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昙花一现，其失败是因为打了太多人的脸

导读

任何王朝的更迭以及时代的变迁都少不了变革，而所谓的变革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上的变革，它还包括经济、文化、赋税等社会方方面面的革新。

明朝中后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财政收入愈来愈少，而此时国势日微，各地豪强以及北方少数民族趁势侵扰，军费花销剧增，可谓入不敷出，导致大明政府的财政出现很大危机。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腐化和统治者的荒诞无能，明朝就这样被一双无形的手一步步拖向死亡的边缘。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内阁首辅张居正试图顺应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推行“一条鞭法”来扭转大明渐衰的局面。

“一条鞭法”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明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它触动了大多数人的“蛋糕”，抽痛了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脸，以至于落入人亡政息的尴尬局面。

张居正的这一举措，乃是继唐朝“两税法”之后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巨大变革，无疑成为了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本文将从“一条鞭法”出台之前的社会背景着手，带领大家见证“一条鞭法”的昙花一现，最后再分析其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一条鞭法”出台之前的社会背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早在大明初期，赋税制度主要沿用唐代杨炎提出的“两税法”，按贫富分等征税，徭役则以户丁而征。此时按丁征役，按亩征赋，赋和役的分开征收，使得整个过程极为繁琐。要使这种赋役制度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掌握全国户丁和田亩资料，因此明朝花费巨大精力创造出黄册和鱼鳞册。（黄册：相当于户籍册，记录每一户的田产和人口等资料。鱼鳞册：相当于土地登记册，记录了每块土地的编号、位置、等级和形状等等。）

以上一系列的举措看似完善合理，能够使社会有条不紊的运行，但是到了明朝中期，其所有的弊端全部涌现出来，将原有的赋役制度打破，给明朝政府摆下了一个烂摊子。摊子之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土地关系变动和土地兼并，使得赋役失衡、流民失所。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户籍和田产在不断变化，但是黄册以及鱼鳞册的修改却难以跟上变化的节奏，不能反映真实的民间户籍和田产情况。再加上地方豪强地主为了逃避赋役，与官员勾结不断，图册被其肆意篡改，严重影响了赋役“贫富分等征收”的初衷。

《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土田之制：……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需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馀为民田。”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明朝的田地分为“官田”和“民田”。而田赋则分为“官田赋”以及“民田赋”，官田的赋税较重，民田的赋税较轻。但是明朝中期，在官员的暗箱操作之下，大量官田变成民田，所以就出现了《明史》中所谓的“民田担官田之税”。再者，地主官僚等阶层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没有田地却要纳税，而地主官僚拥有大量田地却无需纳税。这就使得赋役失衡，最终百姓沦为流民，苦不堪言，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阶级与百姓的矛盾。

从《中国流民史·古代卷》上的一些数据来看，可以更清晰直观地看到明朝当时土地兼并有多严重。明朝初期造册登记的赋田约有857万顷，但是经过地主豪强的占领和兼并，到了弘治十五年，在册的赋田居然变成了422万顷，足足减少了一半多。

再看流民数据，自天顺到成化短短三十多间之间，流民数量便上升至近200万之多（由于史料中没有明确数据，故此数据为约数）。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流民更是滔滔不绝地涌现。《明经世文编》中的“自一州一县言之，大约流移之民恒居其半”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赋役的失衡以及一批批的流民队伍无疑成为大明王朝的不稳定因素，或许某一时刻便会像炸弹一样在大明的心脏处炸开，所以赋役制度变革势在必行。

②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危机重重。

牵一发而动全身，土地关系的变化以及土地的兼并对大明造成的影响绝非造成流民这一项，带来的还有国家财政的危机，这才是推动明朝赋役改革的最大推手。

在财政收入方面：由于土地兼并严重以及大量百姓流亡，使得赋田地数量大减，伴随而来的便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严重缩水。正所谓“赋从田出”，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泱泱大国，其主要的财政收入必然是田赋。而此时此刻的大明，有田地却收不到赋税，这就犹如支撑大明的三脚架断了一脚，随时可能倒塌，化为一团灰烬。

在财政支出方面：大明的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对皇亲国戚的封赏、官员的俸禄以及军备的消耗。而明朝中后期，官僚集团不断扩张，伴随的还有内部腐化，再加上镇压各地的动荡，以及抵御外邦的侵扰，财政消耗急剧增加。

财政收入的疯狂缩水以及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使得明朝财政入不敷出，危机重重。就拿嘉靖年间（1558年前后）的数据来说，这时大明的财政收入仅仅只有两百多万两白银，而诸边军费就已经达到六百多万两白银。

此时的大明已经捉襟见肘，应接不暇。不仅要安置流民、抵抗外来势力的侵略，还要把重心放在财政收入上。而带来这一系列问题的最根本原因，还是赋役制度的缺陷，因此，要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赋役制度进行变革，所以说此时改革的利箭已经搭在了弦上，不得不发！

“一条鞭法”的昙花一现，从横空出世到人亡政息。

难得而易失者，时也。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此时此刻，赋役制度的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作为大明治世能臣，张居正在清丈土地之后，于1581年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将“一条鞭法”推向了全国。之所以不说他迈出了第一步，是因为早在他把鞭法推向全国之前，庞尚鹏、海瑞就已经在江浙部分地区施行了，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那么何为“一条鞭法”呢？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货，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枆。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法。”（《明史·食货志》）

归其内容，主要涵盖以下五点：

①以州县为单位统一编派，合并征收；“一条鞭法”把原来“按丁征役，按亩征赋”的分开征收方式变为了合并征收，不仅如此，土贡、方物等杂税也与赋、役悉并一条，将原来赋役制度化繁为简，省下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同时还提高了催收效率。

