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正成与乃木希典，究竟是愚忠之辈还是军神？

武士道是日本文化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一方面，武士道对近世日本文化的形成确实起到了很积极的的作用，比如为“最初的信念牺牲”这种超越了时代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崇高理想。正如将武士道做理论化整理的新渡户稻造曾经解释说：

“与骑士精神相比，武士道所欠缺的，只有‘爱’。”

而一开始作为武士道的象征，建武中兴时期的楠正成和日俄战争时代的乃木希典在历史上评价也随着武士道的不断定位而反复“盖棺”，对于这两位人生经历异常坎坷的历史人物来说，这种“千秋史笔难定夺”的状态不知是大幸抑或大不幸。

东京都皇居前的大楠公造像。

这里先介绍一下楠正成和乃木希典两人的主要事迹。

楠正成生于伏见帝永仁二年（1294AD），卒于后醍醐帝建武三年（1336AD）。是一位出身于河内国石川郡赤坂村的土豪，在元弘元年（1331AD）年，兵微将寡的楠正成响应后醍醐天皇的倒幕运动，攻下要塞赤坂城；元弘三年（1333AD）年据守千早城，牵制了北条家的幕府军，为各地倒幕军的兴起争取了时间。建武中兴之后，叙任从五位下。在建武三年五月，楠正成奉朝廷诏令，同新田义贞一同迎击昔日的战友，足利尊氏的大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兵败自杀，临终前曾与儿子对话，其子表示应该七生报国，来世继续讨灭朝敌。到了明治朝楠正成被追赠正一位，号称为大楠公。并在东京皇宫北门前立有他横刀跃马的金身造像。

乃木希典生于孝明天皇嘉永二年（1849AD），卒于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1912AD），为日本陆军大将，因在日俄战争中攻克旅顺口成名。明治四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明治天皇奉安之日，乃木希典偕妻子自杀殉主。此后的数十年间乃木希典被奉为“军神”，不过在日本战败后，现代日本史学界则对其军事指挥能力多持否定态度。

早期时代剧中楠正成夫妇的舞台形象。

这里先要否定一个观点，那就是：楠正成这个人虽然有功劳，但是在建武中兴的时候朝廷也没有给他多大的官，最后他死难了，也是默默无闻地过了几百年，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前，整个封建时代大家却没怎么把他放在眼里；楠正成的不断神话是由大明遗老朱舜水及水户藩侯德川光圀师徒二人开始在日本提倡阳明学的时候，也就是德川光圀决定撰写《日本史记》，对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的时候，才把这个原来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的败军之将拿出来重新妆点了一番。

这种观点对楠正成的历史地位基本持否定态度的理由是：按照封建时代的常规，主君和臣民的的关系是一个是双向的，而不是绝对的；所谓的“君义臣忠”，就是指在儒家的价值观中“忠”是要讲条件的；比如在楠正成生活的镰仓时代，普遍价值观就是，如果主公克扣家臣俸禄，那么君臣关系就会变成敌我矛盾。这就充分说明了古代东方封建主义的基本特点——也即是说真正的封建社会跟现在的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是一样，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契约冲突。主君如果待臣民不义，臣民就可以“良禽择木而栖”甚至是公开反对。君与臣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再比如现代人看《左传·宣公二年》“宋郑交兵”这一段历史时可能会非常的不理解：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人郑师，故败。“

但是，在封建社会，这才是合乎伦理的操作。

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种充满了自我牺牲的想法至少在近代以前都不是主流的儒家忠孝观。故有些人认为楠正成的“七生报国”是后来儒学和国学兴起、绝对主义国家逐渐成熟以后产生出来的新式伦理。而这些伦理产生的根源就是德川幕府的权力比过去任何一家霸主或诸侯的权力要大，所以德川家的大将军们既不能满足于过去诸侯所能够满足的东西，同样也不想再和古代的那些“前辈”们一样，对臣民担负如此多的义务。

大明遗民朱舜水先生的《忠孝楠公碑》。

这种观点其实分看开都是有根据的，尤其是德川幕府的强势导致了封建传统的逐渐式微的观点可以说十分符合历史事实。但是，问题是：在江户幕府时期，楠正成是不是真的仅仅因为有着一份对朝廷毫无保留“忠诚”才得以声名大噪的？

因为在江户幕府中后期，有关于楠正成最多的传说是两个和佛学有关的话题。第一个是：“在生死交替的时候我应该如何呢？”

讲的是凑川之战前夜，楠正成觉得没有必胜的把握，预感到自己恐怕会战死沙场。于是就决定参访大宋国的高僧祖元禅师为自己开示。楠正成问道：“生死交替的时候我应该如何呢？”也就是在最后的关头我应当怎么样才能觉悟？这个含义很深刻。按照因果轮回的观点，死了就一定要再生的，此生的善恶恩仇必然要在来世继续，所以自己即使是死也会不得解脱，但是自己又非要死不可，这如之奈何？祖元禅师回答道：

“两头齐截断，一剑倚天寒。”

也就是两头都把它断了，生也断了，死也断了。“一剑倚天寒”，形容天地一切事物在交替时候，只要你具足智慧剑，一切事情都可以解脱。说白了就是不必去劳心费力气去想那些，既然禅宗以天地之间一切诸法都不存在，一切都空的，故而一切法都是平等的，所以生跟死也是平等的，没有生也没有死，没有死也没有生，种种执念皆与四大具空相。

这一句话使楠正成就觉悟了。

另一个传说就是在楠正成自尽后，人们发现后在他的战袍上写着五个字：

“非、理、法、权、天”。

意思是说，‘非’不能胜过“理”，''“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有权力的人可以随意改变法律，但是权力终究却无法胜过天道，“天”就是因果。

至明治五年（1872AD），朝廷出钱为楠正成建立凑川神社，并追封为正一位大楠公时楠正成早就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了。以绝对国家主义治天下的明治朝廷之所以隆重的祭祀楠正成，是因为楠正成与其说是一位“愚忠”——也就是无条件效忠、无限效忠的武士，还不如说是因为楠正成早就是一位能够然让臣民喜闻乐见的历史人物。因为历史上楠正成在担任摄津、河内、和泉三国守护期间，曾推行过减轻赋税、开垦荒地、兴建水利、劝务农桑等政策，这对当时一贯遭受盘剥虐待的庶民百姓来说无异于圣人活佛，其实这才是大楠公作为一个乱世英雄最特殊的一点，也是最值得后世永远怀念的根本理由。

但是大楠公毕竟是一位古人，而乃木希典却是一位现代人。作为日本儒家古义学派和明治时朝的绝对国家主义神话联合熏陶出来的产物，乃木希典并不是封建道德的产物，更不是明治朝的楠木正成。乃木希典和后来日俄战争时期，争先恐后要为国家效忠而却被长官训斥、要他们保全生命、更好地为天皇尽忠的那些人一起构成了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标本，也就是现代人所认识的武士道。

可以说近代的武士道和封建社会武士道虽然有着一些有渊源，但彼此之间却完全没有承袭关系，而楠正成和乃木希典在历史上的反复盖棺，也全都是为了配合现实的政治需要而“发明”出来的新传统，而在这些“新传统”中，无论是古已有之，还是“六经注我”都是为了适应时代或者是权力的各种需要。

殉死前的乃木希典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