互联网平台大众点评和饿了么等等……它们在“互联网创业下半场”的集体爆发，使得上海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成为新经济产业的热土。

浪潮拍打上海滩

杭州海博翻译社的翻译马云，在西雅图目瞪口呆地看着新鲜的互联网；深圳润迅工程师马化腾，深夜研究着以色列人发明的通讯软件ICQ。对互联网一窍不通的张朝阳，决定把雅虎照搬到中国，起个仿名叫搜狐。这是中国互联网最初的模样。

但不同于信息洪流还被大洋阻隔之时，如今的“互联网下半场”，那种“海外的先进技术和商业模式搬回国内便是财富”的状态不复存在。

在最新一轮中国创业大潮中或者所谓“互联网下半场”，比拼的已经不再是廉价劳动力和税收及各种政策优惠，而是领先的科技、优秀的专业人才、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以及开阔的国际化视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合商业发展的规范的法律政策环境。

在这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中，上海在下半程的一些优势已经有所展露。例如，在被公认为决定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上海已经提前押注并处于领跑地位。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拥有人工智能核心企业1000余家，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就包括了像依图科技等行业领先企业。

而上海，作为自开埠以来一直被誉为“中国工商业中心”的城市，几乎拥有这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绝佳环境。在新电商领域，拼多多将分布式人工智能技术和电子商务相结合，通过算法和大数据了解并满足消费者需求；在共享出行市场，哈啰出行推出智慧系统“哈啰大脑2.0”，实现两轮出行全链路运营决策智能化……

不久之前，专门支持科技创新企业融资的科创板已在上交所正式开板，而着眼于扩大对外开放的上海自贸区新片区也已划定。可以说，无论从国家战略、法规政策还是金融扶持等各方面，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东风已经齐备。

十几二十年前，上海以仰望的姿态注视着硅谷互联网浪潮的喷涌而出，随之而来的是全世界的波澜。20多年之后，当我们见证中国互联网的又一次澎湃之时，这次黄浦江畔的浪潮声超乎想象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