②量地计丁；其指的是赋役征收的方式，将之前的“按丁派役”改成“据田派役”，根据土地大小，把徭役摊入田地，随着田赋一起征收。（如：“丁四粮六”或“丁六粮四”）

③计亩征银；其指的赋役的征收形态，把过去征收的实物和力役都改为折银征收。（除个别地区还是征收实物以外）

④官为佥募；“一条鞭法”取消了力役的征集，而是官府掏钱招人参役。

⑤官收官解；“一条鞭法”规定赋役直接由地方政府征收，避开了原来的粮长和里长。征收所得一部分作为“京库岁需”交于中央，一部分作为“留存”供地方政府自由支配。这样一来，便可合理避免中间人员的徇私舞弊。

“一条鞭法”的横空出世，让明朝的财政在短短几年中有了显著的提升，给了明朝喘息的机会，也使得凋敝的明王朝迎来了短暂的曙光。

就数据而言，隆庆元年的太仓银库中白银约23万两，在“一条鞭法”的匡扶之下，到了万历年间，太仓银库中的白银已经上升到约440万两，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无疑给明朝注入了新的活力。

好景不长，在张居正死后，鞭法便被束之高阁，大明的财政又回到了改革之前，拆东墙补西墙。“一条鞭法”从推出到人亡政息，就犹如昙花一现，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了只言片语的记载。

“一条鞭法”的意义

①鞭法的推行，在阻止土地兼并的同时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再者，也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国内生产，可谓一举三得。

②“一条鞭法”改变了原有的赋役征收方式。其将赋、役、杂税并为一条，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是一些当地官员打着幌子强行增收“一条鞭法”以外的杂捐杂税，蚕食百姓，激化了阶级矛盾。

③“一条鞭法”改变了原有的征收形态。其将粮食等实物征收改为征银，促进了货币的发展，为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抬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条件。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百姓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卖粮食，来换取白银，这一过程给了商人盘剥的机会，造成“钱贵粮贱”的境地，使得百姓的负担更重了。而百姓以征银代替劳役，政府出钱雇役，又使得劳动力商品化得以发展。

“一条鞭法”为何只是昙花一现，其人亡政息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①最根本原因：大明的制度注定了其不可通过“一条鞭法”逆天改命。

浊其源而望其流，曲其形而欲其直，不可得也。想要让浑浊的源头流出清澈甘泉，想要让扭曲的身子照出笔直影子，这可能吗？在源头上就出现了问题，并且从大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出现了问题，要想通过一次改革就想逆天改命，无疑是水中捞月。

中央集权制度将赋役制度完全笼罩，要想把赋役制度彻底改革，就必须突破中央集权制度这一层壁障，而这层壁障由统治者以及统治阶级共同把守，而此时的改革之争也上升为了利益之争，只凭张居正一己之力难以拔山超海，逆天改命。

②张居正自身原因：独断专权，太刚则折。

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张居正偏偏是这样一位能人，面对敝漏的大明，他不顾一切反对的声音，全力推行“一条鞭法”。

鞭法的施行，本是为了阻止土地兼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最后达到富民国强的目的。可惜这样的做法，触碰的却是整个体制内的所有官员的利益，这在无形之中将所有的同僚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在众人的反对和阻扰下顺利推行鞭法，完全是因为他至高的权力。其利用自身权力施行高压政策，确保政策能够贯彻施行。而同僚们虽有不甘，但是不敢逾越权力的壁垒，敢怒不敢言，只能咬着牙乖乖遵从，等待爆发的机会。

如《晋书》中所言的那样“太刚则折”，张居正太过刚直，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亦或许是意识到但是不屑一顾。殊不知自己在他人眼中是“器满而骄”，是专权、独断、骄横的代名词。所以最终折倒，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也显得理所当然。

明朝王世贞看得最清楚，他曾说道：“器满而骄，群小激之。”为了百姓利益，他敢于从官员和地主口袋里掏银子，这样的刚直难免遭到群小的攻击。

“一条鞭法”这剂猛药若是能够将明朝土地和赋税上的顽疾治愈，那么一切都顺理成章，若是药病相斥，顽疾战胜了猛药，其面临的必是病气反弹，人亡政息。而这一剂猛药与顽疾的博弈中，显然却成为了失败者。

结语

明朝的财政危机就犹如釜底抽薪，而抽走这些薪木是那群只顾维护自己利益的官员地主。张居正见祸于未萌，利用自身的权力直接从官员地主手中抢下薪木，往火中扔去，试图让大明热火重燃。其威权震主，逆风而行，抽痛的不仅仅只有官僚地主，也打了最高统治者一记耳光。短时间内来看，“一条鞭法”给百姓以及国家都带来了短暂的春天，但是长远角度来看，其使得百姓不断被盘剥，严重加大了百姓的负担，这又抽痛了百姓的脸。正如文章开篇所言，“一条鞭法”抽痛的是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脸，故其昙花一现也是历史的必然。

对大明这个病人来说，“一条鞭法”具有一定的药效，但也存在着不可估量的副作用。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其对大明的经济结构调整有着一定的积极性，但是鞭长莫及，还是给了官僚地主为虎作伥的机会。

总体来说，“一条鞭法”是赋役制度史上的进步，从之前的实物征收到货币征收，跨出了巨大一步，也为后来清朝的“摊丁入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创作不易，请多支持，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各位斧正。

（注：部分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参考资料：

《明史·食货志》

《明会要》

《万历实录》

《明史纪事本末》

《中国流民史·古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