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冥想——科技向善里的玄学 | 零度 25

　　硅谷正在小心地应对技术产生的后果。这是内省的表现，还是不过是一次精明的公关行为？

　　撰 文 I 安德鲁·马兰茨（Andrew Marantz）

　　翻 译 I 王玉洁

　　编 辑 I 司 欢

　　出 品 I 零度工作室

　　编者说

　　在8月底召开的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马云和马斯克展开了一场特别的对话。两位各自被技术成就的传奇，在看似具象的话题下，双方的对话天马行空，却“自说自话”。比如谈到AI时，马云表示并不认为AI恐怖，因为人类很聪明；而马斯克却认为人类低估了AI的能力，人们有可能创造出比自己更聪明的东西。

　　有人评价说，两人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的背后实际上是认知边界的不同。相较起来，马斯克似乎对地球，对人类掌控技术的能力都持有一定的“警觉”情绪。实际上，这种“警觉”在硅谷并不少见。在这个技术正在重塑世界、科技公司掌控越来越多话语权的时间点，硅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他们真的如最初所设想一样，通过技术帮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了吗？

　　接下来分享的是《纽约客》记者安德鲁·马兰茨观察到的一批硅谷人的意识觉醒和他们对解决方案的探索。原文标题《Silicon Valley’s Crisis of Conscience》，刊载于8月26号刊，译文较原文略有删减。

　　01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对伊莎兰（Esalen）研究院一无所知，另一种是对其无所不知。想知道你对面坐的是哪种人，只需要拉长音，沉闷的说几个字就可以了，那就是“有压力呀”，然后静观其反应就可以了。对方可能会一脸茫然的看你一眼。也可能会滔滔不绝地给你讲一连串的离奇故事。“这不是某一个地方，”一位职员一边摆弄着花园家具，一边告诉我，“这是一片妙曼圣地，是一座黑暗中的灯塔，是帮助我们活得更人性化的人生向导。”

　　伊莎兰学院

　　伊莎兰的全称是伊莎兰学院，创建于1962年，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在这里，六十年代时著名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和著名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促进了“药源性神秘主义”（“drug-induced mysticism”）课程；心理治疗师弗烈兹·波尔斯（Fritz Perls），主导了“完形讲师班”，课上经常会让人通过大声哭喊释放被压抑的各种情绪……

　　伊莎兰联合创始人迪克·普赖斯和迈克尔·墨菲双双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并成为了精神学家。两个人均出生于富有世家。他们将伊莎兰视为“新思想实验室”，反主流文化的独立智囊团。即使后来，在80年代到9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对“贪婪是好事”这样的主流意识默而不言，伊莎兰的信念仍然坚不可摧。世人迷失了方向，伊莎兰想把他们带上正道。“我们的初衷始终未变，鼓励大家摆脱正统观念，探索真相，”88岁高龄的墨菲如是跟我说，“这种真相可以是个体心理上的，精神上的亦或是社会道德上的。”

　　周末，心力交瘁的高管们会去高档的新时代静修中心调养生息，放松髋屈肌，清理意识，然后带着健康的身心和充沛的精力去开始一周的工作。但来伊莎兰的人多来自于硅谷，比如英特尔和帕洛阿尔托研究所，最近还有苹果、谷歌和推特的人也经常拜访伊莎兰。伊莎兰的校董会成员有脸谱早期员工、谷歌校友和爱彼迎前主管。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反主流文化智囊团与其他各行业领袖（如快餐行业，清洁煤行业）的思想碰撞，激发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但对于技术大咖们来说，他们的使命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英国脱欧、2016年美国大选和抵制技术运动接连而至。《纽约时报》刊文称，“特朗普赢得大选是因为有脸谱网助力”。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发文“民主能否逃过互联网之劫?”甚至是脸谱上发的帖子明显煽动了缅甸罗兴亚族的种族灭绝事件，数月来该公司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却表现地犹豫不决。显然，不该是这样的。

