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专题（下）| 钱志坚：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及方法演变述要

　　《中国美术报》第160期 学术月刊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专题（下）

　　【编者按】鉴于国内对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认识不足的问题，以及国内相关研究借鉴和参考的需要，本刊特邀朱其、洪再新、丁宁、钱志坚和张坚五位专家学者分两期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6月24日的“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专题（上）”中，朱其就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与局限问题做了综述，而洪再新则重点探讨了高居翰的意义；在本期，丁宁从个案入手探讨了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新动态，钱志坚从学科和方法论的角度对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做了梳理和总结，张坚则就20世纪早期美国大学艺术教育语境与引入中国书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期导读

　　从史料到史识的检验

　　▲丁宁

　　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及方法演变述要

　　▲钱志坚

　　德里斯珂：早期美国大学中的中国书画

　　▲张坚

　　往期链接：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专题（上）——朱其 |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概述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专题（上）——洪再新 | 他山之石的参照意义：从《气势撼人》谈海外中国艺术研究

　　英语世界对于中国艺术在艺术史学科层面上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创立和成长阶段，1970年代至1990年代是稳定发展和成熟期，1990年代后期开始走向多元的方向，不仅在研究范围上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更在涵盖的年代上突破了以前止于清代的做法，而推进到现代和当代，并在21世纪开始逐渐成为世界主流艺术史界的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中国艺术史经历了从风格分析到图像分析，到社会艺术史，到视觉文化，到跨学科艺术史，再到跨文化的、全球的艺术史这样几个阶段。

　　
英语世界对于中国艺术史在学科层面上的研究，是总体中国艺术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目前英语国家中设有亚洲艺术史博士学位的大学，大约有80多所，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学校有中国艺术史专家开设中国艺术史专业课程，并且有大量的博士生以中国艺术史为研究专题（具体数字尚待统计）。英语世界对于中国艺术在艺术史学科层面上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创立和成长阶段，1970年代至1990年代是稳定发展和成熟期，1990年代后期开始走向多元的方向，不仅在研究范围上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更在涵盖的年代上突破了以前止于清代的做法，而推进到现代和当代，并在21世纪开始逐渐成为世界主流艺术史界的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中国艺术史经历了从风格分析到图像分析，到社会艺术史，到视觉文化，到跨学科艺术史，再到跨文化的、全球的艺术史这样几个阶段。本文只就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叙述其要。在有着百年历史的英文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无数的著述面前，作者深感疏于勤学，唯恐拙文挂一漏万。

　　第一批研究中国艺术学者的出现

　　法国汉学家沙畹

　　沙畹1907年拍摄的长宁寺

　　
西方对于中国艺术史在学术层面上的研究，起因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对中国艺术品逐渐规模性的收藏。这些收藏很多都与圆明园文物在1860年之后的流失和其他地方文物被走私贩卖有些关系。最近几年有不少英文出版物着重厘清这一段历史。这期间随着西方主要博物馆对于中国艺术品收藏的规模性设置，出现了第一批研究中国艺术的学者，但这些学者大多数是从汉学背景出来的，并且很多人都与博物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早期撰写有关中国艺术的作者中，很多还与中国有着直接的接触，比如现知最早撰写有关中国艺术专著的莫瑞斯·帕里奥劳盖（Maurice Paléologue, 1859-1944），曾经于1880年代任法国住北京公使馆的秘书，回到法国之后于1887年出版了《中国艺术》（L’art Chinois），以300多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的青铜器、建筑、雕塑、玉石、陶瓷、玻璃器、景泰蓝、绘画和漆器，并附有大量的黑白插图。另一个专门的研究是法国汉学家沙畹（mmanuel-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在中国实地考察之后于1893年出版的《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再一个就是曾经于1868-1900年长达32年间在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做医生的卜士礼（Stepha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在1899年出版了《东方陶瓷艺术》，主要讨论中国的陶瓷艺术史，兼及朝鲜和日本的陶瓷。他后来于1904-1906年出版了英语世界里的第一部两卷本的《中国艺术》专著，虽说其中有些篇幅涉嫌抄袭帕里奥劳盖的法文同名著作，但因为他在英美博物馆界的重要地位而影响广泛。

