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史记》褚少孙为东方朔作的补传里，还是班固的《汉书·东方朔传》中，东方朔早期均积极进取，追求功名。但在汉武帝时代，东方朔跻身朝廷却长期得不到升迁，原来求仕时宣称自己壮志雄心、博学多才的经历继而遭到部分士人的嘲笑，史载：“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
为此东方朔常常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心态，并多次表达了归隐的愿望。
比如东方朔的《嗟伯夷》，在谈到隐逸问题时，他说：“穷隐处兮，窟穴自藏。其随佞而得志兮，不若从孤竹于首阳。”原来积极求仕、立功邀名，现在竟然说要自藏洞穴，并欣赏孤竹君伯夷、叔齐兄弟在首阳山上的隐居生活，可见作者之失落。另一篇文章《与友人书》也明确表达了其归隐的念头，文中说：“不可使尘网名缰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耳。”团此时不仅要归隐，而且要远隐仙岛之中。只不过东方朔后来思想有所变化，不再向往山林隐居，而选择了“大隐隐于朝”的“朝隐”，他说：“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又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东方朔这样说，也如此做，便当起了“朝中隐士”。
值得注意的是，据东方朔解释，他之所以要选择“朝隐”，而不是隐居山林，似乎跟道家有紧密联系。东方朔曾告诫子女将来若选择隐居，朝中是首选，“首阳为拙，柱下为工””。此处的“柱下”，意为“殿柱之下”，代指“朝廷之中”或隐居朝中的人。关于这位隐者的具体所指，东汉学者应劭认为就是道家哲学的奠基者老子，“老子为周柱下史，朝隐，故终身无患，是为工也”曰。老子一生的确有一段时间在东周洛阳城度过，《庄子》《史记》均有记载。当然老子的本意是否隐于朝，或者身为“守藏史”是否可以算作隐士，另当别论。但它至少说明东方朔选择“朝隐”，首先将老子作为其中的历史依据。
此外，东方朔“朝隐”的另一个依据也与道家有关。东方朔说自己隐于朝廷，是一种“陆沉”行为，“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这里的“陆沉”即源自《庄子》。《庄子·则阳》曰：“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沈(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注：“人中隐者，譬无水而沉也。”可见所谓“陆沉”，其实就是隐居在世俗人间，而不是深山之中或蒿庐之下。只不过东方朔将《庄子》中的“陆沉”概念进行了延伸，认为“金马门”(官府)也属于庄子所说世俗人间的范围。
那么，为什么原本渴望功名的东方朔要归隐，并且以老子、庄子为榜样？这和东方朔仕进受挫有关，也与他早年研习过黄老思想有关。关于东方朔的早年情况，《史记》褚少孙补传、《汉书·东方朔传》都没有明说，但可以通过他毛遂自荐时说过的话来推测，如说：“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臣朔年二十二”表明东方朔出生、成长必在汉武帝之前。如果东方朔于汉武帝执政之初自荐，那么他生于汉文帝后期；如果自荐时在武帝摆脱窦太后控制的建元六年即前135年，那么其生年为前156年即景帝执政首年。
总之，东方朔早年经历了汉文帝、景帝两朝，或至少景帝一朝。而文景之际，正是黄老思想盛行且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的时代，正处于成长、求学时期的东方朔受到过道家思想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因为褚少孙说他“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这里的“外家之语”与经术(儒学)相对而言，当指以道家为主的其他学说，而且东方朔还承认早年杂学多家，并提到“尝受《易》，这也是东方朔接受过道家思想的旁证。而黄老思想作为道家思想在秦汉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继承了传统道家以“道”为核心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人世色彩，对原来的“无为而无不为”做了调整，转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正与汉初休养生息的局面相契合，因此广受欢迎。汉初不少大臣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汉初丞相曹参、陈平就经常“日饮醇酒”，“不治事”。°这种行事方式与东方朔所说的“朝隐”极为相似，只不过他们并未明说而已。而且黄老道家仕隐结合的特点，对于个人而言也具有灵活性，似隐非隐，可进可退。因此，东方朔早年积极求仕，后来选择朝隐，并以老子、庄子为榜样，有其内在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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