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中西历法之争，背后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权力之间的斗争

康熙四年（1665年），此时，已经从明朝末年时期就开始持续的“历法之争”，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以杨光先为首的汉族大臣们所推崇的《大统历》，在这场历法正统地位的争夺中，死死的压制住了以汤若望等人编制的《时宪历》，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而汤若望本人也面临着被处以极刑的境地。

这场原本应该是科技与文化之间的较量，却因为权势和地位的争夺，变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的斗争，而从背后策划、挑起、激化这场争斗的，便是康熙朝初年那位擅权专政的辅政大臣——鳌拜。

汤若望，一位备受清朝两代帝王敬重的外国人。

汤若望，本名约翰·亚当（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汤若望”，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音译过来的中文名。

早在公元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汤若望就来到了中国澳门，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并且在基督教中国传教会的安排下进行传教活动。

明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经由当时的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开始供职于钦天监，正式成为大明王朝的官员，甚至在之后还参与了明朝火炮、火器的研发与制作工作。‘’

当然，汤若望最为重要的工作，还是进行历书的编制。

此时明朝朝堂上使用的，还是明朝初年就已经在使用的《大统历》，其蓝本与基础是元朝时期郭守敬主编的《授时历》，此历法历经数百年的时间，早已是漏洞百出。因而在汤若望、徐光启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当时更为先进，并且引入了西洋历法内容的《崇祯新历》编撰完成了。

尽管崇祯皇帝对于这部新式历法推崇有加，但是还没有进行推广，明朝就灭亡了，之后就是大清的入关、江山的易主。

然而，汤若望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而受到冷落，相反，他的地位日渐提升。

早在多尔衮专政时期，汤若望就得到了多尔衮的信任与认可，就任钦天监监正，并加太常寺少卿衔。

而汤若望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推行新的历法。他将原本一百三十七卷的《崇祯新历》压缩到了一百零三卷，形成《西洋新法历书》，顺治皇帝在其封面亲批“依西洋新法”，并将其更名为《时宪历》，下令在全国推行。

顺治皇帝亲政之后，其与汤若望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年轻的顺治皇帝对于西洋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时常向汤若望进行请教，更是将其尊称为“玛法”；与此同时，汤若望还借助其掌握的西洋医术先后医治好了孝庄太后以及顺治皇帝的皇后、孝惠章皇后的疾病。因而汤若望在顺治皇帝以及整个皇室心中的地位是与日俱增。

特别是在顺治皇帝弥留之际，在立嗣问题上举棋不定的顺治专门请教了汤若望，汤若望当即建议将皇位传给已经得过天花的顺治第三子玄烨，而这也与孝庄太后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才有了康熙皇帝的登基继位，以至于后来开创的一代“康熙盛世”。也正是因为如此，康熙皇帝对于汤若望是礼敬有加，康熙继位后，其被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在朝堂之上享有极高的地位。

德高望重的汤若望，已然成为了鳌拜欲以除掉的目标。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登基。

遵照顺治皇帝临终前的安排，此时的朝政掌握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这四位辅政大臣的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臣共同辅政”的局面逐渐演化为了“鳌拜专政”的局面。

而鳌拜治国与施政的核心思想便是“首崇满洲”，将“满洲”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此时鳌拜就与以汤若望为首的西洋官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一方面，汤若望等人极力宣扬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宣扬西方的文化，这就与极力维护和推崇满洲文化“先进性”和至高地位的鳌拜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伴随着汤若望等人通过天文演算、历法编修，开始在朝中重要事务的开展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对鳌拜专政治理产生挑战和威胁，进而引发了鳌拜的不满。

然而，此时的鳌拜并没有亲自动手去处理处理汤若望，而是借助汉族历法官员与西洋官员之间固有矛盾，进而推出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杨光先。

杨光先自视甚高的认为自己是天算学家，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只是一个投机的政客而已。

早在顺治年间，杨光先就编写《辟邪论》等著作，开始了对汤若望等西方官员及西洋文化的攻击。根据《清史稿》的记载：

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

按照杨光先的说法，汤若望所编写的《时宪历》，封面写着五个字，“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是对泱泱中华大国的极不尊重的表现，于是籍此弹劾汤若望。然而，这五个字本就是顺治皇帝亲批，再加上此时的汤若望刚刚医治好了孝惠章皇后的病，于是对于这样的弹劾，顺治皇帝选择了不予理睬。

