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不仅是东汉的挽歌，也是中国士人精神的转折点

说起对中国文化的打击和破坏，人们会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项羽在咸阳的纵火焚烧，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狱”。的确，这种事件对中国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断层。而我要说的是汉代发生的另一场悲剧——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并没有在文化上直接进行打压，然而却严重打击中国士人对天下兴亡的参与热情。自从党锢之祸后，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就隐逸于山林，纵情于声乐，留心于玄学。表面上知识分子风流倜傥了起来，实际上则是命运悲剧下无可奈何的选择。

在中国古代，往往将知识分子称为“士”。从春秋战国以来，士就拥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战国的诸位贤君莫不礼贤下士。这些士人拥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个国家处理政务的栋梁。为了培养士人，战国以来各国都修建专门的场所来“养士”。这种风气一直流传到了汉朝。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后，中国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注重个人的修养气节，还十分具有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感。孟子曾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将仕途作为正业，“士之途也，犹农夫之耕也”。同时，国家为了将优秀的人才纳入到官僚体系，也会积极养士，制定文官选拔体系以选拔士人。西汉以来，推行察举制，将孝廉、秀才（才能）作为选官的依据，使得大量优秀的士人得以进入仕途。另外，汉武帝建立太学，养天下之士，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到了东汉时期，太学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万人，太学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后备军。因此，经过长期的发展，士人和官僚就成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体了。

到了东汉时代，士的规模和势力已经充分壮大了起来。在经济上，士人往往出生于地方的豪强世家。他们拥有广阔的土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在政治上，他们通过察举、征辟等手段进入了政治领域，甚至成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这些名门世家垄断，形成了累世经学。不可否认，士族的发展壮大对东汉的中央集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使得社会阶级相对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强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强大生命力，对整个东汉政权的支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东汉后期，随着外戚专权和宦官得势，东汉的政治就一改过去的清明，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从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开始到公元159的50年时间内，经历了邓氏、阎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权，其间的殇帝、孝德、安帝、顺帝、冲帝、质帝都是傀儡。桓帝于159年借助宦官的势力消灭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权，一直到189年。在这80多年的时间里，东汉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士人自然会和外戚、宦官势力斗争。

在安帝时期，宦官江京、樊丰等结外戚阎显、耿长在国内共专朝政，胡作非为。此时的朝廷形成了以杨震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团，他们自称为“清流”，将宦官集团斥为“浊流”。清流内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学的大学士组成。除了出生豪强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还有一些来自于贫困家庭，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有学识，有气节。他们往往对外戚和宦官势力采取不合作和反对的态度，而且大多高风亮节，不惧威胁。如杨震“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杨震多次上书劾奏，最终被迫饮鸩而卒。顺帝之时，梁冀专权。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忘身，陨殁为报”，他提出“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权重”的建议，震动了朝野，最终因为引起了梁冀的忌讳而身死狱中。

在桓、灵时期，“五侯”专权，宦官势力空前增强。此时的士人便和太学生联合起来，在地方不断打击宦官的党羽，在朝廷则不断发动请愿活动。如北海相杜密“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为官时对官宦子弟犯法之事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以至于声名鹊起，与李膺齐名，并称为“李杜”。刘祐任河东太守时，不留情面地打宦官子弟，“黜其权强，平理冤结”，声名大震。后刘祐当上了司隶校尉，使得权宦畏惧。魏朗任彭城令时，大胆地举奏宦官子弟为国相而胡作非为者。蔡衍，为冀州刺史时断然拒绝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请托,又将中常待曹腾之弟曹鼎治赃治罪。羊陟为尚书令时，上书奏请罢除与宦官相姻私、公行货赂的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等权臣。上疏虽未奏准，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师惮之”。

在正值的官吏不断对宦官势力进行打击的时候，中央的太学生便不断发动请愿活动予以支持。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为冀州刺史。当时黄河泛滥为患，宦官却奢侈放纵依然。其中一位宦官在归葬其父时，违法制造璵璠、金缕玉衣、偶人为葬具以及陪葬品。朱穆听说后就下令挖墓查验。此事很快引发了京城宦官的不满，在宦官的唆使下，桓帝将朱穆撤职。面对宦官的胡作非为，太学生在刘陶的组织下联合起来，到皇宫门前请愿。最终桓帝被迫做出让步，赦免了对朱穆的惩罚。这是清流派党人对宦官的一次重要的胜利。延熹五年(162年)，太学生又发动了第二次请愿运动。当时平定西羌有功的将军皇甫规由于拒绝了中常侍徐璜、左倌的索贿被徐璜等陷害无端入狱。为此太学生张凤等联络诸位士大夫三百余人，在皇宫门前请愿，最终使皇甫规被释放。