　　卜士礼《东方陶瓷艺术》书中插图

　　
西方研究中国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期
20世纪初至1930年代，是西方研究中国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期，尤其是在匈牙利裔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和沙畹的学生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先后于1907-1908年在敦煌的所谓发现在西方被公开之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除了少数几位汉学家之外，大多数都与博物馆有着关密切的关系，比如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陶瓷专家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博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 1872-1941)出版有《中国的陶器和瓷器》（1915）。这个时期的研究除了陶瓷和青铜器之外，开始转向关注绘画，其中包括发明了韦氏拼音的汉学家之一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945-1935）的《中国图画艺术史介绍》（1905）,曾在大英博物馆任职期间收藏了顾恺之《女史箴图》的诗人宾因（Robert Laurence Binyon,1869-1943）的《远东绘画》（1908）美国研究日本艺术史的专家菲诺罗沙（Ernest Fenollosa,1853-1908）的《中国和日本艺术的纪元》（1912）,从1886-1943年几乎一直在中国任教和任职的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于1914年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绘画展览编撰的图录和1919年出版的《中国艺术大纲》以及1939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综览》,曾任职于大英博物馆的英国汉学家亚瑟·伟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中国绘画艺术研究介绍》（1923）,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于1937年发表的英文长篇专论《中国青铜器新研究》英国收藏家戴维德（Percival David, 1892-1964）的《中国艺术》（1935）,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李·艾西屯（Leigh Ashton, 1897-1983）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贝叟尔·盖瑞（Basil Gary, 1904-1989）合著的《中国艺术》以及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 Siren, 1879-1966）从1920至1950年代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建筑、雕塑和绘画的若干著作。这些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本国博物馆收藏的器物类的著录为主，而且包罗万象，从青铜器、佛教雕像到瓷器、漆器、珠宝玉器、玻璃器和纺织品，而绘画类作品相对很少。这与西方早期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偏重于器物类有关。这些器物因其具有的独特异域情调和装饰性，最初往往更多地受到女性收藏者的青睐。以上的这些著作大多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阐释、理解和欣赏来自所谓远东文明的艺术品。

　　《女史箴图》唐摹本第三段“冯婕妤挡熊”

　　喜龙仁著《西洋镜： 5—14世纪中国雕塑》

　　这个时期（197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不仅是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艺术史家们的研究高峰期，更是出现了新一代的中国艺术史家。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史和概论类的著作减少，专著和个案研究大幅增加，尤其是针对特定时期、特定艺术家群体、特定主题的研究开始占据重要的位置。

