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抗战剧比较泛滥，当中虽然不乏一些优秀的作品，但也有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被讥讽为“抗日神剧”，但无论是优秀的作品还是“抗日神剧”，里面的日本士兵说中国话总是很奇怪。
比如我说一些啊：“开路滴干活”，“你滴，死啦死啦滴”，“你滴，什么滴干活”…由于从小看抗战片看到大，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对这种语气相当熟悉：这就是小鬼子说中国话嘛。如果看的多的朋友应该还能发现，这并不是近年来抗战电视剧中才有的现象，那些五、六十年代的抗战老电影，什么《地道战》、《地雷战》中的鬼子兵也是这么说话的。
那么，抗战时期的日本兵是真的这么说中国话的吗？
答案是：还真是的，这就是二战时期日本兵说的中国话，这种语言还有个学名，叫“军队中国语”。
那这种语言是怎么出现的呢？你想啊，到别的地方打仗，学学简单的当地语言也是必须的吧，就像七十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解放军参战部队也要学习简单的越南语，比如“诺布松空页”（缴枪不杀），而日本兵呢？自然也需要学一学中文。
不过日本兵说中文的情况还比较复杂，首先要介绍的是“协和语”。
这种语言是啥呢？你听听这名字——“协和”，一听就知道这是“伪满洲国”的，东北地区日本侵略者经营比较久，控制地也比较牢，而且实行了“奴化教育”，结果就融合成了这么一种怪异的语言。
这种语言，基本就是“军队中国语”的模板。
它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是语法上，协和语常使用日语式的语序，即主语-宾语-动词的顺序，比如“他的姑娘的朋友大大的有”（他有很多女性朋友），这就是“协和语”，仔细想想，影视剧中鬼子兵说话是不是一般也是用这种“语序”。
然后就是“的”字的用法，日语的助词是很多的，为了方便，这些助词一律改成了汉语的“的”，而汉语口语中“的”和“地”是不区分的，所以协和语中也经常见到在副词、形容词中使用“地”、“的”的用法，而日本人又喜欢读成“滴”，于是就有了“大大滴有”，“大大滴要”这种怪异的说法。
1938年的语学检定试验，针对日语母语者的满洲语（汉语）三等试题
虽然1945年以前满洲地区（中国东北地区）日中混杂语通常叫做协和语，然而在1945年以前的日文材料中，并不见“协和语”的提法；根据日本学者安田敏朗的研究，同时代中文材料中也未见“协和语”这一叫法。“协和语”最早的出处可能是1948年的中文材料：发表于《生活报》的文章。应是一种讽刺的叫法。此后日本材料逐渐采用此名称。下表列出在当时日文材料中可见的日中混杂语的名称。
满洲国执政、皇帝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把被迫使用的日本式汉语词称作协和语，例如“御真影”（皇帝的照片，本应称为“御容”），也把报纸上的带有宣传意味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称为协和语。
而“军队中国语”呢？这和“协和语”不完全一样，“协和语”比较完善，主要是在东北地区用，而“军队中国语”这种语言是军队用的，相对而言“军队中国语”更晦涩，毕竟它的目的是“迅速教会”在中国地区作战的士兵，但是一些基本套路还是一样的，比如，里面一堆“的”（“滴”）。
比如电视剧中日本兵恐吓老百姓：“你滴，八路滴干活，死啦死阿滴”。
而且，日本军队除了在和中国人交流的时候喜欢使用“军队中国语”外，在日本本土的军营内有时候也用，这主要是一种开玩笑的手段。主要是在中国打过仗的士兵为了炫燿自己是“从中国归来的军人”估计说的，让其它人听不懂，但这种无聊的事情一般是士兵比较热衷，军官、士官不太使用“军队中国语”，觉得这有辱身份。
“军队中国语”当中经常会两度重复一个词语，例如“进上”常会说成“进上、进上”、“死了”会说成“死了、死了”。
不过现在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国这种语言还没有“完全消失”，现在很多人开玩笑的时候也喜欢用，比如吃饭说成“密西密西”（这就是典型的“军队中国语”而不是“协和语”，因为“协和语”会用汉语词，而“军队中国语”则用的是日语词）；带路说成“开路滴干活”；还有什么“死啦死啦滴”。
按道理抗日战争相当残酷，日军也是残暴之极，这种东西应该被淘汰了才对，怎么会留着开玩笑呢？这我估摸着影视剧要付很大责任了，抗战剧中的日本兵那么蠢，而且这些使用“军队中国语”的场景通常是作为夸张表现，甚至作为笑料揶揄或丑角日本兵的要素。
那既然影视剧中都不怎么严肃，自然在民间这也成了一些笑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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