　　伊莎兰的定位正好可以帮上忙。2017年，伊莎兰当时的CEO是34岁的本·陶贝尔，谷歌前项目经理。“在硅谷，显现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意识，有人开始认识到他们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并不一定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他告诉《时代周刊》说，“这些CEO内心是痛苦的，晚上经常失眠。”如果这些技术大咖已经去伊莎兰寻求道德和精神上的导引了，也许伊莎兰能够将他们引向一条没那么贪婪的道路上。“作为一个组织，我们如何判定自己的影响力？” 陶贝尔继续说，“我们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来提供帮助。”

　　有人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很少有人否认“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不是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长期以来，硅谷精英们总是以一副自命清高，狂妄自大的姿态示人。现在，他们感到了羞愧，或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无法决定自己是否应该感觉像是受害者或是受鄙视的人，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梳理这些问题的地方，”一个人际颇广的硅谷精英组织者告诉我。“这里不是别人说些他们想听的会议室，也不是每个人对他们大喊大叫的公共场合，而是第三个地方。”

　　“湾区的一些人正在醒悟，”高管教练陶贝尔最近告诉我。“他们意识到了事情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自己有责任让事情走向正确的方向。他们正在试图说服同事们也这样做。”他说道。“一些人在探索正念疗法、身体按摩工作法、迷幻体验。个人成长有多种形式。最终，如果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能够通过简单地做出一个更具道德的决策，使数以亿计的用户减少沉迷、孤独、困惑和痛苦，难道这不值得一试吗？”

　　02

　　四月月底，旧金山一个平静的早上，一家非营利机构人道技术中心在SFJAZZ召集了三百多人开会，其中有来自Pinterest、Craigslist和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谷歌和脸谱网的副总裁，著名风险投资家以及许多 “讲故事的人”或“人本体验工程师”。还有亚丁·范·诺彭，她曾在奥巴马任职期间参与制定白宫的技术政策，后来到哈佛神学院搞研究，现在在运营Mobius，致力于“使技术以提升人类福祉为目标”。“硅谷现在就像是一个接受诊疗的病人，”她说。“有一种人还停留在回避和否认的阶段——想着‘该如何防止其他人知道我们生病了？’另一种人只想快速消除表面的一些症状，以期疾病能自行消失。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想寻找有效的疗法。”来到SFJAZZ的人就属于第三种——对硅谷非常关切的公民。

　　会议开始之前，范·诺彭请几个人一起吃了早餐，有脸谱网前职员贾斯汀·罗森斯坦，他参与开发了脸谱“点赞按钮”（Like Button）功能；以及谷歌前员工克里斯·梅西纳，他开发了Hashtag功能。“这个行业的自我批评能力还不够强，”梅西纳说，“但即使是像这样仅仅把大家聚起来，并承认问题的严重性，这在几年前也是不可能的。”

　　“几个月前也是不可能的”，罗森斯坦补充道。

　　一支乐队在舞台上弹奏垃圾摇滚“甘苦交响乐”，力图展现大家的悲观失望情绪，接着弹奏了给人以希望的《迷墙》（Wonderwall）和呼唤理想主义的《想象》（Imagine）。乐队背后是巨幕，播放着各种令人忧虑的统计数据（多达16亿人每天都会刷Tinder），以及充满感悟的语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人类精神必须置于技术之上）。

　　一位冥想大师走上前台，闭上眼睛，开始念咒语。“深深的吸气，呼气，”她说，“感恩有活着的机会。” C.H.T执行总监特里斯坦·哈里斯也上了台，“我不是很确定，我们是不是正在发起一场文明运动。”哈里斯认为，正如能源采掘公司造成了环境危机一样，技术公司榨取人们的注意力，造成了注意力危机。

