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通有水路和陆路两条路线。水路（即海路），经由锡兰（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至中国南部的交趾、广州，陆路经由中亚细亚、西域至中原。汉武帝在位期间，这条陆路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佛教最初就是由此传入中国的。历史上对佛教传入中国有着诸多传说，比较可靠的有以下三种记载。

其一，伊存口授佛经。《三国志.魏书》中引用的《魏略 . 西戎传》是现存关于佛教东传的最早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支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复豆之误，浮屠的读音）”。伊存是大月支国王的使者，他向西汉的博士弟子口授佛经的事情，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但究竟是伊存来华授经，还是景庐赴大月支国从伊存受经，则难以确定。大月支是在大夏国（阿姆河以南，阿富汗一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接受了原大夏国的佛教信仰。公元1世纪时，佛教在那里已经很盛行了，而口传佛经也是早期佛教传播的一般方式。这条资料的意义在于，它表明至少在公元前后，佛教可能就已经开始向中国传播了。

其二，楚王刘英奉佛。《后汉书 . 楚王英》谓，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戒祭祀”。刘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其封地在今邳县一带，距离连云港100公里左右，秦汉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比较繁荣。早在汉武帝在位时，中国人就乘海船越过南海至印度东海岸，在那里见有“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与此同时，印度的商贾船也穿越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加之阿育王笃信佛教，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往来通商的人将佛教思想带到中国，并在民间流传都是有可能的。

其三，汉明帝夜梦金人。在中国佛教界，广泛流传着汉明帝夜梦金人而遣使求法的传说，并以此作为印度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开始。据《四十二章经序》载，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前，次日咨问群臣。太史傅毅答说，听说天竺有得道者，名佛，能飞行虚空，身放日光，陛下梦见的恐怕就是佛。于是明帝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等人去西域访求佛法。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愔等于月支国遇见天竺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驼回洛阳。明帝特造精舍安置他们，称白马寺（寺为古代官署之名），二人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这是历史上关于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

上述诸说，至少透露出以下信息帮助我们了解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况：公元前后，佛教可能已经进入中国。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为佛经译成（口译）汉文之始。汉明帝求法说，表明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已经有了一定的传播基础并逐渐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上层人士的崇信。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极其缓慢。最初，它只是被当做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社会中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基本上也没有汉人出家为僧。东汉末年，随着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才开始在社会上有了进一步的流传。据现有资料看，东汉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译者大多为外来僧人。当时佛教主要流行于中原与齐楚江淮之间，洛阳始终为佛教重镇，因此汉代的译经活动基本上都集中在洛阳。

迦叶摩腾最先将《四十二章经》译出，汉明帝将译本藏于兰台石室，是不是史实，还有争议。有史可据最早的佛教翻译，是后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先后来华译出大小乘经典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安世高（约公元2世纪），安息国僧人，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来到洛阳，至灵帝建宁（公元168-172年）中，这二十多年里，共译出佛典数十部。安世高译的主要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其本人所精的是禅经与阿毗昙学，其所传则为“禅数之学”。禅，即禅定、禅观；数，即数法；阿毗昙，是对小乘基本经典《阿含经》的论述。安世高善于将禅与数法结合起来讲，故史称其“善开禅数”。代表安世高系禅学思想的主要是《阴持入经》和《安般守意经》。这两部经都提倡通过戒定慧来对治各种“惑业”，通过禅定的修习而获得人生“非常、苦、非身、不净”的认识，从而离生死，得解脱。“坐禅数息”成为安世高系统用以对治世俗欲望的主要修行方法。由于汉代社会盛行神仙方术，而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数之学所倡导的禅定修习中，许多方法与当时社会所流传的吐纳养气等道家方术相近，因此，在东土最早得到流行的佛学就是安世高系统的小乘禅数之学。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本为月支国僧人，大约在汉桓帝末来到洛阳，在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公元178-189年）致力于佛经翻译，先后译出了佛经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主要有《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等。从内容上看，支谶翻译的基本上都是大乘佛教的经典，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把大乘般若学和大乘禅法传至汉地的僧人。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期曾依附玄学而盛行一时，并对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主要翻译大乘般若学的同时，支谶也译出了《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禅经，系统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大乘禅法，如“般舟三昧”和“首楞严三昧”等，这些禅法都要求在般若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实际的佛教修行，从而证悟佛法大义。这对后来中国禅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译经典都是中外人士合作的产物。除了译经大师安世高、支娄迦谶以外，在汉灵帝、汉献帝年间，又有安玄、竺朔佛、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来洛阳从事佛经的译经者，他们的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资助和文人学士的配合。最初的翻译并没有什么选择性和系统性，传来什么就译什么；或者从大量佛经中摘出要点，形成“经抄本”。外来僧人在译经时还加有一定的讲解，即按照佛经大意编写“义指”，以此来增加传教效果。

佛教传入中国伊始，中印两种不同的文化便发生了碰撞。佛教为了在中土站稳脚跟并生根发展，主动迎合中国社会的需要，特别是积极依附当时中国社会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并通过译经等方式融会吸收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最终以其超越现实人生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中土人士，跻身于华夏文化，为魏晋时期正式登上中国学术思想舞台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传统思想文化则在以正统自居的同时，以相对开放的心态容纳了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为对佛教的进一步改造和吸收提供了可能。中印文化的最初碰撞以及各自的反应，拉开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冲突中交融，在交融中发展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