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抗日战争：地位特殊，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中国军人与日军在上海街头激烈巷战（资料照片）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争中，中国抗战开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也是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上海地位特殊，作用巨大。面对日本侵略的凶狠残暴，上海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抗争，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斗争。上海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虽然上海与东北远隔千山万水，但上海的民众立即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上海80万工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抗日，9月26日，各界市民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上海学生表示要共同奋起“抵抗那不共戴天的日本帝国主义”。同年10月，5千多名学生去南京示威，要求政府北上抗日。蒋介石虽数次与学生代表会谈，但结论仍是：“不统一不能北上抗日。”
国民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对日本军国主义步步妥协、退让。这一切都使郁积在上海人民心中的抗日怒火越来越旺。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为反对“华北自治”，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消息一传到上海，各界民众立即积极行动起来。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出兵维护华北的主权。
事实上，甚至国民党内部都有着不同的声音。早在“九一八”爆发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就痛斥蒋的不抵抗主义：“纵云力求退让，亦必有退让的限度，纵云愿听宰割，亦宜自择宰割之方法。”因此，对于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某种程度上是采取默许甚至是同情态度的。这也给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以一定的社会空间，奠定了上海作为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地位。
“一二·九”运动之后，上海各行各业的救国会纷纷成立。全国各地也学着上海的榜样相继设立了救国会，表达一致抗日的共同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组织来统一协调救亡活动。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为执行委员。在随后的抗日年代中，上海救国会实际上起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作用。1936年11月，在救国会支持下，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上海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使日商在华纺织企业遭受严重打击，短短数天之内损失达到百万元，日本朝野上下大为震动。
两次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国上下处于亡国灭种的低落情绪中，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绝望。然而，“一·二八”淞沪抗战一爆发，就把这种颓废的精神状态一扫而光。
1932年1月，日本在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附近制造了“日僧事件”，蓄意造势，企图挑起战争。28日晚，日军向闸北天通庵车站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随后，日军从天通庵路、横滨路和虬江路分三路发起全线进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战争爆发后，上海人民纷纷起来支援十九路军。民众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市民义勇军亲自赶赴前线参加战斗。工人尤其是日资工厂的工人组织反日大罢工来声援十九路军。各民众团体也纷纷慷慨解囊募捐劳军，仅现金一项，十九路军就收到了1000万元。
然而，在全国上下一片支持抗战的热潮中，汪精卫、蒋介石却奉行对日媾和政策，命令上海守军撤退。最终，“一·二八”淞沪抗战以中国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此役日军海空配合，精锐尽出，总兵力达7万余人。我军兵力虽比对方少2万人，然而我军竟能以寡击众，连挫凶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精神，一时举国民心振奋，士气昂扬，为5年后全面抗日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八一三”淞沪抗战，则是中国近现代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悲壮惨烈的一场战役。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密令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林蔚拟定一个国防计划，把上海外围一带，作为战略防御的重点。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日趋紧张。7月底，日军进占平津，与此同时，日本正式将上海列入其既定的作战目标。而中国政府也决心在上海一战，随即命令各地军队向淞沪进军。13日，淞沪一带日军已达l万多人，军舰共32艘。中国最初的参战部队计3个步兵师、保安总团和警察总队等，总兵力不下5万人，在总兵力上中国是占有优势的。8月13日，双方正式进入交战状态。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布“实行天赋之自卫权”。当天，中国空军创下大捷，把日本最精锐的鹿屋、木更津航空队击败。
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营垒
上海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在上海人民自己开展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时，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迎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
1935年9月，纳粹政府颁布反犹法——《纽伦堡法》后，反犹浪潮很快席卷德国。之后，德国军队侵占欧洲各国，反犹浪潮迅速遍及全欧。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犹太人成了没有国籍的国际孤儿，他们几乎在全世界难以找到容身之地。在一片冷漠的世界中，东方的上海成了唯一一个他们不需要护照就可以到达的城市。
1938年7月，第一批369名犹太难民乘船抵达上海，至1939年夏的一年里，艰难跋涉来沪的犹太难民多达1.45万人。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又有1.6万犹太难民涌入上海。这样，上海给总数3万余犹太难民提供了生死攸关的避难所。在艰苦的岁月里，犹太难民和他们的上海邻居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在今天的霍山公园纪念碑上也记载着这一史实。那里的隔离区住了1.4万犹太人。以色列驻上海的总领事马弈良也曾说过：“上海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给犹太人提供避难场所的城市，犹太人永远将这个恩情铭记于心。”此外，怀德路、平凉路、舟山路一带也有许多犹太人居住过的房间。现在虹口区还树着一面墙，刻着13732名犹太难民的姓名，这是永久的纪念。
当时，上海还有一个主要避难所——南市难民区。“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上海的难民至少有90万，一部分逃到租界。但是难民太多了，租界不得已只能限制进入。为了妥善安置难民，法国神父饶家驹挺身而出，建立了南市难民区。他先去找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提出了把南市的一部分建成难民区的设想。俞鸿钧答应并承诺，中国军队不进去。饶神父再去找到日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用日语跟松井说建立难民区的计划。因为日本要注意国际形象，松井石根也表示同意。于是，就建成了难民区。
难民区的南面是方浜路，其他三面是民国路，北面是法租界，共分成九个区。饶家驹让各区民选区长，自己来管理。因为要维持20多万难民的生活，饶家驹便发动捐款，除了国民政府的政要外，连日军司令松井石根也捐了2万日元。最后，他还跑到华盛顿，找罗斯福总统募捐。罗斯福捐助了70万美金，还提供了一大船将要过期的小麦。
1940年6月16日，因为欧战爆发，饶家驹奉命回巴黎救助巴黎的难民。战争结束后，他所倡导的战争期间应该保护平民的理念深入人心。1949年确立的《日内瓦第四国际公约》里面就提到了饶家驹的这个理念。
此外，那个时代的上海，不仅庇护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有些外国临时政府也把上海作为他们开展抗日斗争和独立活动的基地，例如位于法租界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利用上海租界的便利环境，存续民族独立的力量，开展与日本殖民者的斗争。尤其是1932年发生的虹口公园爆炸案，更是使其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和同情。
1932年4月29日，日本为庆祝“天长节”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典礼。当即遭到朝鲜义士尹奉吉的炸弹袭击，炸死炸伤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等一批日军高级军政官员，史称“虹口公园爆炸案”。
中国各界人士纷纷对此表示同情，中国政府也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提供支持和鼓励。蒋介石对尹奉吉的壮举赞赏道：“中国百万军队做不到的事，却由韩国一义士做到了，岂不壮哉！”随后，上海各家传媒也纷纷对虹口公园爆炸案予以了大篇幅的报道。《申报》专门发表金九的《虹口公园炸弹真相》一文，向上海人民介绍了尹奉吉壮士和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经过。上海的报纸也多以“朝鲜革命领袖”来称呼临时政府的领袖金九，对其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赞赏。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