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中国高校大迁徙，和收回“文化租界”的战斗

日本是世界上最为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但他们侵华时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实施了毁灭性打击，罪恶至极，罄竹难书。面对着炮火烽烟，中国高校面临大难，被动内迁，这是一场极其被动、无序、损失惨重，却又起到重大历史作用的大迁徙。纵观人类文明史，这是第一次，但愿也是最后一次。

为什么说抗战时的高校内迁是被动、无序、损失惨重的呢？

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这里的高校开始自发南迁，到了北平、天津等地，刚刚缓过气来，1937年“7·7”事变爆发，华北、华东的一些高校也被迫陆续内迁。

没有多久，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华中、华南也相继陷落，这些地区的高校也不得不内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避祸于上海、香港租界、以及东南各省的高校被迫再次迁移。

导致高校迁徙这样狼藉的局面，主要因为当时国民政府缺乏国家战略，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没有政治敏感和军事预测，高校未做迁徙考虑，直至战争爆发，被迫“离家出走”，因此损失惨重。

如国立同济大学就先后迁徙了6次，广东文理学院前后迁移了8次。

高校如此迁徙的结果，是师生人数锐减，图书仪器设备损坏增多，后果惨重。据当时《教育通讯》杂志统计：截止1939年，中国国立专科以上学校财产损失达22491867元。

正是在此危机时刻，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长，他赶紧调整了这场世界罕见的高校大迁徙，使高校迁徙渐入正轨。

当时社会各界都大力支持陈立夫的教育挽救行动，在全面抗战的8年时间里，有100余所高校顺利内迁，总搬迁次数达到200多次，迁徙拯救的师生、员工及教师家属总计达77万人，其中90%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级知识分子人数更多。

抗战时高校内迁的最后目的地基本上都是在西南、西北地区，这些地方交通、文化相对落后，日军难以触及的，因此也迁徙难度很大，往往要辗转于沪、浙、赣、桂、川、云、陕、粤等地，可谓教育战线的万里“长征”，如同中国工农红军一样，要经过风霜雪月、跋山涉水，饥寒交迫。

内迁高校站稳脚跟后，就立即开设了相关课程，展开教学工作，培养相关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支援抗战，同时也为西部教育的开发做出了积极贡献。对此，陈立夫曾经甚感欣慰，他在《从根救起》一书中说到：

艰难的高校迁移工作，在各校师生的共同奋斗下圆满完成。虽然为此工作，各级政府，军事机构，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付出极大代价，但保存了国家元气，都是值得的。

拯救高等教育的第二个重大工程，就是要收回“文化租界”。

陈立夫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痛感已经中国的大学被西方文化“侵略”，如果日本教育侵略目的再达成，中华文化生存危机已在眼前。因此他要收回“文化租界”，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蒋介石与陈立夫在教育整改问题的一致，解开了近代史上收回“文化租界”的战役，推动了战争年代中国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或者叫做革命。

第一，首先进行人事改革，任人唯贤，收拢人心。

陈立夫意识到，他国民党CC系创立者，掌控国民党党务工作，有“教育党化”嫌疑，为稳定人心，他最初任命高官时，除了任命自己派系两人外，其他领导职位都任命了中国教育界知名人士。

第二，以中国人为主题，重设课程，修订教材，提升中国文化分量。中国历史成为必修课，包括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法制史等；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具有同等地位，提高国文教学要求，达不到者不能毕业。

陈立夫特意增设国防课程，针对战时对医疗、工艺技术等需求，设立专科学校和专门实验室。

至此，战时的中国，彻底改变了大学课程无中国特色、无中国教材的局面。

陈立夫还感到，发展教育最重要的是师资力量，因此，他除了在综合大学设立师范学院外，又创立了男女师范学院各一所，增设了贵阳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还把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改制为西北师范学院。

第三，创设全国统一高考，毕业总考制度。

大清1905年取消了科举制度，逐步学习西方教育，从那时起，中国的大学考试可谓是五花八门，各地学生知识水准不一，大学招生方法不一，要想考取理想学校的考生，不管路途艰险，都要蹉跎前往。现在抗战爆发，交通不便，路途凶险，弊端增多。

陈立夫于1938年成立了统一招生委员会，在武昌、长沙、广州、桂林等12个片区进行招考，当年有22所国立大学进行全国统考。1939年招生区域扩大到15个，统招学校增加到28所。1940年全国统考扩大到41所公立各级高等院校，高招统考实行统一考试科目、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标准。

抗战期间，烽火连天，高招统考难度很大。首先是考卷分发问题，当时日军控制制空权，飞机运考卷如果出现意外，就会影响考试。再者是试题分区印刷，保密难度很大。

可就在抗战期间，陈立夫创造了三年全国高招统考工作的奇迹。1941年因种种原因，全国统考暂停。

毕业统考则是陈立夫整治学生素质的一个杀手锏，杀掉当时中国学科混乱，西化严重，知识破碎的毛病。

他的这些做法立竿见影，学校不仅为抗战和战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还培养出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优秀科学家。

第四，贷金制和公费制——“德政”恩泽至今。

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陈立夫在抗战期间发明的这个助学制度，恩泽至今。

贷金制和公费制的实施，惠及千千万万战时学生，据资料显示，每年约有5～7万专科以上学生获得贷金或公费，约占在校学生的80%。从中学到大学毕业，每年约有128万人依靠贷金或公费完成了学业。

贷金制或公费制最大的历史作用，是打破了战前高等教育贵族化的倾向。

现在，美国有些学校也在效仿这种贷金制度，资助贫苦大学生。

拯救抗战时期中国高校的战斗成绩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9位元勋当年是依靠贷金或公费制度，读完中学或大学的，他们是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