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佛教在古代就开始行动了！

文殊院一直提倡

“以慈善回报社会”

的精神理念

每一次关爱，帮助

都会让原本陌生的人们

搭建起心灵的桥梁

长养“慈悲”

需要身心并用

“乐善好施”的福田

也要辛勤耕种

才会芳香馥郁

滋润心灵

从中国佛教史上看，历代高僧大德无不秉承大乘菩萨精神，积极实践着慈悲利他事业，致力于赈灾济困，兴办各项慈善公益事业，这是中国大乘佛教精神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事例在历代高僧传(如“兴福科”)中随处可见。当遭受自然灾害或人为的战争时，佛教界积极协助政府赈灾救难，不少僧人们往往舍寺院的衣食以拯救灾民，收埋遗骸，甚至有“舍身以赈贫饿”的感人之事。在和平时期，佛教徒也努力兴办了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如施诊济药(如“悲田养病坊”)、筑路修道，铺桥造船、设凉亭茶庵、旅社、义井、放生等，具有卓著的成绩。中国佛教界的慈善事业，为服务社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形成了优良的传统。

赈灾救难
佛教讲人生是苦，除了自己的生老病死苦之外，外界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战争等也是无法避免的。每当天灾人祸发生之时，中国佛教徒本着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积极对受灾的百姓进行救济。

佛教历史上曾出现过僧祗户制度，用以救赈当时几乎长期发生的饥荒。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476)，沙门统昙曜上奏在州镇设立了“僧祗户”制度：“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人僧曹者，即为僧只户，粟为僧只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平齐户”是被课以极重赋税的军户，改为僧祗户后变为寺院依附人口，每年向各州郡僧曹缴纳六十斛谷子，所交的谷子为各州郡县僧团共同所有，遇灾荒之年，用以赈放给饥民。这是佛教辅助国家进行救灾的一种社会慈善事业。
除了制度性赈灾的僧祗户外，中国佛教史上还涌现出不少赈灾救难的感人事迹。南北朝时期僧人释法进，凉州张掖人，为北凉沮渠蒙逊及其子景环、安周所尊崇。安周即位后发生严重饥荒，死者无数。为救饥饿百姓，法进舍身救饥，将自己身体净洗后，携带刀和盐，来到穷困饥饿百姓所聚居之处。法进自割身肉，用盐腌制施舍给饿人，第二日才去世。此事感动了官府，安周下令以三百斛麦施与饿者，又开国家粮仓赈济贫民。（《高僧传》卷十二）

隋朝大业年间，蒲州一带人民因为发生严重的饥饿灾害，尸骸满地，甚至出现吃人肉的情况。仁寿寺道悬与另外一僧人道宗不辞辛劳，筹粮救济灾民，受其所施粮物而得存活者无数。(《续高僧传》卷十四)

法喜，俗姓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以为百姓治病著称。武德四年(621)，右仆射萧玛于蓝田造津梁寺，因仰慕法喜道德高尚而请他住持。当时正遇灾荒，四方饥饿的灾民纷纷涌至寺门，法喜便撤衣资以供给灾民，为人所称赞。(《续高僧传》卷第十九)

元代僧人正因，杭州仁和金浦人，元军攻克杭州城以后，人民生活困苦，正因每日施粥给饥民达千人。(《补续高僧传》卷十二)

明末清初时，福建兴化、福清、长乐一带遭遇战乱，饥民甚众，鼓山涌泉寺永觉元贤禅师率僧众设粥赈济，又以棺葬死者二千余人，历时五十天。清乾隆二年(1737)，镇江大旱，焦山寺住持僧福毅，到扬州募米二万四千担，用以赈济灾民。 在中国佛教史上，佛教僧人像这样自发地赈灾救难事例可谓不胜枚举，因此受到时人的称道。

贫困救济

在和平年代，中国佛教徒还积极从事赈施食物、周济衣物等救济贫困的善行。这种行为源于菩萨行中的布施，是菩萨为利益众生而修行的六波罗蜜之一。六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根据大乘佛教理论，这是菩萨成佛所必须修行的善行，其中布施行对于众生的利益最大。在佛教看来，真正的布施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善的回报，而是出于自己的怜悯心、慈悲心，是为了给他人带来安乐。

中国佛教“无尽藏院”的设置，始于南北朝，而盛行于唐代。这一制度最初设立的目的，即在于用于社会救济和福利，即将信徒施舍的钱粮由寺院库藏，然后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或供修缮寺塔经藏之用。借贷时不须立字据，利息极低，而且归还时间也不加限定。如隋唐三论宗吉藏大师“法化不穷，财施填积，随散建诸福田。用既有余，乃充十五尽藏，委付昙献，资于悲、敬”。“悲、敬”，即布施于贫穷孤老的“悲田”与佛法僧三宝的“敬田”，可见无尽藏的设立，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时有的寺院还专门设立悲田院(俗作“卑田院”)，又称养济院，用于收养鳏寡孤独穷民。宋代时沿袭这一传统，设立“福田院”。北宋嘉佑初年，即于京师东西设立了两个福田院，嘉佑八年又增设了南北福田院，主要是安顿一般老幼贫疾和没有依靠之人。无尽藏院、悲田院、福田院的出现，体现了佛教救助悲苦众生的的菩萨精神，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社会的赞誉。

本文原名：《中国佛教史上的慈善事业》 本文内容和意见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