这些请愿活动有的成功了，但是有的还是失败了。如桓帝之初，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公开斥责单超等五宦官的专权现象，李云的上书引发了宦官的报复，结果李云被捕下狱。此事引发了杜众、陈蕃、杨秉等官员的反对，纷纷为李云辩护，甚至宣称要和李云同死去。但是，最终李云未能被赦免。

在同宦官的斗争中，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金朝文人刘祁在《归潜志》中总结到：“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晊、张俭之徒议于野”。这其中以陈蕃、范滂、成瑨以及李膺、张俭、岑晊等为最著名，而李膺和陈蕃则成为了清流党人的领导人物。李膺，出生于名门望族，但本人“性简亢，无所交接”，有威廉之名。当时的土人其接交为荣。李膺任司隶校尉时，竟将权宦张让之弟、野王令张朔处死。使得宦官“皆鞠躬屏气，畏李校尉”。陈蕃与李膺齐名，陈蕃年少时曾说下“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的豪言壮语。为官后，征集清廉，刚正不阿，多次与外戚、宦官作对，成为了党人又一领袖。

除了弹劾、请愿之外，清流名仕还通过“清议”来对抗宦官势力。“清议”主要是通过制造舆论来给朝廷施压，清议主要内容包括对时事政治的针砭和对官吏人品的评价。如他们对当时宦官垄断选拔制度的现象讽刺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而他们对清流名仕的名声则大加宣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如“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这种清议无法阻止宦官专权，但是却给宦官制造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使其稍微有所收敛，所谓“国势虽亡，而公议具存，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忌。”

随着清议活动的不断进行，太学生和官僚的言论已经可以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个时候是是东汉土风最活跃的阶段。甚至处士的声誉远远超过了实际的禄位。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但是在中国古代，太学生、士人的政治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太学生的广泛活动，特别是士大夫官结合，也就引发了皇帝和宦官的大为不满。因此，一场严酷的党锢之祸就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迫景象了。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杀了豪强张成之子，而张成和宦官结交。由此，宦官侯览等唆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接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桓帝下令逮捕党人，李膺、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被捕入狱。陈蕃上书报谏，也被罢免，导致“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后来，被审讯的李膺供辞中多连及宦官子弟，使得宦官也有所顾忌，请求“赦”党人。永康元年（167年）桓帝下诏，大赦天下，释放党人。这些党人虽然被释放，但是规定三府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仕。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宦官的更加邪枉横肆，但是党人的声望却进一步得到了提高。如李膺归田后，“天下土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秽朝廷”，范滂离开京南归时“汝南、南阳土大夫迎之者数千辆”。人们将窦武、刘淑、陈蕃称为“三君”。将李膺、刘祐、魏朗等八人称为“八俊”，另外还有“八顾”、“八及”、“八厨”的美称。从这些可以看出，党人的影响力反而因为党锢之祸而扩大了。167年，桓帝去世，灵帝继位，窦武为大将军辅政。因为窦武对宦官专权十分不满，因而启用陈蕃为太傅，同时被禁锢的党人，如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共参政事。标志着第一次党锢之祸的结束。

此时，正式铲除宦官专权的好机会。但是窦太后却不同意铲除宦官，因此双方在朝廷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斗争。168年，陈蕃和窦武密谋了一场铲除宦官的行动。然而，计划还未实行，就已经被宦官得知。于是宦官联合起来，迅速对陈蕃和窦武进行血腥的反扑。双方在宫廷大战，最终陈蕃和窦武寡不敌众而被杀。此后宦官开始对党人实行大规模的屠杀，李膺、杜密、虞放、朱寓、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人，俱被诬杀，其他因牵连至于被流放、禁锢、处死者不下六七百人。169年，朝廷宣布大赦天下，唯不赦党人。172年，窦太后去世，宦官再一次大肆捕杀党人，受到株连的达1000多人。176年，又再一次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党锢”。

这场“党锢之祸”延续了20年。184年，面临黄巾起义的空前危机，朝廷宣布结束党锢。然而经过漫长的“党锢之祸”，有气节的士人几乎全被摧残殆尽，剩下的除了逃匿山林，就只能成为寡颜鲜耻、卑事宦官、阿谀谄媚之徒。因此，汉末时期，朝廷几乎无人可用。在黄巾之乱后，士人纷纷为地方的割据势力服务，加速了东汉的灭亡。党锢之祸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整个东汉后期，还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士风。在党锢之祸的打击下，大量的士人对仕途失去了兴趣，他们“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因此，党锢之祸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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