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臣张居正——张居正改革

明中期历次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社会矛盾并没有缓和，封建统治危机日益严重。地主阶级当权派中已有人意识到再也不能因循苟且下去了。他们呼吁作某些变革，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万历初年，出现了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一五二五年一一- -五八二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他于一五六七年(隆庆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入直内阁，一五七二年(隆庆六年)任首辅。张居正认为，明王朝就象一座“将圮而未圮”的大厦，“其外窿然， 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中则蠹矣”，亟待“振而举之”。他指出，明王朝有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瘭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决心加以剔除。他利用当权的机会，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

张居正画像

张居正故居内的铜像

张居正故居

政治上，张居正主张“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借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他对当时“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为政，百事推诿的腐朽吏治，进行了整顿。他强调“用人唯才”，官吏的“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裁减了许多冗官。

张居正对蒙古 族采取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政策。一五七一年(隆庆五年)，明政府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设立茶马互市，开展中原与蒙古族之间的贸易往来。他调抗倭名将戚继光北上守蓟门，派李成梁镇辽东，整饬边防。又在西起居庸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上，筑敌台(碉堡)三千。在人民的支持下，戚继光在蓟门经过十六年的努力经营，使北方“边备修饬，蓟门宴然”，对安定北方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张居 正执政时期，任用杰出的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潘季驯在治河中制定了“筑堤束水， 以水攻沙” 的原则，并使河、淮分流，减少水灾。因而“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漕船也可直达北京。这不仅有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南北商品经济的交流。

正张居正改革的着重点，是整顿赋役制度，以扭转财政危机。他认为，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隐占田地，逃避赋税，“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为了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他不顾官僚地主的反对，于一五七八年(万历六年)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凡勋戚庄田、民田、职田、军屯田等，一律丈量。到万历九年清查结果，全国总计田亩七百零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大大超过了明前期全国的税田总数。这里，除了当政者在丈量时短缩弓步。溢领求功外，也的确清查出被豪强地主隐瞒的一部分土地，对于改变“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查全国土地的基础上，针对赋役制度存在的弊病，张居正又推广了一条鞭法。早在宜德以来，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地，已开始了役法的改革。如针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就有应天等府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和福建“纲银”等，都是把明初按户承担的里甲正役部分摊入地亩，折银征收。针对杂役的改革，有正统时创于江西、随后推广于全国的“均徭役”，即将各级地方衙门中经常性衙役，如库子、斗级、门子、皂隶、膳夫等，另归一类，名“均徭”，由里甲轮年承当。接着，南方各地又出现“十段册法”(又称“十段锦”)，把均福役从里甲轮当，改为通计一县丁粮重新均分为十段，按段轮流服役，十年一次。

一条鞭法就是这些改革的总结，最早的倡导者是大学士桂萼，他在一五三O年(嘉靖九年)就已经提出第二年，御史傅汉臣也上疏建议实行。嘉、隆两朝，个别地区也曾经“忽行忽止”，其中执行得比较有成效的是浙江、应天和江西的地方官庞尚鹏、海瑞、王宗沐等。到了一五八一年(万历九年)，张居正把它作为通行的赋役制度，向全国推行。

二条鞭法的内容较为复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 赋役合并。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出办的徭役，现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至于摊派的比例，各地执行的情况不同。有的地方以田为主，以丁为助；有的地方以丁为主，以田为辅；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个别地方也有全部摊入田亩的。但不管怎样，丁役摊入田赋的倾向是一致的。

(2)“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国。农民可以出钱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应。

(3) 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食物都改为用银折纳。

(4) 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丁粮毕输于官”，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办法。

一条鞭法的实行，简化了赋役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前赋予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并出现“摊丁入亩”的趋势。它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到了清朝时，雍正对经济改革也是采用的这种办法，一条鞭法实行徭役征银的办法，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比较容易离开土地，为城镇手工业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由于赋税征银，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张居正当政时期，经过清查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明朝的财政收支有所好转，“太仓粟可支十年，囧寺积金，至四百余万”自租但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巩固明朝的统治。农民的赋役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由于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大官僚地主一些眼前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一五八二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他们立即群起攻讦，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改革措施逐渐被破坏，明朝的社会危机也随之愈来愈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