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在上海发生的这一次起义，成为近代上海民间军火交易的滥觞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沿海通商口岸中划出部分地区作为它们的特权租界，租界在建立和扩张的过程中与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动和支持下，1853 年9 月 7 日，刘丽川率领小刀会会众发动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出现租界中的洋商与起义人员的军火与其他军需物资的交易，这种军火交易不属于政府与政府或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军火交易的范畴，可称之为洋商与“反政府军”的军火交易，这类交易行为可以看作是近代上海民间军火交易的滥觞。

1853 年小刀会起义爆发前夕，常住租界的外国人大概有三百余名，其中包括外交人员、传教士、洋行商人、洋行雇员仆役、鸦片贩等各色各样人等。他们的财产据估计为数已值二千五百万英镑以上。当时洋商即已半公开地贩卖军火，起义爆发后，洋行中的外商看准时机向起义军出卖军火和军需物资。战斗期间，小刀会起义军急需军火补充，因而洋商得以坐地起价，使得军火价格猛增。如起义爆发前每桶火药售价洋银三元，到 1853 年 11 月每桶火药已涨至二十六元，涨幅达近九倍。外国商人还通过上海租界将大量的新式枪炮火药运送入上海县城，出售给起义军以获得巨额利润。

不仅有外商向起义军供应军火物资，甚至还有外国人直接加入起义军的情况发生。1854 年底，起义军中的外国人员有六十至八十名。一部分作为非战斗人员帮助义军采购武器弹药和粮食，少部分甚至直接参加战斗。镇压这次起义的清军指挥官的奏报中提到：“该逆(指起义军首领)用重资雇募夷人四十余名，平时往来于洋径浜一带，为之护送接济，……遇战则潜身于隐僻处所，暗施枪炮，伤我头敌，实堪发指。”

当时清军兵勇使用的枪械，仍旧是明末清初制造的鸟枪、抬枪，性能落后于外商出售给义军的新式快枪。即便如此，清军的枪械还存在年久失修、堪用者无多的窘况。就在小刀会爆发起义的 1853 年，清政府武备院奉咸丰皇帝旨意查验武库所存火器情况，“鸟枪三千八百九十杆内，选出堪用者一千杆。”有的清军士兵甚至还在使用大刀长矛等数千年前的冷兵器。

外商向起义军提供的军火在性能上完全压倒了前往镇压的清军，这样的行为当然为政府当局不能容忍，为此清军也曾同贩运军火的外国商人发生武装冲突，还出现过清军截获外商所贩军火的情况。1853 年 11 月 15 日凌晨，一支清军小队潜入租借，目的是劫走英国商人要运往县城出售的一批新式快枪和开花炮，反被打死打伤数人。1854年 1 月，据负责上海军情的怡良等奏折可知，驻沪清军“拿获夷奸为贼(指起义军)代购洋枪五十八杆及火药、铜帽等物”，不可否认这些洋商在为义军提供军火和军粮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火药火器米粮以及应用各物，皆从此进。”

外国商人贩卖新式的枪支弹药，为起义军提供了相当主要的的武器和给养，大大增强了起义者的单兵战斗力，使得起义军在反抗清军的镇压中取得了装备上的优势。怡良等在奏折中又写道：

“该逆(指起义军)所恃者，向奸夷所买之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无需门药，虽倾盆大雨亦不畏。”“今上海之贼所得吴健彰备送江宁、扬州大营火器本已不少，该逆又向夷人购买，是以每次攻城，城上枪子动如雨集，比炮弹尤为难避，官兵无可遮蔽，往往受伤。”

外商不只将军火或军需品出售给起义军，甚至还售予清军，自诩“中立”而两面都大卖军火。当时的《北华捷报》曾报道说：“假如以特殊的方式来指出欧洲商人所谓的中立政策的特色……那就是他们把武器弹药和粮食毫不偏袒地同时出售给交战双方”。这种交易都是以“高价分别出售给清军和起义军的”。清政府当局尽管抗议“夷人”贩售枪支弹药给起义军，但政府军本身却又非常期望获取这类新式的西洋军火以图获得战争中的优势。在 1854 年 4 月 2 日，咸丰皇帝甚至还签署命令：“铜帽、枪(指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实为利器之最，尤利于风雨，现在军营能否购买应用？着传知吴健彰酌量筹办，虽不甚多亦可。”

外国商人出售武器弹药和粮草给小刀会起义军，这种做法本身也是被他们所在国家政府当局所严令禁止的。1854 年一年之内，外国领事曾独自或联合他国连续签发禁售令。由此可见，外国商人与小刀会起义军之间的军火贸易，都是在绕开本国政府的情况下在幕后进行的。只要有利润存在就会有人去冒风险，外国商人追逐高额差价的强烈欲望，是任何政府的命令都无法令行禁止的。直到小刀会起义完全失败之前，这类私底下的军火交易都没有完全销声匿迹。

但从当时全国的情况来看，这些出售军火给起义军的外国商人是中国近代民间军火交易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