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行》新九章试读 | 杨立华

　　长诗及评论

　　北岛长诗《歧路行》，自2009年开始创作，是诗人第一次挑战长诗。关于此诗，北岛曾言：“歧路行，我永远在迷路。我个人的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我经历过这些年，见过的诗人们，朋友们，还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这么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个交代。”《今天》121期“长诗及评论”栏目，收录北岛《歧路行》最新完成的九章诗篇，以及杨立华诗评文章一篇。“今天文学”将全网首发长诗及评论，在精神的彼岸，应和诗人的大地之歌。

　　与新九章相比，《歧路行》的序曲和前九章太过紧迫了。诗歌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感辗压过来，孤伶伶的阅读者要面对的是一个文字的军团。在一个强调诗歌个体的语词经验的时代，大写的作品带来的压迫感难免引生阅读的抗拒。北岛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各章间不断变换着行文的节奏，甚至将第九章写成散文诗的形态，然而，内在的张力并没有因此缓解，反而被意外地强化了。前九章里，第八章是个例外。诗人与孔子的交集大概只有年龄和各自面对的“失败”吧。六十岁的北岛瞥见了同样年龄的孔子，如奔忙一生的人偶然注意到了夕阳。一瞬间的感动溢诸笔端：“你年近六十 / 夕阳下，白发如笔锋 / 歪斜的影子如败笔 / 直指东方的故乡 /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 / 变成象形文字 / 并逐一练习发声 / 夜放飞千百只信鸽 / 在修复的战争版图上 / 你是残缺的部分”。孔子作为北岛诗歌的绝对意义上的他者，成就了《歧路行》前九章最具陌生感同时也最为舒缓的一章。而这一舒缓当中所蕴涵的超达和释然，使得诗歌的整体变得更丰富也更具内省的性格。

　　也许是岁月制造的空缺，曾经竭尽全力也无法挣脱的节奏和声响不经意间平静为深沉的潜流。在新九章里，命运、历史、诗歌中的自我与他者有了和解的迹象。虽然北岛还是那个北岛，对文字的锤炼和锻造一如往昔，但不再是出于近乎严苛的自律——这样的自律一定以强大的自我期许和确信为基础，而是来源于新的尝试和探索的企图。如果说前九章诗人努力寻找的是自我表达的形式，新九章则指向更深层次的自我理解。不再有鸟瞰的视角，即使是对个人的经验和亲历过的时代。“迷途”这一北岛诗歌中的常见意象，成了他的诗歌的真实处境。惟其如此，“歧路”的含义才更为切己。北岛再一次陷身于语词和经验的无穷岔路，当代汉语中最“沉郁顿挫”的力量得到了又一次的触发。

　　新九章由诗人的个人成长经历和诗歌的历程交织而成。其中，第十四章是唯一与北岛的诗歌历程无关的，属于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的精神史。在这一章，作为背景的北京城的历史积淀被分在两节，交织在童年的记忆当中：“蝉的北京 四面楚歌 / 那是旧梦的暴民 / 风沿着磨刀石的方向 / 垂柳顺从朕的意志 / 沿中轴线贯穿四九城……一盏盏灯笼迎面而来 / 太监和丫环们渐渐消失 / 野猫沿着夜拾级而上 / 五更寒钟声变成晨光 / 另一个朝代醒来”。然而，这显然是诗人成年后的历史理解。在浸透了多重历史解释的背景下，“哨鸽抖开整匹蓝天 / 群山涌向瓦顶的排浪”，童年的记忆仍然单纯得耀眼。从“新的一课是阶级斗争”开始，诗人进入自我阐释。被不断复述的记忆和多重否定的历史观纠缠在一起，矛头指向了“暴力”的造就。对整整一代人身上的“暴力”的反思和抗拒，是北岛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问题在于，“暴力”仅仅是“暴力”吗？“门牙嘶嘶吐出革命 / 我肾上腺素急升 / 战歌加上抒情的翅膀 / 这是十七岁的战争 / 用耳朵吹响号角”，当革命不再是历史的真理，曾经的斗志和激情就只能被还原为革命的宣传和青春的冲动。如果北岛的自我阐释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歧路”的含义就只能简化为“曾经走错了的道路”，从而失去了更根本的指向，也将因此失去更为深沉的撼动人心的力量。“空行——请等等 / 上个世纪如隔岸观火 / 回放的是折叠时刻—— / 狂风正挣脱门框 / 闪电的鞭梢抽打鬃毛 / 轭下是奔流的土地”，这节诗行里既有对“回放的折叠时刻”中的多重历史观的警醒，也有对真实历史进程的蓬勃生命力的感性揭示，指向了诗歌的历史认识对种种历史学意义上的阐释的超越。