而这一次，杨光先在鳌拜的授意之下，再一次对汤若望等人进行了弹劾，理由还是针对于《时宪历》。

首先，杨光先依旧纠结于“依西洋新法”五个字，认为这五个字是对国家国体的极度的侮辱；

其次，《时宪历》只是编修推演了未来两百年的历法，在杨光先看来，这是对于大清王朝的诅咒，构陷汤若望等人诅咒大清王朝的国祚只有两百年；

再次，杨光先认为，整部《时宪历》并不是历法之书，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宣传着基督教的教义的宗教刊物。

在杨光先编写的《阍辞疏》中，更是将汤若望等人的行为看作是谋逆所为。

“向盘踞京师者止若望四人，今则群聚数十尚不知避忌，今知秘其机缄，金多可役鬼神，汉人甘为线索，往来海上，暗通消息。”
“如此狼子野心之凶人，又有火器刀甲之铦猛，安可与之同中国哉？”

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这场争斗已经变为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政治上的斗争，杨光先对在鳌拜的支持和怂恿下，不断对汤若望等人进行弹劾，目的就是要借助历法之争，达到除掉汤若望的目的。

“洪范五行案”的发生，将汤若望推进了深渊。

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历法之争”所引发的政治争斗还在进行中的时候，杨光先又将多年前的一桩旧案搬了出来，而这对于汤若望的打击是极为致命的。

这桩案件，就是关乎荣亲王的“洪范五行案”。

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皇帝与他最为宠爱的董鄂妃所生的儿子出生三个月后不幸早殇，顺治皇帝极为伤痛，不仅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还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并且在京东黄花山下专门为其修建了一座陵园。

而当时在给荣亲王确定下葬时间的时候，没有按照“正五行”进行演算，而是使用了在当时已经被废弃的“洪范五行”确定了葬礼事宜。

于是杨光先非常狠毒的以此弹劾汤若望，并且直接将此事延伸到了另外两个重要人物的死因上，这两个人便是顺治皇帝和董鄂妃。在杨光先看来，荣亲王去世后仅仅过了三年，董鄂妃因为天花去世，顺治皇帝在董鄂妃死后不久也因为感染天花去世，这一切都是汤若望的责任。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么？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为荣亲王的葬礼进行演算的官员并不是汤若望，而是礼部的另外一名官员恩格里，并且当时汤若望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进而亲自弹劾了恩格里，恩格里也受到了发配充军的惩罚，这件事情也就算是盖棺定论了。

所以，杨光先以此作为理由弹劾汤若望，便是对于汤若望彻彻底底的诬告。

然而此时的汤若望已经瘫痪在床，无法在为自己进行辩解，而他也坐实的“谋逆”的罪名，被判处了凌迟处死的极刑。

鳌拜等人的举动最终引发了“天怒人怨”，汤若望算是“捡”回了性命。

康熙四年（1665年），几乎就是在鳌拜判处汤若望凌迟处死的同时，北京地区发生了地震，这一自然现象的发生引发了鳌拜等人的极大惊恐，也使得鳌拜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而引发了“天怒人怨”。

在这样的情况下，鳌拜不得已将汤若望的凌迟处死的刑罚改为了斩监侯。然而，此时的北京依旧是余震不断，万般恐惧之下的鳌拜在孝庄太后的授意下，只得赦免了汤若望的死刑。

然而，汤若望一生的心血《时宪历》还是被废除了，在杨光先等人的主导下，重新使用起那部过时的，并且漏洞百出的《大统历》。

就这样，在忧郁与困苦中，汤若望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时光，康熙五年（1666年），汤若望去世，享年75岁。

“历法之争”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矛盾碰撞，而在此期间，中国官员们将“天朝上国”的骄傲、自大与排外情绪表现的玲璃尽致，充满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斥与抵触。

其实，早在顺治年间的一次日食测试中，《时宪历》就已经被证实其先进性与准确性要远远强于《大统历》和回族历法《回回历》。可即便是这样，杨光先仍然《日食天象验》中宣称：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观念，中国也开始慢慢的故步自封，落后于世界。

而更加令人叹惋的是，这样一次科技与文化之间的竞争较量，却因为鳌拜的专权以及杨光先等人的一己私利，完完全全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其失去了其应有的历史价值，更是对中国对外的学习与交流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在汤若望去世后，康熙皇帝将其葬在北京，并且葬在同样是著名传教士的利马窦陵墓的左侧，以示对其的尊崇。

康熙八年（1669年），除掉鳌拜之后的康熙皇帝马上为汤若望进行了平反昭雪，同时严厉的处罚了当年构陷汤若望的杨光先等人，并在康熙九年（1670年）恢复使用了由汤若望等人编写的《时宪历》，而这也词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用的“农历”。

见到自己的心血能够为后人所用，想必汤若望的在天之灵也会倍感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