　　
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创立和成长阶段
英文世界对于中国艺术史在学院层面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一些学院开设亚洲或者中国艺术史课程，到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开始走向成熟，其标志就是中国艺术史课程被纳入了大学的课程设置。虽然以破坏性剥取敦煌壁画而广受非议的兰登·华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早在1920年代即在哈佛大学不定期地讲授东方艺术，但是最早比较系统讲授中国艺术和考古的可能是耶茨（Walter Perceval Yetts，1878-1957）在1930年开始于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简称SOAS）。耶茨原来是一位外科医生，但热衷于收藏和研究中国青铜器和玉石，撰写过不少的专著，因而成为SOAS第一位专门讲授中国艺术和考古的专家。他后来于1932年在伦敦大学担任中国艺术和考古教授，可能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位获得这个头衔的人物。同一时期，乔治·罗礼（George Rowley，1892-1962）于1930年代初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中国艺术史，按照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说法，这是美国大学首次开设中国艺术史领域的专业课程。英国诗人宾因后来于1933-1934年在哈佛大学担任诗歌教授期间曾经讲授过亚洲艺术史，但并不是专职的中国艺术史教授。另一位对于中国艺术史领域的创立具有重要贡献的人物是巴奇霍夫尔（Ludwig F. Bachhofer，1894-1976），他于1920年代就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以德语讲授中国、日本和印度艺术史。1934年因为拒绝与具有犹太血统的妻子离婚而被迫举家迁居美国，随后于1935年在芝加哥大学开始专门讲授东亚艺术史。巴奇霍夫尔在迁居美国之前曾经在慕尼黑大学跟随沃尔夫林学习，利用风格分析理论研究亚洲艺术。他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简史》开启了对中国艺术尤其是绘画进行风格研究的先例，而罗礼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原理》（Principles of Chinese Painting）则通过与西方绘画的比较来阐明中国绘画的原理。这两部著作可以说是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在方法上的奠基之作。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英语世界的学院地位的最终确立，以方闻（Wen Fong，1930-2018）和中国历史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于195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设立美国第一个中国艺术与考古博士学位专业为标志。

　　罗礼著《中国绘画原理》

　　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是中国艺术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英语世界中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段时间中出现了第一批中国艺术史博士毕业生，他们很快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其中包括戴维森（Joseph Leroy Davidson, 1908-1980）、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1916-2013)、艾瑞慈（Richard Edwards,1917-2016）、李铸晋（Chu-Tshing Li, 1920-2014）、范德本（Harrie A. Vanderstappen, 1921-2007）、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方闻（Wen Fong, 1930-2018）和葛兰佩（Anne DeCoursey Clapp, 1928-2013）等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风格研究和形式分析，另一个是以资助人为主的社会艺术史。以巴奇霍夫尔为代表的风格学研究方法，影响了几代中国艺术史家，尤其是他的学生罗樾（Max Loehr, 1903-1988）和范德本以及在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艺术史家。罗樾在1950年代以青铜装饰纹样进行风格分析而进行的断代研究，曾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他后来把这种方法运用于中国绘画的研究，并对他的学生高居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高居翰的风格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元代和明清绘画的研究，尤其是他的《隔江山色》(1976)、《江岸送别》(1978)和《气势撼人》(1982)。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开始融入注重语境研究的社会艺术史方法，到了晚年更开始重视视觉的研究，但风格分析一直是其核心。这种风格论方法有时候忽视了中国绘画特有的笔墨特征，在断定一些作品的年代上会出现偏差，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高居翰断定《溪岸图》不可能是五代董源作品，而是近人张大千的伪作。方闻的研究方法也多从风格分析出发，但他同时注重图像的意义，更以实物为研究的核心，强调结构分析在理解中国绘画时代风格上的重要性。他的方法集中体现在他与李雪曼（Sherman Lee, 1918-2008）于1955年合写的《溪山无尽》和他1984年的经典著作《心印》之中。而以资助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方面，范德本发表于1956年的博士论文《明代早期（1368-1435）宫廷画家及明代画院的问题》是西方最早以社会艺术史方法研究政府系统与资助人关系的论文。在弗兰西斯·哈斯科尔（Francis Haskell）的《资助人与画家》于1962年出版之后，社会艺术史研究方法中以资助人为主要线索的研究途径逐渐盛行，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学者，其中以李铸晋、何惠鉴（Wai-Kam Ho, 1924-2004）等人的研究引人注目，其成果体现于由众多学者参与的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一些社会及经济因素》（1989）。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学者还包括研究佛教艺术的雨果·门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 1916-1995）和戴维森，研究中国建筑和佛教雕像的苏柏（Alexander Soper, 1904-1993），研究明清绘画的艾瑞慈和以研究山水画起步的苏立文。

　　方闻（1930—2018）

　　2018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方闻先生专著（中文版）《心印——中国书画结构与分析研究》、《宋元绘画》、《夏山图》和《中国艺术史九讲》

