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心有敬畏，行有所止；手握戒尺，举有所虑。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经典典籍中，有很多关于“敬畏观”的论述，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有两项内容最为核心和关键：一是仁爱精神，一是敬畏观念。“恭在貌，敬在心”，外在的恭敬以内在的敬畏为根基。有了敬畏，才自觉己身微渺而生谦卑心，自觉德业重大而有使命感。人知谦卑而能自尊尊人，知使命方自弘弘道。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说就是人应当心存敬畏。天命，即天道运行的规律，也指事物的法则、社会人生的规则。大人，指有德有位的人。圣人，则既仁且智，“德合于天地”“穷万事之终始”。君子与小人对天命、大人、圣人之言态度不同，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也不敬畏天命，也往往不知道敬重有德望的人。
“畏”也是“敬”，《广雅》曰“畏，敬也”，二字可以互训。皇侃《义疏》曰“心服曰畏”。心服，即心里折服，心里敬服。《大学》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人懂敬畏，才能忠信。
所谓“天命不可违”，敬畏天命，就会自觉尊重天地法则；“大人”怀有经验与智慧，敬畏“大人”，就能循理而动，进退有据；“圣人之言”代表着道德与价值，心存敬畏，就不会迷失自我。人缺乏敬畏，就容易骄恣放纵、背离大道。
孔子格外强调“敬”，认为“敬畏”不可离身。弟子子张希望自己走到哪里都能通达，于是向孔子问“行”。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人应当时刻牢记，将“忠信”“笃敬”装在心中，说话忠诚守信，行事庄重严肃。做到这一点，走到哪里都能顺畅通达。人们言之“忠信”、行之“笃敬”，都源于内心深处的“敬”。
儒家提倡的敬畏观念由来已久。在孔子整理的《尚书》各篇中，处处可见关于“敬”的说法。孔子“崇周”，“敬德保民”是西周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伦理原则。当年，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至道之言”，以教育当时太子，并“明传之子孙”。太公回答中，有“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一语，格外强调“敬”。后来，太公辅佐武王，也特别以同样的话相告诫，武王惕若恐惧，以“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皇皇惟敬”等为戒书。
中国礼学经典《礼记》的开篇就有“毋不敬”三字，这正是对礼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孔子说：“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与这种思想完全一致。既然敬由心生，那么敬畏就是由敬重而生发的“惶恐”“怵惕”之感。《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万物生灵都一样得到天地之气成形，禀天地之道成性，但只有人最为尊贵。
人之贵是因为人有“敬”心，可以导出谦、让、谨、勤之德，进入真、诚、和、美之境。对于人之修身，“敬”之义内涵丰富。
敬畏是一种心态与修养，更是一种境界和信仰。古人“以祀礼教敬”，中国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的传统，目的在于教化人心，培养敬畏观念。中国关于“敬”的文化内涵丰富，也影响深远。宋儒说：“‘敬’之一字，聪明睿智皆由此出。”清朝乾隆时期的河南巡抚叶存仁，甘于淡泊，毫不苟取。他做官30余年，离任时，手下部属执意送行话别，但送行的船迟迟不发，叶存仁心里纳闷，等到明月高挂时，来了一叶小舟，原来是部属临别赠礼，等至夜里避人耳目。但他知荣辱，讲自爱，自尊自信，不做有损于自己名誉、形象的事，将礼物全部送还。人们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典故就来自叶存仁。这是敬畏观念在历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代表或缩影。
当下，中国传统的敬畏观念、诚敬理念更有特别的意义与价值。只有敬畏天地自然法则，敬畏个人道德使命，心存对民族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才能保持理性与信仰的平衡，才不会敬畏缺失、骄泰泛滥。
缺少“敬”，“无知而无畏”的荒诞与罪恶就层出不穷；有了“敬”，才会有更多的真、善、美。
心中的敬畏、手中的戒尺，说到底就是做人为官的德行、规矩和准绳。领导干部能否常怀敬畏和戒惧之心，关乎做人行事的操守和品行，更关乎党的执政之基。敬畏之心不可无，戒尺之威不可亵。只有常怀敬畏之心，常握戒尺在手，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牢记使命、不负重托，才能恪尽职守、务实奋进，才能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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