　　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与《今天》有关。1990年的“此刻”与1978年的“此刻”对望。根据脚注，这两章的初稿应该是2016年完成的。在2016年的“此刻”回看1990年和1978年，得是多么复杂的目光的叠加啊！必须足够单纯，才能再现那些“此刻”的光和影。第十一章写得从容不迫，部分的原因在于它的结构。诗节之间单出的一句，可以独立成诗：“不如相忘于江湖 / 为了干涸的源泉 // 狂风吹着词的裂缝 // 从风暴眼出发 // 直到另一个词的边界 // 为了拧住水龙头歌唱 // 打开狼与狼的空间 // 钟声忽明忽暗 // 为青春追逐颜色”。在整个诗章中，这潜伏的韵律驾驭了诗意展开的节奏，同时又在宏观与微观、整体与细节之间构造出了精致的平衡。当然，这独立的短章在诗章中的嵌入是全无痕迹的：“在新大陆和旧地图之间 / 文学的意义在哪儿 / 李陀用挪威刀比划 / 刀尖戳在桌面上 // 直到另一个词的边界。”围绕《今天》复刊的关键争论中的焦灼，凝聚到李陀手中的挪威刀象征性的一戳。这一戮洞穿到词的边界的另一面，也穿透了几十年的岁月和历史。“挪威春天的阳光 / 照亮古老的小木屋 / 沿楼梯合影：九个人 / 迷上深渊的微笑 / 我们面对着死亡镜头 / 镜框以外是记忆”，在这一诗节里，北岛把修辞的技艺放在了一边儿，让诗句停留在光和影的表面。那在诗歌中复活了的一刻，比任何影像和记忆都更为恒久。第十二章自然地转向1978年《今天》的创刊。与复刊时的迷茫和焦灼不同，“旧地图”中的青春岁月简单而确定。“当身穿便衣的无名时代 / 正窥视门后的锁孔”，控制无处不在，但质地和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青春的激情反抗朝向确定的方向，“为暗夜掌灯共同击掌 / 听太阳穴的鼓手”。当然，一切的核心始终是文学。在北京钟鼓楼附近的张承志家里，“1978年的文学争吵”淹没于“黑胶唱片不断重放”的拉赫玛尼诺夫。《今天》的创刊是北岛本人的历史时刻，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时刻。

　　陌生语境中的流亡，对于北岛是刻骨铭心的生活和语词经历。相关记忆的冰冷锋刺漂浮在他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即使藏在最不起眼儿的角落，也往往寒气逼人。在《歧路行》的新九章里，这部分的主题集中出现在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关键词是“另一个”，从第一节开头的“另一个男孩”到最后一节的“另一个早晨”，贯穿整章各个诗节。与寒冷有关的意象也时有出现，比如“大雪絮语是暴君的承诺”、“中文——流亡的北极光”、“在白纸写下第一行/ 当大雪的罢工在进行中”。但总体说来，第十三章的色调是中性的。贯穿诗章的“另一个”让语词的流亡成了内在于诗人自我的他者。北欧长夜里的孤寂中的母语经验，曾经在彻底的隔绝中将汉语内化为诗人的自我和主体性的根基，刻骨的寒冷背后是更高程度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第十三章里面的“我”被重新定义了——“博鲁姆，我的法官/ 引领我——厄运另一个影子”、“猫头鹰整夜号叫/ 遇见我——另一个梦游者”。那个在语词流亡中的“我”、那个在镜中看到“乡愁的王国”的“我”成了“另一个”。第十四章里那个“面向太阳宣誓”的“我”不是“另一个”，第十一章里那个“低吟应和伤心的歌”的“我”也不是“另一个”，第十二章里那个“在流水中刻下青春”的“我”更加不是，只有“中文”成为“流亡的北极光”时的那个“我”才是。在这“另一个”的经历中，最温暖的交流是语言之外的。鲍尔·博鲁姆“在哥本哈根的法国餐厅”“打开地下的阳光的红酒”，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带我采蘑菇/ 下雨——他穿过森林领路 / 用军用小刀剜蘑菇 / 有的连忙吐掉：有毒”。当漂流中的汉语主体沉淀为内在的他者，更朴素厚重的主体生长方向也就随之敞开。

　　在第十五章，杜甫出现了。在一千二百六十年后，诗人“追随杜甫——从重庆到奉节”。在跨越千年的汉语长河中相遇，没有古典诗歌与现代汉语的隔阂。生命的轨迹与汉语的诗心交融在一起，没有异质感：

