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霍乱之夏：一个城市的防疫与中医的命运（一）

好像有一个魔鬼当了道，一个又凶狠又蛮横的魔鬼，这家伙尽管长期以来已在肆虐，可眼下却公开称王称霸、肆无忌惮起来，悄悄在人心中散布神秘的莫名恐惧，叫它产生出的念头，这个恶魔，名字就叫麻木不仁。

——[德]托马斯·曼《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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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假如你在1932年的夏秋之际拜访成都，会看到这样一种末日景象：以往傍晚在府河边喝绿豆稀饭、韵茶、摆龙门阵的市民不见了踪影，仅留下蝉鸣声不知疲倦地填补着空寂；街边的茶馆酒肆门可罗雀，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云集的“扯谎坝”空空如也；“往来舆马若云屯”的通惠门，停满了一车一车准备运送出城的棺木草席；家家户户门前挂上了红灯笼，在夏末湛蓝的天际下，整个城市星星点点的红光透露出诡异、死亡的气息。

当代成都茶馆

路人行色匆匆，偶然撞见，他们都会对你这样的陌生人避之不及，只丢下一句话就迅速离开：

“还来省城爪子，虎疫来了！”

虎疫是什么？是老虎带来的疾病，或是老虎成灾？老虎为害，是人稀兽众的偏远山区才会发生的事情。成都平原最近一次老虎食人的记载，是在战祸连年的明末清初。那时蜀中百姓屠戮殆尽：“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但这也是三百年前的故事了。经过了数代移民，生齿滋长，此时蓉城人口已达三十万以上，别说老虎，方圆百里内恐怕连野狼野猪也难觅踪迹。

其实，“虎疫”之所以以虎为名，是因为其英文发音为“虎烈拉（Cholera）”，它的另一个译名现代人可能更加熟悉——霍乱。

“霍乱”一词在汉语中原指急性肠胃炎，它没有什么传染性，“自古以来，至清之中叶，言霍乱者，未有杀人如麻及大流行之记载”。而被称为虎疫的“虎烈拉”发源于南亚次大陆，可谓是一头“孟加拉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医界开始普遍以“霍乱”来指称这种可怖的瘟疫。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虎烈拉”疫情，是发生在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海路传入而引发。此后霍乱的病菌沿着水路逐渐扩散到内陆，同治六年（1867），四川出现了霍乱爆发的首次记录。

嘉庆

染上霍乱的患者，最初会感到全身虚弱、盗汗和胃部颤动，随后是惊人的腹泻。腹泻持续几小时后，大便就变成了一种无味的白色液体, 俗称“米汤便”。恶心与呕吐又使得染病者饮水极为困难，脱水引发痉挛和四肢的剧痛，当身体排干了它的体液时，患者体重迅速下降，皮肤开始松弛、堆叠、起皱，肤色变蓝，最后几乎暗成了黑色。患者的声音也变得沙哑且有崩溃之感。这些疫病症状发生在 5-12小时之内，若没有及时、正确地救治，霍乱患者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相比较染病致死的痛苦过程，令人群更加莫名恐惧的是霍乱极强又极快的传染性。对缺乏现代传染病知识的人来说，它好比鬼魅作祟，来无影去无踪。在这种杀人如麻又防不胜防的疫病威胁下，人们似乎摆脱了阶级的高下、行业的差别，统统成了“瘟神”案板上待宰的鱼肉。纵使你是高官巨贾，也逃不过死神的眷顾，因此民间有“红灯笼，高高挂，先死穷人后死官，发财人死在八月间”的歌谣。

1932年的霍乱疫情席卷了除新疆、青海、西藏外的绝大多数省份，四川数地都有疫情发生，当年的医药类报刊《广济医刊》中报道了四川内江数则染病致死的例子：

“有刘某在茶馆问友人云，今晨中街出若干具，友达共出六十四具。刘正谈笑间，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其友初尚以为戏，及观其色变，始觅医药治，医未至而刘已死矣。

又道士赵隆文，往龙院开灵。甲家死三人，乙家死二人，丙家死一人。道士在乙家作法时，竟伏地不起，主人尚以为作法，良久，呼之不应，气息身冷矣。

又有中医杨之厚，为某家诊受疫者六人，诊未竣，开方亦未完，医云，‘我回家后必死，不再诊矣，诊金毋须交也。’主人愕然。医归，是夕竟死去。而所诊之六人，亦不能救。”

虽是医药类期刊，但作者叙述染疫身死的例子没有详细描写患者的病情、致死的过程，却极力渲染死亡的意外性和突发性，大有道听途说作小说家言的风格。

其中提到的病例，尤其是那位中医杨之厚中断诊治、归家而亡的故事，其背后的意涵颇值得玩味：在虎疫的血盆大口前，绝地通天的术士、妙手回春的杏林子弟自身都难保，更不用说驱病救人了。

02

成都，这座拥有三千年建城史的古城，到20世纪三十年代时，“旧的已经渐渐毁灭下去，新的工业文化还没有影子，却已染上了浓厚的浅薄的商业色彩。”电灯、电话、汽车等现代器物已经在城里出现，警察、西式医院、新式大学等现代组织也在此扎根，1928年成都成立了市政府，市政府下设社会局、财政局、卫生局、教育局、公安局，现代市政的基本架构成型。

架子虽然搭起来了，却是搭在了流沙上。三十年代，四川政治的舞台依然是大小军阀轮番主唱，成都经历了民国初年的黔军、滇军、川军的争夺；1917年惨烈的巷战；二十年代的杨森进驻后又被驱逐；到1932年，城头正飘扬着三面“大王旗”：刘文辉、田颂尧与邓锡侯。

邓锡侯

此时的成都市政府夹在三支军队间蹒跚而行。 军队系统与政府间权责不清，税收大部分被军队把持，包括卫生局在内的政府机构空有架子，甚至政府官员的任命，往往都是三军争夺妥协的产物。 三方关系微妙而又暗潮汹涌，成都的政治结构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直到1932年十一月，刘文辉与田颂尧最终以巷战打破了这种平衡。 而在此之前的七、八月份，全国性霍乱在成都爆发。

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虎疫”来袭时“神仙们”正在摩拳擦掌、蓄力待发。当时负责民政的成都市政府财力人力都捉襟见肘，就算想要开展防疫工作，也有心无力。除了依靠驻军印制一些防疫传单张贴于大街小巷，剩下的只是由卫生局采购一些防疫药品提供给临时成立的防疫医院：

“所办防疫注射药品，刻已运到，交由红石柱防疫医院救济市民，特由该会印制免费证二万张，交由公安局转发各区警察署所，转各街街正，发给劳工苦力贫民，持据前往红石柱街防疫医院注射，以免传染时疫。”

二万张的免费证，对于“虎口”下的四十万成都居民，无异于杯水车薪。

当时成都的西式医院数量少得可怜，仅有四圣祠北街的“仁济医院（后部分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陕西街的“存仁医院（后也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眼耳鼻喉专科）”，马道街的“博爱圣修医院”，北郊张家巷的“平安医院”四家，而且它们都是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会）办的医院，对保守的成都居民来说，西医的接受度并不高。

政府的无能，医院的匮乏，绝大多数成都人只能向杏林弟子投去求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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