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3世纪危机后，罗马和中国均迎来“三国时代”，两者有何异同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重要交通商道，它起源于西汉并于东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顶峰。此时的亚欧大陆正处四帝国时期，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这四个雄霸一方的强大势力共同维护了丝路的安宁。

然而从2世纪后期开始，气候变冷等一系列内外因素促使四大帝国先后面临不同程度的窘境，这其中尤其以东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的崩溃影响最为深远。坐落于丝绸之路东西端的两大帝国发生的社会结构动荡，引发了亚欧大陆地缘板块剧烈变动，并因此威胁到丝绸之路的稳定，史称“三世纪危机”。颇为巧合的是，东西方的两大文明在三世纪危机中均进入了“三国时代”，这标志着地方主义已经开始崛起并影响都各自文明的政治格局。下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三世纪危机幕布下中华和罗马两个“三国时代”的发展脉络吧。

※ 帝国中枢的大权旁落 ※

公元217年，汉献帝刘协下诏，命魏王曹操的王冕用十二旒。十二旒是指冠冕上前后各悬垂的十二条玉串，为天子专属。与此同时被汉献帝恩赐的礼仪待遇还有“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这意味着曹操距离天子之位从礼仪层面更进一步。同年曹操发布命令，正式以次子曹丕作为魏太子，汉室朝廷完全沦为曹氏掌权的局面。然而即便如此，曹操却绝非中国唯一的霸主，有汉室宗亲身份背景的刘备于公元217年率军攻打意义重大的汉中地区，三国鼎立的格局即将到来。

就在曹操和刘备分别迈出各自事业关键一步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卡拉卡拉却在同年遇刺身亡。与东汉一样，罗马同样面临诸多困境，因而不得不颁布安扥尼努斯敕令，让罗马公民权赋予全体罗马人民。此举的本意是想增加税收和服役居民的数量，却也因此引发外省人对皇位的觊觎和罗马公民自豪感的下降。当公元217年卡拉卡拉遇刺之后，罗马进入了对外屡战屡败，对内军阀谋逆不断的混乱时代，中枢权威荡然无存。

※ 地方主义与三国时代 ※

从2世纪开始，北半球气候变冷引发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方面罗马和汉朝的北境蛮族出于生存环境的考量，开始了一系列南迁内附行为；另一方面气温和降水的变化为这两个文明带来了新的经济中心，从而引发了地方主义的兴起。与汉朝形成曹魏（长安、洛阳京畿）、蜀汉（成都平原）和孙吴（江东）类似，罗马于三世纪亦分化成为西部包含了不列颠省、高卢省和西班牙省部分地区的“高卢帝国”，囊括了埃及、叙利亚等地的东方“帕米拉王国”以及其余以亚平宁半岛、爱琴海地区和迦太基故地的其余地方。

中华与罗马的“三国时代”出现的原因虽然都是源于内忧外患，但其性质却迥异。汉朝的外患，即戎狄祸患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存在。这些西疆与北疆的戎狄不少已经内附，在为汉室提供了戍边的兵源的同时，亦使得边民出现戎狄化的迹象。当时的凉州地区羌汉混杂、并州和幽州亦有内匈奴和乌桓内附介入的问题。等到晋朝统一中华之后，继续沿承了东汉和三国时期世家豪族把持朝政的局面，这引发司马氏分封同姓王作为朝廷藩篱，却也因此引发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时，“五胡”便已经以雇佣兵的身份介入中原事务，并最终引发了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

与魏蜀吴三足鼎立相比，罗马的“三国时代”另具特色。公元224年，正当蜀汉、孙吴两家信使往来不绝，协同抗曹之时，同为四帝国的安息、贵霜发生崩裂。丝绸之路的衰落严重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激化了各自的内部矛盾。最终安息帝国被组织更为严密的萨珊帝国所取代，并且从一开始萨珊帝国的建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就获得了贵霜帝国北方势力的支持。矢志恢复古波斯帝国疆域的萨珊，成为罗马帝国东疆新的挑战，颇有作为的罗马皇帝瓦勒良设置被萨珊俘虏，此事严重冲击了罗马国内舆论。因此当帕米拉王国形成事实割据之后，主要负责抵挡萨珊的凶焰；高卢帝国担负的是莱茵边境的日耳曼人压力；中央行政区则负责维护从多瑙河直至莱茵河交接的漫长防线，并负责镇守撒哈拉沙漠边境。地方主义在罗马更多的是以军事层面表现出来的。

※ 内耗引发外部势力窥伺 ※

地方主义的崛起冲击了中华和罗马原有的内部力量架构，动摇了中枢的绝对权威。因而在西晋灭吴，成功统一中华仅仅11年，就陷入了各地藩王争夺中枢的旋转门式的八王之乱。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内耗和五胡以雇佣兵深度介入中原事务之后，五胡相继建立政权，称霸天下之心昭然若揭。

与中华帝国不同，罗马的疆域环绕整个地中海，因而兵力散落各处。当东疆因萨珊帝国崛起而压力骤增之后，北疆的国防力量随之削弱。因此莱茵河、多瑙河乃至黑海防线均有瓦解的倾向。罗马中枢的羸弱，使得北境抵御蛮族入侵的压力落在了各地方野战军团的身上。因为抵御外侮胜利而日渐骄横的边境军阀，往往会拥戴自己的长官成为割据一方的首领，甚至会入主中央。正因如此，罗马三世纪危机下出现了一系列野战军营出身的皇帝。只是这些军阀拥戴皇帝更多的是期望能带来荣华富贵，因此往往无法持久，促使罗马中枢处于长期不稳定的状况之下，进一步刺激了北方蛮族的窥伺。

※ 入主中枢的地方集团 ※

整个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都是五世纪日耳曼族群大迁徙的预演。罗马“三国时代”分裂的三个板块，即高卢帝国、罗马中间区域和帕米拉王国后来也成为了西欧、拜占庭以及阿拉伯帝国的基本区域。其中帕米拉的开创者正式阿拉伯人。然而在5世纪之前的一百多年里，罗马迎来了一段十分成功的中兴时期。在这段岁月中，承担起拱卫中央重任的多瑙军团影响力日趋增长。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大帝等罗马中兴的骨干成员均来自深受考验的多瑙河防线以及周边的巴尔干乡土等地区。

与多瑙集团在罗马中兴时期取得绝对地位类似，经历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大分裂后，崛起于西魏、成长于北周的关陇集团最终成功统一中华，开创了隋唐王朝的新局面。然而不同于多瑙集团仅仅是军事国防领域处于优势地位的情况，关陇门阀对中华其他地方主义势力是全方位的压制。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中国后来将南方的两个新的经济中心并入到中华文明的核心框架中去了，消弭了一部分地方主义崛起的影响。

正因如此，罗马帝国在“三国时代”之后虽然经历了多瑙集团成功的中兴时期，却在此后依旧面临崩溃的危机，并于此后从版图上彻底消弭殆尽。而中华帝国在破茧重生之后，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篇章中，大一统的篇幅越谱越长，而休止符却越来越简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