　　2013年，哈里斯在谷歌任职项目经理，负责开发Gmail。“现在有数十亿人在用这款产品，”他说。“我希望能就开发目的展开一次高于一切的对话：‘在试图控制人们大脑的时候，我们如何能确保这是道德的呢？’，而不是‘我们如何才能让人们更多地使用该产品？’”去年夏天，哈里斯去了火人节，回来后，他经历了意识危机。“我过去对生活的理解很狭隘，”他说。他开始考虑离开谷歌。还将自己的质疑写成了PPT。“对于更多地转移世界注意力这样的做法，我感到很担忧。”PPT上写着。“改变这种行为，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三张PPT上都写着这句话，文字下面放着一张照片，一个人双手抱着地球。

　　2017年火人节吸引了全世界约70,000人

　　如果某个人、某家公司或某个观点威胁到了谷歌的业务模式，谷歌通常会将其收购。从火人节回来后没几个月，哈里斯被谷歌任命为首位“伦理设计师”，负责“搜索存在什么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他的想法很少能被采纳。“人们并不是在挥舞着拳头，说‘我就不这么做，因为我们是贪婪的，’”他说。“感觉更像是说，这个很难，让人感到困惑，这触及了我们的底线。”两年后，他离开了谷歌。“我觉得，离开谷歌，更容易做成一些事情，”他说。

　　哈里斯创立了非盈利机构Time Well Spent（“不虚度光阴”），该名称也呼应了机构的使命，致力于解救被当代科技绑架的人类大脑。他在布鲁塞尔的TED演讲是“科技公司如何能更好地保护我们免受注意力干扰。”在温哥华的TED演讲是“几家科技公司每天是如何控制数亿大脑的”。他接受了“60分钟”和NBC新闻的采访。（哈里斯发现自己的行为有点讽刺，为了批评注意力经济，他在不断获取更多的注意力。）

　　2018年1月，美国科技媒体网站Verge发布了署名为凯西·牛顿（Casey Newton）的文章，文章称，“‘光阴不虚度’将引爆的下一个科技大辩论”。五个月之后，凯西·牛顿发表了追踪报道“光阴不虚度大辩论结束（ “不虚度光阴赢”了）”。科技巨头听到公众呼吁后，“迅速采取了行动”。苹果和谷歌开始给他们的手机软件增加注意力控制按钮，使用户更容易控制自己：消息推送变成静音、限制特定APP的使用时长、增加手机屏幕灰度控制功能、使糖果色按钮显得没那么诱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脸谱上发了一篇长贴，开头是这么说的，“2018年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我们所有人花在脸谱上的时间都不是在虚度光阴。”

　　在注意力经济批评声中，扎克伯格被视为是西斯黑暗尊主（the Dark Lord of the Sith）。他一旦增选了哈里斯的“咒语”，哈里斯的许多朋友就以为他的工作完成了。但是哈里斯认为这只是走向成功的一小步。“马克能意识到让大家不虚度光阴并且重申了我说的话，这很好，”他说。“相比于过去，现在手机变得没那么让人上瘾了，这也很好。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哈里斯在TED上演讲“科技公司如何能更好地保护我们免受注意力干扰”

　　03

　　“不虚度光阴”演变成了“人道化技术中心”，而哈里斯也开始提出新的问题，并将其升级到了危机层面。“70年代，你想让人们关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一些人却只是谈谈酸雨，” 哈里斯说道。“在所有人就问题层面达成一致之后，才有了环境保护运动。”今天，他继续说，“关于技术问题有些刺耳的不和谐声音——走极端、“技术怒”、社交控、自恋癖，但我们需要让大家知道这其实是更高层面的问题。”《连线》（Wired）杂志刊发的尼克·汤姆森的文章中写到，“到加利福尼亚州大苏尔的伊莎兰”。哈里斯告诉我，“并不是说这种头脑风暴非要来这里才能进行。而是在这种宽阔的自然空间，脱离日常生活，是逃离社交媒体哈哈镜的最快方式。”