　　白帝城码头 一级级石阶

　　登天 向悬崖承诺

　　杜甫一家在客堂落脚

　　失眠——他投下我的身影

　　从鸟巢孵出新的月亮

　　我倾听他诗的心跳

　　……

　　当浊酒遇上多病之杯

　　我的晚风吹来杜甫的白发

　　……

　　诗从西阁窗口放飞鸥群

　　我沿杜甫记住的小径

　　在古城墙脚晒太阳

　　无论多复杂的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学理论都隔挡不住生命与诗歌的本质关联。“在古城墙脚晒太阳”的北岛，卸去了现代文学的盔甲，以弱化了的自我意识唤醒了更高的普遍主体，于是“我”的晚风吹来杜甫的白发，于是倾听到了杜甫的诗的心跳。诗人面对的总是语词化的经验和经验化的语词，时时要穿透双重客体化带来的隋性。某种形态的主体性的激发和强化在诗歌创作中是不可避免的，否则无法使语词和经验从各自的隋性当中解放出来，在相互的映照中重新建立起自由的澄明关联。然而，主体性的强化同时也意味着某种隔绝。自我意识的边界成了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语词与经验的关联之上，在不易察觉的固化中沉陷为更隐秘的隋性。在杜甫走过的小径，北岛彻底松弛下来。“溜进暮色的孤狼”已不再是多年前“踏着那节奏”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关键词》）的那一只了。他的目光不再看向明天，而只是停留在这万古一时的此刻。于是，“不同的时刻汇成河流 / 波浪复制着波浪 / 我追赶杜甫的背影—— / 焚烧多少王朝的太阳”。千年后的登临，沧海桑田间，767年杜甫的重阳节竟还在那里。“我喘息——他咳嗽 / 把狂风撕成山河碎片”，更直接的是语词的碎片。晚年衰病中的诗人面对命运般的狂风，听任狂风中语词的碎片飞舞。意外地，“那些词语被狂风召回 / 转瞬间 头颅吐出小草 / 他脚下踏出平仄路”，伟大的诗意由被触动的诗心点化，获得了生命和形式。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像命运一般不可捉摸。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他说的是谁的命运？

　　然而，北岛终归是现代的。第十六章开头写道：“然而塞纳河才是流动的盛宴。”在这以致敬为主题的诗章中，我们可以部分地看到北岛诗歌生长的土壤。从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到达尔维什、阿多尼斯这一致敬的谱系中的人物和作品，在北岛的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中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这些汉语世界的他者，早已进入当代汉语，成为这无比丰富又无比驳杂的语言和思想世界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丰饶和腐烂，缺少的只是真正有生命力的种子。当然，北岛所致敬的不仅仅是诗歌。这些超拔于自己时代的人，拒绝与时代合流，同时也在决绝的对抗中揭示出了时代的真理。“向没有家园的达尔维什致敬 /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 / 为了隐喻的鸟群追上子弹 / 诗歌是爱情与坦克对话 / 巴黎——异乡人的驿站 / 约旦河是古老文明的血脉 / 他的心像握紧的拳头 / 穿越诸神的敌意的边界 / 我希望自己是黑暗中的蜡烛”，在一个不断承诺人性与和平又在不断背弃承诺的世界里，任何简单的自我认同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背叛。将被致敬者的诗句融入自己的沉思和赞颂，同时也就将他者的责任、苦难、矛盾、眷恋甚至是疯狂承接到自己的主体意识当中。每一次致敬都莫名的沉重。

　　反抗依然是永恒的母题。从“我不相信”（《回答》）到“我不承认”（《歧路行》第四章）再到第十七章开头的“反抗”，时间的跨度是半个世纪。“反抗流亡反抗土地的邀请 / 醒来——太阳的印章 / 我的心是世界尽头的闹钟 / 反抗命运反抗我的河床 / 加速旋风——从树的意志 / 从沉默的野草到重唱的山峦”，岁月的层累改变了“我”的位置——从反抗的主体转移为反抗的结果。“我”不再是自明的了。既反抗流亡与乡愁，也反抗归根的愿望，只为在世界尽头一遍遍醒来，保持自己为太阳的印迹；既反抗命运的无常，也反抗平稳安定的自我，从一切非我中汲取拒绝的能量。反抗与诗歌互为镜像，极度单纯却又无限复杂。在新九章里，第十七章是最丰富的，丰富到可以涵括诗人的一生；同时又是最简洁的，简洁到可以化约为两个字。这几乎可以看作北岛诗歌写作的一个缩影。北岛的诗歌里缺少新奇的意象吗？仅以此章为例：“失忆的树冠在种子中 / 水平线收进暗夜的折刀”、“切开苹果切开时间的深渊 / 古老的天窗放出鸟群”，这是陈旧的诗歌意象吗？北岛之所以给人留下的重复的印象，是因为所有新的语词和意象都被放置在了一种看似熟悉的回旋当中，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了相同的方向。然而，一切生命的成长不都是这样吗？无论多么丰富的细节，并不在那至简的螺旋之外。而统一的机体一旦瓦解，原本以整体的自身同一为基础的繁多就只能走向腐烂了。在当代汉语诗歌中，北岛是荒瘠之地的苍柏。在野花烂漫的时节，总会有人讶异于他不合时宜的虬劲吧。

　　当然，北岛毕竟舒缓下来了。他开始留意“从鸟巢孵出”的新的月亮，他目送长江水“出三峡进平原”时，心中回响起的是“天地一沙鸥”。第十七章的结尾：

　　云的思想成为一颗流星

　　照亮那大地的瞬间——

　　兵书落雪 汉字围城

　　还是北岛的句子。但总觉得里面多了点儿什么，但又似乎什么也没多。

　　2019.4.7

　　作者 ：杨立华，197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七台河市，1998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性专著有《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宋明理学十五讲》《中国儒学史（宋元卷）》《郭象〈庄子注〉研究》《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和《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译著五部：《王弼〈老子注〉研究》《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宋代思想史论》《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