　　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稳定发展和成熟期

　　197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是英文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稳定发展和成熟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逐渐走向改革开放的时期，海外的中国艺术史学者得以到中国考察和观摩大批的书画原作和出土文物，为他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基础。这个时期不仅是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艺术史家们的研究高峰期，更是出现了新一代的中国艺术史家。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史和概论类的著作减少，专著和个案研究大幅增加，尤其是针对特定时期、特定艺术家群体、特定主题的研究开始占据重要的位置。在研究方法上，1970年代至1980年代是图像学研究兴盛的时代，其中以宋代遗民在元代的创作和明代遗民在清代的创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著述尤其令人瞩目，例如李铸晋对赵孟頫《二羊图》和《鹊华秋色图》等作品的研究，班宗华在《寒林古木：中国绘画中的山水主题》(1972)中对树木山石寓意的研究，谢柏柯对清代龚贤绘画中柳树寓意的研究，韩庄（John Hay）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研究(1978)，韦陀（Roderick Whitfield, 1937- ）对佛教造像的研究，等等。1990年代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无论在涉及的范围和研究的深度上都有空前的超越。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了所谓“新艺术史”或者“极端艺术史”的影响，而走向了以社会艺术史为主线，兼顾风格分析和图像研究的方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1980年代前后毕业的新一批中国艺术史家的成就，包括巫鸿、柯律格、乔迅、文以诚、包华石、何慕文、安雅兰等人。巫鸿对于早期中国艺术的研究，结合了艺术史、考古学、人类学和思想史的多重途径，试图建立起一种结合西方和中国艺术史叙述方式的研究方法，这尤其体现在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1989）、《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1995）和《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1996）。柯律格的著作《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1991）把实物的研究放置于文化、社会和商业的语境之中去考察，而他的《蕴秀之域：中国明代的园林文化》（1996）则以园林为核心，探索特定时空中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乔迅的《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2001)以石涛最后十年在扬州的创作、生活和社会交往等为主线，讨论石涛绘画中主体性和现代性的复杂构成。社会艺术史研究方法在中国艺术通史著述中的突出例子当属文以诚（Richard Ellis Vinograd）和杜朴（Robert L. Thorp）编写的《中国艺术与文化》（2001）和柯律格的《中国艺术》(1997, 2009)。

　　柯律格著《蕴秀之域：中国明代的园林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

　　21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则呈现跨文化和全球艺术史的趋向，这其中尤其以巫鸿、柯律格、乔迅和更年轻一代艺术史家为主力。这一研究趋势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艺术史界努力削弱欧美中心主义的走向密切相关。

　　范围拓展与方法多元的新时期
1980年代以前的英文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绝大部分的著述都是到清代为止，而对20世纪以后的艺术几乎视而不见，有相当一批中国艺术史学家对中国现代和当代艺术抱着怀疑甚至鄙视的态度。这种情形一直到1990年代末才得到改变，尤其是1998年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中华五千年”展览的现代艺术部分和纽约亚洲协会1998年的“由里而外：中国新艺术”展览之后，中国现代和当代艺术才真正得到学术界的逐渐认可，甚至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史学者在著述中使用中文名称或术语时开始采用汉语拼音代替韦氏音标。比较例外的学者是苏立文、梁庄爱伦、高美庆和历史学家郭适（Ralph Croizier）等人，他们在1980年代即开始关注中国现代艺术，而苏立文早在1959年就出版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这可能是英文著作中最早以中国现代艺术为研究主题的专著了。其他的著作包括梁庄爱伦的《眨眼的猫头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1989)、安雅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画家与政治, 1949-1979》(1995)、苏立文的《二十世纪中国的艺术与艺术家》（1996）和玛利亚·伽理考斯基（Maria Galikowski）的《中国的艺术与政治，1949-1984》(1998)。