　　四月，哈里斯在SFJAZZ的讲台上发表了他题为“人类降级”（人类降级：是指因支配人类敏感度的技术导致的人类社交能力的下降）的演说。有的听众对此嗤之以鼻。“降级”这种说法是不是太没有针对性了？除了说明问题，是不是也该说说如何解决问题了？在推特上，一些评论更加尖锐。“这种无知的行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数据专家兼人工智能开发者鲁曼·乔杜里推文说道，“而且，我刚刚听说他是在伊莎兰想到这一出的，如果你知道伊莎兰是什么地方，就可以解释所有这些事了。”

　　《摩登时代》描绘了人类被大工业机器裹挟的图景，如今，智能产品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时间“掌控者”。

　　伊莎兰变成了科技精英的道德灯塔，该学院的公共课程看起来和70年代的没啥两样。工作坊设有各式各样的内部课程，如“了解自己：过往经历”（Know Thy Selves: Past Lives）、“破碎世界的原爱神”（Wild Eros in a Fragmented World）、“心灵拼图”（SoulCollage）。当《时代周刊》刊发了一篇关于伊莎兰的文章后，陶贝尔被辞退了，伊莎兰的负责人不得不试图向其宝瓶座客户群（译者注：西方神秘学家认为人类正进入宝瓶座时代，象征了人类将从物质的追求过渡到自己内心的探索。）保证，他们拥护的圣地不会被技术兄弟们占领了。学院的宣传照中有很多梳着灰色马尾辫的人，而硅谷杰出人物占比很少。“最具开创性的事件，你永远都不会在网站上看到，” 一位伊莎兰内部的人告诉我，“他们做的很多事情，你只能在很多年之后的历史书上看到，或听说。”

　　之前就有过这样的先例。1980年，麦克·墨菲和其妻子杜尔塞设立了伊莎兰苏维埃-美国交换项目，促进了美国宇航员和苏联宇航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会晤。这些会晤多数是秘密进行的。（1983年的《新闻周刊》将之称之为“伊莎兰的温泉外交”。）1989年，鲍里斯·叶利钦踏上了由伊莎兰发起的美国九日之旅。他会见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去了休斯顿郊区的一家普通超市。

　　04

　　今年早些时候，我报名参加了伊莎兰的周末工作坊“数字戒毒：断网并重构生活”。教练有艾莉·斯塔克、布鲁克·迪恩、亚当·斯迈利·波斯沃斯基，他们都是公共演讲者和/或生活教练。周五晚上开幕式时， 在圆顶帐篷中，我们坐成了一个圈。外面是若隐若现的大海，海浪拍打在岩石上发出隆隆的巨响，让人稍稍有一丝的害怕。迪恩带领大家做了五分钟的冥想。“感知你的身体，”她说。结束后，他问，“好了，有多少人有一半时间在想，那是不是大海的声音，或者那是不是某种数码设备发出的噪音？”我举起了手。

　　波斯沃斯基提出了本周末需要遵守的几条规则。“我们将其说成是一种‘协议’吧。当我们说与手机建立更健康的关系时，我们通常是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说的，比如10点以后不再看手机。” 主要规则（不好意思，是协议）是禁带手机。这很容易做到，因为伊莎兰太偏僻了，几乎都没有手机信号。

　　教练还对谈话内容做了一些限制：我们要避免“W-沟通”，W是指工作。“当你看到某个人，不要以‘你是干什么的’这样的问题开启对话。” 迪恩说道。“或许可以说‘什么会让你感觉充满生机？’”这里也不鼓励大家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整个周末都用临时代称，如唐、葡萄、小甜甜。完后，我们返回小屋吃晚餐，有泰式炒河粉、花生酱、和各种调味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营养酵母。饭后，多数人都去温泉浴了。我也一路寻着硫磺味去了。

　　第二天早上，返回圆顶帐篷后，教练询问我们摆脱手机的前几个小时“是否有任何断瘾症状？”他们又带来几个其他教练一起来了工作坊——“不过，我们称之为游戏室”，斯塔克说。

　　一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拉梅什·斯里尼瓦桑自我介绍说，“我现在做的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技术如何影响世界”。

