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东 | 那些闪亮的岁月，这些平凡的日子

　　从70年代走来，张亚东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克制、理性，像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男人一样，似乎总有一些无法言说的隐密，闷闷的，用寡言面对世界；然而，张亚东又有一些不一样：如今50岁的他，依然真诚地像一个少年，面带一点儿拘谨的微笑，眼睛里闪烁着纯粹的光芒。无论在那些闪亮的岁月还是这些平凡的日子里，他都像一个异类，自由地在时代中穿梭。

　　“在那个时代我想要不一样的东西，

　　音乐刚好给我提供另一种思考方式。”

　　“小的时候大家都是蓝裤子，白衬衣，红领巾。街上看到的每一个小孩，颜色都是一样的灰蓝绿，流行戴一样的军帽。”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动荡刚刚结束，改革开放之风还未吹进大同这样的小城市，生活仍是循规蹈矩、无聊乏味，世界仿佛是黑白的。而音乐无疑成为了张亚东的画笔和颜料，让他可以给自己的生活“一点儿颜色”。

　　上衣: BOSS内搭: Giorgio Armani

　　裤子: BOSS

　　当然，当年还稚嫩的张亚东还没有改变音乐的崇高理想，于是变革从个人形象开始，就像每个轻狂的年轻人：“我觉得必须要改变，逃学、交白卷，然后后悔，再继续犯错，好不容易留起的长发也都被我妈在我睡着的时候都给剪了。我妈相貌特别美，个性却非常强悍，总是讽刺挖苦以及暴打，恨铁不成钢。”家里无趣的白墙也成为了张亚东的改造试验田：涂鸦、贴海报、挂东西，但是无一不遭到妈妈的铲除，“你只要挂一个什么东西，就一定都得要撕了。必须是干干净净，很乏味，不能想象。”

　　“我很幸运，赶上一个好的时代，又遇到很多好人。”

　　大同一直以来都被称为“煤城”，似乎空气中都隐约飘着煤味儿，在那个全国还对煤矿资源需求量巨大的年代，大同的经济非常好，很多组织机构都很有钱。于是在大同矿务局文工团中，张亚东接触到合成器、midi音乐制作这些在当时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触碰的东西。

　　在歌舞团的十年间，张亚东成为了团里的编曲。歌舞团像一个微型的社会，而才华满满的张亚东则成为了“树大招风”的典型，经历了社会的复杂，也体会到人性的善良：“最早编曲的时候我给乐队配器，那时候就十几岁。等到排练完我收谱子的时候，在“编曲：张亚东”下面突然多了一个字，猪。特别难过，因为总有人是看不起你的。”后来，一个满头白发的吹长号的老师，每次排练总是会进来默默给张亚东拿一杯水。“其实他是用他的行动告诉乐队的人，虽然他特别小，但是你们不要欺负他。”

　　“当时离开大同去北京，

　　不会觉得没有退路，

　　也从没想过退路。”

　　13岁，张亚东进入歌舞团；十年间，生活已经非常好，“我不用点名。每个人都要每天点名，我不需要，因为我要熬夜创作，对我非常好。”23岁，他决定离开歌舞团，离开大同，只身到北京闯荡。一次去法国演出需要办护照，那是张亚东第一次办护照，需要回歌舞团拿档案。“我想过，当时我已经离开我的团有一年多，他们可能已经把我除名了。”

　　上衣 裤子均为: BOSS内搭: Giorgio Armani

　　回到老家后，团里拒绝给张亚东办理，让他找领导去签字。“我就去找领导，我说张老师我要回来拿我的档案，他特别长时间没理我，得好几分钟；最后说好，你去办吧，如果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回来。”也许是因为对张亚东的器重，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性的单纯和简单，老师给张亚东留下的位置坚定了张亚东留在北京的信心，“其实也没想过退路，就是想要无限接近我想要了解的东西。”

　　“刚来北京的生活就是买CD，

　　看演出，等机会演出。”

