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父子不同的用人制度，浅析魏晋“门阀”制度形成的原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徐中舒、唐兰先生考证，金文中屡见之“蔑历”，大概就是简阅、称美某人功劳、资历之意。“伐阅”一语，就是蔑历一语的变异”。

史学界公认，门阀制度的兴起的时代就是在魏晋时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门阀制度在魏晋时期大行其道呢？又对当时及其后世存在着什么影响的？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说起门阀制度，必然要说起与它联系密切的选官制度。在最初的春秋时代，采取的分封世袭制，也就是“世卿制”。王的儿子是诸侯，诸侯的儿子是卿，卿的儿子就是士大夫。这种传承方式都是在贵族之间传递，和普通的老百姓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也就是说老百姓基本是没有做官的可能的，像伊挚、傅说这样的平民做官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秦始皇统一之后，废除了分封制，采用了郡县制，发展到了汉代，选官制度就进步到了“察举制”。然而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也面临崩溃了，已经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清白寒素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地步了。

汉末三分之际，天下大乱。原有的制度全部被打破，而当时的北方的霸主，曹魏集团的奠基人曹操，就不是出身于世家大族，而是出身寒门。不但是出身寒门，而且还是出身于最为高门所不齿的“阉宦之后”。

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司马氏和曹氏之争，其实就是世家大族和寒门之争。

所以曹操的用人制度就和自秦汉以来的所有的制度不同，他打破了察举制的藩篱，他选拔人才的方法是“唯才是举”，这就使得许多出身不是那么高贵的人才，汇聚在曹操的周围。曹操破格用人、整饬吏治的政策，制造出了魏国的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但是后来，曹丕继位作了皇帝，魏国的政治局面就有了变化。

最能体现出曹操“唯才是举”的例子，就是他在建安年间短短的八年间，连续颁布的举才三令。这三道诏令鲜明地说出了他的“唯才是举，不论出身”的主张，曹操如此急切的招揽人才，可以称得上是求才若渴了。。

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建安二十二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汗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

其实这三令的内容基本相同，我们可以从这三令中看出，其实曹操的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唯才是举”！

曹操不仅在形式上公布“唯才是举”的命令，而在实际用人上，也是这样做的，他所选拔出来的不少知名将领都是当时出身寒素之人。

“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曹操的唯才是举，打破了秦汉以来，压抑寒门人才的习惯。但是曹操并不是刻意的去使用寒门人才。他是真正做了“唯才是举，不问出身”。这点从他身边的许多世家子弟就能看的出来，下面略举几例。

李典，山阳巨野人，他的从父李乾有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李乾以众随曹操征战。李乾死后，李典代领其众。官渡之战时，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

臧霸，泰山华人，先随吕布，后归曹操，曹操使他领青、徐两州。

许褚，谯国谯县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壁以御寇。后归曹操，为操的宿卫，很见亲信，官至武卫中郎将。

曹操的主要助手，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也主要是来自世家的名士。曹操所用的士人中，最器重的荀彧，就是颍川人，出自颍川荀氏，当时是颍川世家的第一流门第。荀彧的父祖都是“知名当世”的人物，叔父更是位至司空。曹操不仅任用荀彧，而且对荀彧推荐他的人才也是量才使用，这些人物最后都成了建安年间曹操集团的骨干，在曹操左右居于重要地位。

《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称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严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

从这上述的例子中不难看出，曹操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他既使用寒门子弟，也任用世家子弟和豪族俊秀。在曹操的眼里只有能力的高低，而没有门第的上下。李典等人，都显然是豪族中人物，而荀攸、锺繇、陈群等人，则是属于世家子弟，像张辽、徐晃等人则是寒素出身的将领，曹操能够对他们一视同仁，视能力而任用，而不是计较门第的高下而有所取舍，所以得到了这三种阶层的人才的效力，最后得以统一北方。

曹操所用的地方官，也多是名士。曹操取得冀州后，网罗了一些冀州的人才，取得荆州后，又网罗了一些荆州人才。这就说明了曹操用人，注重的是真才实学。他甚至不问品行如何，只要有才能，都任用。他的这些举措正如当时的大儒同时也是世家子弟的王粲夸奖他的那样：

“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此三王之举也。”

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操的用人方式截然不同。曹操“唯才是举，无论门第”的精神，到了曹丕在位时就有了变化。这些变化，我们通过同时在曹操和曹丕时代，都担任过官员的一个人的际遇，就能解释的很清楚了。这个人就是杨沛。

杨沛，冯翊万年人。初平年间，作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他历任曹操时期长社令，九江、东平、乐安太守，邺令，护羌都尉，京兆尹等职，任职期间一再为曹操所称赞。

杨沛在担任长社长时，曹洪的宾客征调不肯如法，杨沛先打断他的脚，然后杀掉。曹操以为能。在九江、东平、乐安任内，也很有政绩。沛因坐与督军争斗而髠刑五岁。输作未竟，曹操听到邺下颇不奉科禁，想起杨沛的严能，遂从徒中起沛为邺令。曹洪、刘勋等听得消息，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收敛。这样一位严能之吏，到曹丕时却是“冗散里巷”，“家无余资”，“妻子冻馁”。

从杨沛前后不同的际遇，我们不难看出曹氏父子用人标准的不同。像杨沛这样以严能起家的人，在曹丕时代，就不免走到末路了。这一切变化的开始，就是九品官人法的制定。

说起“九品官人法”，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就是陈群，这个陈群，就是制定“九品官人法”制度的官员。

《三国志·魏志·陈群传》载：“文帝（曹丕）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九品官人法”这个制度，《通典·选举典》中讲的很清楚：“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

从上面所述，让我们看到了“九品官人法”的出现，就是为了给衣冠士族服务的。州郡县的中正，都是在朝廷任职，有名望的本地人来承担，那么有资格任职中正的人，自然是以本地的士族名士为主。

担任中正职务的另一条件是“德充才盛”。德的问题一提出，那些“无德无行，不仁不孝，受金盗嫂”，但是很有实际能力的人，就很难品评出来了。所以这九品官人法一出，其实就等于是把曹操“唯才是举”的三令精神全部推翻了。

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实质上就是和汉末“月旦评”基本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月旦评”是社会舆论，九品官人法是官方评定罢了。九品官人法出来后，“中正”一职就被各地在京作官的世家名士所把持，而九品所品评的人物，其高品也都被世家高门所独占。

那个创制“九品官人法”的陈群在曹操时代，只是作到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椽的官职。他当时在朝中的态度颇有自嘲的风采，称自己“在朝无适无莫（凡事无可无不可），雅仗名义，不以非道假人。”（《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但曹丕一上台，他就活跃起来了。

篡魏的司马氏的奠基人司马懿，在曹操时代也没什么地位，担任的官职也不高。他也是在曹丕的时代才变得重要起来。后来陈群、司马懿的地位居然和魏宗室曹真的地位一样高，都成为在曹丕死时受遗诏辅政的人物。

从陈群、司马懿的例子来看，就足说明以陈群、司马懿等人为代表的世家高门在曹丕当政的时代，又重新走上魏晋时期政治舞台的最前沿。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讲的，曹魏和司马氏之间的斗争是寒门与高第之间斗争的原因吧。

在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品评人物制度下，朝廷当局的选官用人，就逐渐发展到了正如晋人刘毅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那种状态了。而“门阀”制度，也堂而皇之的走上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