　　“不谈工作！”有人说道。

　　“哦，对，”他说。“我的研讨会将是……”

　　“游戏室！”

　　“不好意思，”他说。“我要说的是许多技术应用存在很大的不公平问题，许多被技术边缘化的社区正在努力创新。不过，我会尽量说的有趣一些。”

　　我加入了波斯沃斯基的游戏室。十几个人坐在阴凉处，波斯沃斯基递给大家一些白纸。“正面，画你在社交媒体上的自己，”他说。“反面，画你的真实感受！”关键是会存在矛盾。“就像坎耶·韦斯特说的， ‘Instagram让我看起来像是一个瘾君子，而我确实是上瘾了，这让我感觉糟透了’”

　　一个女瑜伽老师说：“对于我的工作来说，使用Instagram是不可避免的。我本人并不喜欢——女孩在沙滩上摆弄瑜伽姿势——但这可以吸引大家来上我的课。”

　　“我的工作是进行数字营销，”一位男士说。“到这里来，是因为我看了一个博主录制的视频，揭露了‘监视经济’，以及谷歌如何利用我们的数据赚钱并获取权力。我想，我也不可避免的参与其中了！我不在谷歌工作，但是每一个和我做一样工作的人都是这台大机器的一个齿轮。”

　　波斯沃斯基听完这些讲述，用极其柔和，充满同理心的语言说：“你们的工作离不开社交媒体，我非常理解。”

　　“我之所以知道这个周末的课，是因为我在脸谱上关注了你，”一位男士说。

　　“没错，”波斯沃斯基说道。

　　整个周末，大家更愿意谈论自己，而不是整个系统性问题。许多参加者说，手机上的新闻推送让他们感到恐慌，不堪负重。参与公共生活，并试着改变，是民主公民的工作。在数字戒毒课上讨论这些是另一种形式的“W-沟通”。

　　“一想到我们要面对如此强大的科技巨头，我就会觉的焦虑，无助，辞去在Instagram的工作之前我就经常有这种感觉，”一位男士说道。“我来这里是为了获得勇气，感觉一下团结的力量，但这开始让我感到失望了。”

　　“好，我们改变一下，” 波斯沃斯基说。“我数到三，大家一起对我们内心的批评家喊‘F**k you!’”喊完之后，每个人依次走到圈中央，听大家的赞许。（“你真凶猛”、“够忠实”、“够野性”）有几个人竟然还落泪了。

　　数字戒瘾之后，在我开车去最近的In-N-Out汉堡店停车场查看邮件之前，我和几个教练和参加者聊了几分钟。“删除账号，并不能解决照片墙的所有问题，”自然摄影师斯科特说道。“但处于高层的人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那些人也来这里体验一下，他们做出改变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

　　“你能想象马克·扎克伯格这些人，他们活在一篇赞扬声中，真的会聆听所有人的感觉吗？” 波斯沃斯基问道。

　　“马克只会说‘就这样，你很好’，” 斯科特说。

　　“你可能无法立刻见到成效，” 波斯沃斯基说。“但我认为，这些人终究能够拯救生命。”

　　在科技界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也有过类似的体验。2016年10月的第一个周末，特里斯坦·哈里斯和本·塔伯尔在伊莎兰促成了一次工作坊活动，当然这并未对外公布。“一些科技领袖人物和思想泰斗将在周末相聚于伊莎兰，开启新式科技设计对话，设计要以用户的人类潜能和意识为中心。邀请您是因为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并且具有对整个市场的独特影响力。”邀请函上如此写到，周末活动结束后，揭秘了参加者的职位（最后也都删了），有谷歌、Slack、和Tinder的联合创始人、苹果执行团队成员、脸谱执行总监——即将成为该公司最高领导的人。

　　陶贝尔和哈里斯很紧张的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恳求我不要提静修的事情，大家都希望保密。但其他几位参与者却很愿意谈论。“困扰我的很多问题都很快地得到了讨论，但这并不是当前最紧急的事情。”一款手机APP开发人说道。“我没有在温泉里待很久。多数时间是在和每个人真诚且开放地交流，没有手机干扰我们的谈话。”