　　刚刚来到北京的张亚东认识的人不多，除了窝在家里写歌，研究编曲，就是逛CD店，看演出，基本上能看的演出都去看了，完了就等机会，等演出的机会。“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求知欲太强。想要学习，其实就是想和外面世界更多接触。”音乐厅、酒吧都是张亚东出入的音乐场所，他在北京音乐厅听古典音乐会，后来很多乐手都成了他在录音棚里合作的伙伴，“心情特别好，就觉得一开始看他演出，最后跟他一起合作。”

　　在CD这种实体音乐载体还称霸的年代，北京经营着几个选碟品味颇高的CD店，包括大名鼎鼎的“打口碟”老板付雄的店和张有待的店。“有货到了会通知我，比如4AD的说亚东可能会喜欢，直接打电话，‘我们来了一批，你过来听听。’”

　　“我九几年给王菲写的歌，

　　唱片公司觉得太不商业了，

　　两千零几年才发出来。”

　　九十年代初，来到北京不久的张亚东遇到了窦唯；合作一段时间后，窦唯便把他介绍给了王菲。王菲和他都属于凭感觉的人，交流不多，合作起来默契倒是挺足。两人合作的第一首歌是专辑《讨好自己》中的歌曲《飘》。

　　上衣、内搭均为: BOSS

　　彼时的张亚东写了不少歌，最后大家选中了《飘》收录进专辑。“除了那个还有，其实95、96年当时我给王菲写过一首歌，后来两千零几年发了，叫《心惊胆战》。九几年写出来，公司觉得太不商业了，这个歌就不要用，录完了以后就被扔在那儿没动。结果是到二零零几年的时候说好，发了吧。”2002年，《心惊胆战》被收录进精选集《Faye Best》；2015年，这首歌连同被新艺宝唱片公司拆开发行的其他9首歌被还原成当年王菲本来在新艺宝的最后一张粤语专辑，命名《敷衍》重新“首度”发行，甫一推出便再次激起讨论，得到最多的评价就是“二十年后重听，依然领先时代。”

　　“想了十几年的愿望，做一张自己的专辑，结果用一个月做完了。”

　　小时候，看着磁带上面的制作名单、专辑名和歌手名，张亚东梦想着有一天磁带内页可以印上自己的名字：“那是一种终于进入唱片工业的感觉，觉得自己被认可的感觉。”来到北京，这个目标逐渐清晰：30岁的时候可以有一张自己的专辑。

　　张亚东是幸运的，他真的在30岁之前等来了这个机会，但是“幸福来得太突然”：“非常突然就要做，唱片公司给我一个月时间写完所有歌，连写带编。想了几十年的一个愿望，用一个月特别草率就弄完了。”现在想想，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一张12首歌的专辑简直不可思议，但是29岁的青年的精力是无穷的，灵感是泉涌的，“尽管有特别多不满意的地方，可也是当时自己能做到的极限。”张浅潜作词的《春光》、林夕作词的《只爱陌生人》、王菲后来在幻乐一场演唱翻唱的《雾》……这些一个月写出来的歌，现在依然会感动张亚东。

　　“我和张浅潜很多时候是两类人，

　　合作的时候冲突大到不能弥合。”

　　有些人可能注意到，张亚东的履历上，有一行很概括的字：1999年和张浅潜组成Z2组合，之后自然解散。关于这个组合，网上几乎搜不到任何信息，两人似乎也没发行过任何音乐。

　　说起张浅潜，张亚东还是一脸真诚。他用“纯艺术家”、“非常感性”等等溢美之词形容张浅潜，“我至今觉得张浅潜太好了。”然而，熟悉张亚东的人也知道，他是一个在音乐中极其理性的人，“如果这个作品本身没有理性光芒，那就是黯淡。”两人在艺术上的巨大差异最终让这个乐队早夭了：“可惜我们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是两类人，合作起来，有的时候冲突大到不能弥合。”

　　“好吧，我其实和流行、

　　大众喜欢的东西越来越远。”

