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华夏族不等于中华民族，兼谈汉族史研究、民族史教育的急迫性

　　2019年8月13日，笔者在网易号内发布了一篇文章，题为《研究先秦史，请记住：华夏不是汉族古称，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古称》（下面简称《研究先秦史》）。这篇文章原首发于其他平台，该文在发布后曾引发过许多讨论。其中，有赞同的，有商讨的，有期待进一步研究的，也有反对的，还有一些谩骂、攻击的。由于意见比较多，且《研究先秦史》一文对于华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尚未做进一步的交待，故笔者另写了此文，以为补充。

一、网络上对《研究先秦史》一文的反应

　　在网友的各种留言中，有的称赞文章写得很好，在自媒体上很少见，有的则期待着相关的历史研究能够加快，还有的则骂笔者分裂历史、搞汉族虚无主义，还有的则希望官方媒体能说话，总之，什么声音都有。笔者在文中提到，之所以笔者会写这篇文章，触发点是一些自媒体作者在没有弄清楚概念复杂性的情况下，草率地把“华夏”与良渚拉在了一起；而笔者则坚持认为，准确地说法是把良渚称为中华文明而非华夏文明。在回应中，也有一些网友以比较专业的理性态度在与笔者进行讨论，其中网友檿弧箕服即其中的一位。现笔者把与网友檿弧箕服的讨论列在下面，供大家参考。

　　檿弧箕服：文章写的很好，虽然尚有一些争论之处，但不失为一篇明晰的文章。华夏是一种文化认同，这一点应是共识，她的形成是逐步的。汉族的形成是复杂的，当汉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主体后，同时融合了他族的文化精髓，成为华夏文化。之所以说华夏文化是汉族文化为主体的，是因为汉族自远古以来虽然成分依然复杂，但已逐步形成为一个庞大的，稳定发展的，大的民族形态，文中说的是没错的。所以不能割裂开来说，我们说炎黄子弟和华夏文化，概念都是一样的，标志的是文化地域，也就是地域文化，是这一地域里所有族群所共同认同的一种文化传承，因此，说河姆渡文化是华夏文化并不出格，因为她就是这个共同地域里所产生的文化，但是说河姆渡文化不属于华夏文化也没错，因为她久远，真正的华夏文化还不能给予她更多的影响，或者干脆没有，但河姆渡文化位于华夏的大地上，之后的衍生也只能是被华夏文化所融合。文章作者很认真，但希望以后言辞上温和一些，学术问题嘛，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

　　古史微：感谢你的总体肯定。我更想强调的是，夏虽然与汉族有一定关系，但他与西部少数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我认为这才是本文最想强调的，也是希望学界能更重视在研究中体现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不能以汉族为本位来看问题，而应该试着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不应当被忽略。由于是一篇短文，难免有一些问题交待不到，这点您批评得对，感谢您。您提到把河姆渡文化称为华夏文化的提法，我仍有不同意见。我认为应称为中华文化才准确。许多少数民族可以接受中华民族这个称谓，并不接受华夏的称谓，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而考古文化中的古代居民，他们的后代，可能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用中华文明的叫法当能更有利于民族团结，也不会与学术研究冲突。

　　檿弧箕服：您说的没错，华夏文化不等于汉文化，它还包含着其他诸多文化积淀，但汉文化是其中的主导和主要成分，再说回来，说河姆渡文化是汉文化是不对的或不准确的，因为那时汉文化还没形成或影响力极为有限，但它属于华夏文化是无疑问的。中华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升华，也就是升华了的华夏文化，而华夏文化并不专指中原文化，二者从宏观说是一体的。这是我个人的认为，我尊重您的看法，但觉得您分的太精细。

　　古史微：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您似乎是把华夏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概括。象良渚，遗传数据显示他们的后裔存在于汉族中，但更多存在侗傣语系中。那您觉得，把良渚称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还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会更容易让侗傣同胞接受呢？很多少数民族之所以不容易接受华夏而容易接受中华，原因就在于前者存在特定的历史背景，而这个背景往往与很多民族无关。后者则全无此问题。试想下，如果我们从事的是民族史研究，会怎么做呢。

　　檿弧箕服：您讲的有道理，称中华文化妥当。

二、我的补充说明

　　在与网友檿弧箕服的讨论中，我想笔者已经把为什么在考古文化中应当使用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文明而不能使用华夏民族或者华夏文明的原因阐述得比较清楚。另外，有些读者很不理解我写这篇文章的意义，我想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原因外，由本文引起的一些问题也许同样值得大家思考，而这当然也是本文具有的价值之一。

（１）汉族史研究刻不容缓

　　在《研究先秦史》一文中，笔者指出华夏与中国的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更为深厚，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是在因为，在许多汉族人的传统认知中，夏是汉族的源头。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一方面是现在先秦史研究还存在较多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学术界对汉族史的研究严重落后于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

　　在历史上，由于中国史书长期都是在汉族中心史观下完成的，因此造成了许多人的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史就是汉族史。似乎学习中国史就可以了，不需要研究汉族史。也正是因此如此，新中国建立后，有关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在蓬勃发展，但关于汉族——这个占据着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的历史研究却非常落后，甚至很多社会公众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民族学界还有汉族史研究这么一回事。目前，有关于汉族史的研究主要有徐杰舜、李龙海等学者的论著，但这显然是不够的。

（2）打破汉族中心史观，为重建更科学的先秦史开路

　　笔者对三星堆研究多年，深知打破传统的华夏观念，打破传统的汉族中心史观，是研究三星堆、重建先秦史必须突破的障碍。把少数民族先民与汉族先民在历史上的血肉联系真实的反映出来，笔者深信对于建设新时代的民族关系是极有帮助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不能再抱着大汉族主义的陈旧观念不放。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但建设国家要依靠全体民族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面对一些分裂势力图谋的时候，广大的中华儿女更应该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共同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宁。

（3）加强民族史教育刻不容缓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也发现了当前我国历史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一点，或许值得有关部门思考。如上所说，中国的历史文献往往具有大汉族史观的倾向，因此，当我们自身在接触古代文献的时候，需要深刻理解有关记载的历史背景。前两天，笔者曾在《华夏何以称“猾夏”？由新疆考古论大夏、吐火罗与雅利安之关系》一文中讨论”夏“的含义，谈到了秦人青铜器中的”蛮夏“，以及《孔宙碑》的“猾夏”，不曾想，这同样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其实，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极其正常的，比如笔者在《先秦史研究中究竟有多少坑？谈谈几个让学者也容易中招的概念陷阱》中就提到：

　　在传世文献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根源自同一个族群集团的族群支系，由于其与原集团具有发生学关系，文献记录者往往会用同一音源而不同字形的字来表示这些不同支系，并将华夏观念附于其中，比如夷之于人、胡之于夏、吴之于虞、蛮之于民、玁狁之于昆吾，皆是如此。

　　在笔者刊发《研究先秦史》一文后，有一些网友指责笔者，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在声援笔者。如以吾之名号令天道在留言中就感慨地说：

　　现在很多人的历史观是“大汉族”历史观，甚至是大汉沙文主义历史观，你说多了还会被骂汉奸、满遗等等，这样的人见了太多太多。今天这个时代了，还有人秉持这样的历史观，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教育的悲哀。

　　综上，我们一定要深刻地理解到，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团结对于国家来讲极端重要。国家有关部门或许应该考虑，是否有把民族教育纳入高中阶段课程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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