　　和多数公司一样，他关注的也是用户在该款APP上花了多长时间，如何最大程度地延长用户用时。“后来，我开始想，或许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如何在APP上花更少的时间，”他说。“或许，服务客户的最好方式是让他们放下手机，在现实中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这种领悟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公司政策。“扭转发展方向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涉及到金钱利益的时候，”他说。“但没有任何一个CEO愿意天天失眠，自责自己开发了一款会造成大量用户心理问题的产品。”

　　在静修期间，脸谱的愿景是“让世界更加开放连结”，设想这自然会带来有益的结果。但是鉴于最近的现象，我们很难相信这种设想是可信的。比如，特朗普竞选，尽管失去了全国多数选票，但却通过社交媒体胜出了。“关于这个行业的发展问题，我们进行了非常坦诚的沟通，如果给予足够的时间，我们相信这个行业可以走到正轨上来，”一位参加者告诉我说。八个月之后，扎克伯格宣布脸谱要改变其使命。“仅仅连结世界是不够的，”他说。“我们必须也让世界更加亲密。”

　　SFJAZZ大会后几个小时，一些参加者被邀请到活动场馆Taohaus参加私人晚宴。哈里斯走向前和大家觥酬交错。“与气候变化不同，只需要不到一千人就可以扭转人类降级问题，”他说。“在这个房间，现在，就有许多这样的人。”

　　05

　　今年早些时候，哈里斯接受了卡拉·斯威舍的采访。斯威舍是科技行业的腹黑友，令人讨厌的记者。他让哈里斯解释人道化技术中心是干什么的。“一些工作是公开的，” 哈里斯说道。“但很多工作是在幕后完成的。”他对很多科技公司的CEO进行过大肆指摘，包括扎克伯格，和YouTube的苏珊·沃西基。但是提到推特的CEO杰克·多尔西就略显小心翼翼了。“这很正常，因为哈里斯与杰克经常在一起谈论一些事情，”对这两个人都比较了解的内行人告诉我说。“哈里斯将其视为了一种长期任务，正试图将杰克从黑暗面拉出来。”

　　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透露，冥想对他的精神健康“影响最大”。 他已经冥想20年了，每天早晚都要花一个小时进行精神练习。

　　去年下半年，多尔西去缅甸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冥想静修。回来后，他发推文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包括好多照片，有清苦的居所、被文字咬的红疙瘩、苹果智能手表和智能戒指Ouraring显示的生物数据。所有人对他的经历推文似乎都嗤之以鼻：人权拥护者、慢性疼痛患者、以及许多公众人物。“在缅甸冥想静修，情商简直太低了，丝毫不能顾及他人的情感。不过，我觉的也不应该招致如此大的批评，”一位企业家跟我说。“人们是不是更喜欢他在某个私人岛屿上吸食可卡因呢？”

　　“对于科技公司的领导，光冥想是不够的，” Mobius总监范·诺鹏告诉我说。“重要的是，是否能想出更加明智的决策，开发些有益于大家身心健康的产品。冥想很可能会被滥用——使你更善于给这个世界带来痛苦。” 范·诺鹏曾经组织过几次私密晚宴，邀请的嘉宾有科技高管、冥想大师、以及研究同理心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去年，负责研究“幸福”（如何缓解人类抑郁和技术瘾等）的脸谱研究员团队邀请Mobius的人到公司总部就如何定义“幸福”进行了多达四个小时的探讨。研究员被要求写下他们的意愿——他们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将这些意愿大声的读了出来，然后将这些写有意愿的纸张放到桌子中央，”范·诺鹏说。“之后，感觉那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世界。”