　　与窦唯合作专辑《艳阳天》、《山河水》，成为王菲的御用制作人，为朴树制作那张标志性的专辑《我去2000年》，这些都让张亚东一步步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抢手，也几乎是最优秀的流行音乐制作人。“我们都是时代宠儿，在那个年代没有竞争的，或者说竞争非常少，你有一点点天赋加努力就有可能出来，放到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想象的超负荷工作量：短短的10年几百首歌曲的制作……然而，灵感像电量，总有耗尽的时候，不“充电”的话，内心就会被掏空。“那么些年累计的东西就被掏空了。该说的都已说完，突然发现要继续补充自己，让自己具有更多能量。”当张亚东开始充电，原来的东西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了，这被他用“吃药失效”来类比：“已经对一种药产生抗药性的时候，你必须要别的东西才能治愈，我慢慢发现，好吧，我其实和流行尤其适合大众喜欢的东西越来越远。”2005年后，张亚东逐渐减少了流行音乐制作。

　　“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音乐可以提供了我的另一个生命。”

　　一天，张亚东的一个音乐圈外的朋友发来一条短信：“亚东我刚发现原来这首歌是你写的，我们喜欢这个歌。”“其实就是一个很公益的歌，只是没想到是我写的。”简单的一句话让张亚东思考了很多，也很感动：“音乐可以提供了你的另一个生命。你突然变得有一个你之外的东西，而且你也可以试图尽量让这个东西圆满而且不世俗，它是一个超越你的存在，这个特别有意义在我看来。”

　　“练琴练久了出个门我会觉得自己特厉害，好像自己比别人多了些什么。”

　　张亚东爱买乐器是他的朋友以至很多圈内人都知道的，他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用来买乐器：从小对乐器的热爱延续到现在，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年龄的增长、音乐创作方式的变化和名气都没有影响张亚东对于乐器技巧的追求，练琴依然是他几乎每天的必做：“我觉得有趣。练了琴我可以不说话，跟自己玩好久。出来就觉得自己特牛，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多了些什么似的。

　　上衣 裤子均为：Hugo Boss 内搭: Giorgio Armani

　　人到中年，张亚东承认他也有点儿焦虑，有点儿不够专注。他在积极让自己变成一个斜杠大叔：电影配乐，专辑，摄影，画画，配音，他知道每件事情都不好做，所以到了这个年纪也会着急；外界也有海量信息每天钻进他的大脑，“很难持续在一个自己的状态里，我处理不了那么多信息，那些东西会影响我。想看又不要被它影响，其实非常困难。”

　　“我完全不敢看自己在节目上的表现，

　　一期都没看过。”

　　曾经说过自己不适合做评委的张亚东，最后还是来了《乐队的夏天》。多年的工作形成的习惯让他养成了一副直脾气：“我跟乐队包括歌手艺人在一起，我说话特别直，完全可以说特难听的话。比如说歌手跟我开会，我会说某一个想法太差了，这太烂了，你这个我受不了。”对他来说，“商业吹捧”任务是由歌迷、粉丝来完成的，他希望更有内容，更有建设性的对话；然而，公共场合对别人品头论足，看起来又着实没什么教养。他一脸为难却又真诚地说着心中的纠结，“我是‘超级乐迷’，我愿意看到别人的好，可我的职业习惯却总是让我最先看见不足，真是煎熬。而且，喜欢哪类音乐毕竟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绪，并无准则。”

　　但是，因为有情商高的马东帮自己救场，加上他决定一期节目都不看，节目进行地倒是十分顺利，他还意外地因为人到中年却豪不油腻，对音乐真诚的分享态度圈了一波粉。“说实话我其实是有心理负担的，我不是偶像，但是也不愿意大家讨厌我。而想要大家喜欢的这个心思就是一个大包袱，我想我们都不愿活在别人的期望里。还好我和节目里所有的乐队都没有什么利益瓜葛，也没任何实际冲突，摇滚乐不需要权威，说真话就好。”

　　监制·佟承岳

　　策划 编辑·赵文斐

　　摄影·张博然Eric

　　采访、撰文·张林鑫

　　服装·Fiona

　　妆发·邹程（ONTIME）

　　服装助理·曾宇萌

　　新媒体设计·DinosaurS

　　本文刊于《芭莎男士》2019.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