　　乔迅著《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

　　
1990年代后期开始，英文中国艺术史学逐步走向了视觉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其中比较受人瞩目的著作包括柯律格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1997）和《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1368-1644》（2004），汪悦进的《塑造<法华经>：中国中古佛教的视觉文化》（2005），巫鸿的《再造往昔：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的拟古和鉴古》（2010）和《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2012），乔迅的《魅惑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2009）通过明清时期的装饰艺术去探索器物的社会、经济、文化、视觉、心理和室内环境等课题。以及近十多年来对以上海为主的近代都市视觉文化与艺术的研究，如由郭继生（Jason Kuo）主编的《上海的视觉文化，1850年代至1930年代》（2007）等。以上这些著作都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包华石（Martin Powers）和蒋人和（Katherine R. Tsiang）编辑的《中国艺术指南》（2016）中收集的25篇论文，以“生产与分配”“再现与现实”“理论与术语”“物与人”“文字与图像”五个主题，展现了近年来中国艺术史学界跨学科研究的概貌。 21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则呈现跨文化和全球艺术史的趋向，这其中尤其以巫鸿、柯律格、乔迅和更年轻一代艺术史家为主力。这一研究趋势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艺术史界努力削弱欧美中心主义的走向密切相关。过去的十多年中，涌现了一大批以“全球艺术史”为研究课题的学者和著作，其中包括大卫·萨默斯（David Summers）2003年的《多元真实空间：世界艺术史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起》，托马斯·达考斯特·考夫曼（Thomas DaCosta Kaufmann）的《走向艺术的地理学》（2004），詹姆斯·艾尔肯斯（James Elkins）2006年出版的《艺术史是全球的吗？》（Is Art History Global?），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2013年的文章“从世界艺术到全球艺术”，克拉克艺术学院2014年的研讨会及论文集《全球转向下的艺术史》(Art History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Turn)，等等。在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以巫鸿、柯律格和乔迅为代表，他们的研究不只是质疑以西方艺术史观念为主导的艺术史的写作，更在方法和观念上拓展原来以西方为中心的艺术史的发展，力争中国艺术史研究成为整体艺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乔迅的重要论文《干预：调解的艺术作品》（Interventions: The Mediating Work of Art, 2007）以传为宋代李成的《晴峦萧寺图》为核心艺术作品，试图通过西方现当代艺术的理论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绘画，使之成为普泛艺术史研究中的一个实例，其主张具有全球艺术史的倾向。而巫鸿近年来特别注重全球视野下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他开始质疑西方艺术史学概念和方法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的适当性，关注地域性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的关系。他2019年3月至5月在华盛顿国家画廊的第68届A.W.梅隆系列讲座，强调了中国艺术史的概念和叙述对于理解中国艺术的重要性。 21世纪以来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对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研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出现了一批年轻的艺术史家，除了巫鸿、安雅兰、姜苦乐（John A. Clark）之外，柯律格在近年也投入了对于现当代中国艺术的研究，年轻一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学者则有保罗·格拉斯顿（Paul Gladstone）、招颖思（Melissa Chiu）、乔安·奇（Joan Kee）、佩琪·王（Peggy Wang）、阿曼达·赖特（Amanda Wright）和莉莎·克莱普尔（Lisa Claypool）等人。这些学者当中有很多从视觉文化、批判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等视角和方法去探讨中国现当代艺术中的诸多课题。 1990年代以来的英文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越来越偏重于理论的阐述，对艺术作品本身的重视与以往大不相同。而更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史学者则更为重视对现当代艺术和视觉文化的研究，对古代艺术研究的兴趣远不如上几代学者，这多少导致了像书画鉴定学在近20年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逐渐式微。当然，从英文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百年历史大局来看，这个学科领域无论在研究的范围、方法和学者群体上，都是空前繁荣和贡献巨大的。（作者系纽约市立大学理工学院人文系艺术史教授。原文注释省略，小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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