　　技术伦理之争正在变的越来越不可忽视。六月，参议院就在线“劝服科技”举行了听证会，哈里斯参加了听证。“我发现，只有外部力量，如政府决策者、利益攸关者和媒体，才可能改变公司的行为，”他说。一些批评人士嘲笑哈里斯竟然会依赖受人操控或充满主观判断的媒体——更广泛的说，是其自称的“大众文化转移”工具。改革金融系统或能源部门，你不会创造一种文化基因，或是组织一群高管告诉记者他们的感觉。你会制定政策，规范公司行为、起诉他们，抑或改变金融激励措施。

　　科技巨头可能需要规范，但是如果像对待其他行业公司一样对待的话，就会低估问题的严重性。与许多其他行业的高管不同，科技行业的高管是曾相信他们能创造出一个乌托邦的。现在来看，创新并没有带来乌托邦社会，他们正在经历着各种情感冲突。有人帮助他们将这些情感转化成了负责任的行动。技术高管也会对激励措施有所回应，但并不是所有的措施都与钱挂钩。“扎克伯格想要钱，想要权，但相比于这些，他更需要被敬仰，”塔维斯·麦吉恩说。他曾在脸谱负责扎克伯格的个人民意调查工作。“如果你能让他走进会议室，并让所有人的对其肃然起敬，那你就抓到点子上了。”

　　最近几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五个国家的Instagram用户收到了新的弹出消息：“我们想让你的粉丝关注你分享了什么，而不是你的帖子获得了多少个攒。”为此，本APP将停止显示帖子被赞的数量——仅仅是照片不再显示是否赢得了更多的关注。这类游戏化技术是社交媒体平台吸引用户的精准方法。脸谱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加尔（Arturo Bejar），现在是自由顾问，他跟我说，照片墙放弃这种令人上瘾的技术方法“是非常好的迹象。这可能会减少用户的使用时间，也可能会降低公司的利润，至少短期内会如此。但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06

　　上次去伊莎兰，我和迈克尔·墨菲在屋子里呆了一下午。墨菲的妻子杜尔塞也跟我们待了一会，但她没待多久就去组织为期五天的“知觉与技术”课程了，该课程并没有列在伊莎兰的公共课程表上。有二十多人参加，包括禅宗大师、中东和平活动家、TV主管、区块链公司创始人。“她花了好几个小时试图给我们解释整个区块链概念，” 伊莎兰说。“不能说我们完全理解了，但至少我们大概了解一些了。”

　　到了晚上，墨菲定了一瓶红酒，开始讲威廉·詹姆斯，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以及当今世界的现状。“从地理学上和现世来看，技术就像是房间里的大猩猩，”他说。“关于这些事，你可以和戴夫·莫林聊聊。”

　　莫林最近刚刚加入了伊莎兰董事会，他曾是苹果和脸谱早期有影响力的员工，现在提及其前领导还是会亲切的称呼“史蒂夫”或“马克”。他曾创立社交网络平台Path，试图取代脸谱但最终失败了。现在在运营新创公司Sunrise，公司的使命是治愈抑郁。他晚上也过来了，戴着一顶牛仔帽，手上还带了智能指环。“我的特斯拉在高速路上重启了三次，”他说，抱歉来晚了。“特斯拉的设计很棒，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围着野餐桌坐了下来，墨菲拿起手机对着落日余晖拍了几张照片。“你永远无法捕捉到它，尽管我一直在试。”他指了指北边陡峭的悬崖和一排排黄松林说，“越过那个山脊，在山谷里，一群人发明了互联网，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好发明，但也带来了一些可怕的后果。该怎么办呢？”他久久地盯着我，让我开始疑惑他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隐喻。

　　然后，他接着说，“人类的潜能是什么？我们可以解锁哪些潜能？你知道，史蒂夫将电脑称作思维的自行车。”他又指着自己的智能戒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术，”他说。“但却可以告诉我的睡眠模式、心率、以及几点需要做瑜伽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强壮健康多了。”他轻轻地用手赶走了落到脸上的萤火虫，凝视着大海。“我想是可以找到一种平衡的，”他说。“让这些工具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相信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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