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北洋时期的传奇校长

推到

风口浪尖之上。

蔡元培务实推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 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等。

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甚至在新派思想人物中主义之争也泾渭分明，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穿西服与留辫子的老师同台，《新潮》白话与《国故》文言刊物对垒，一时间，北大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在当时的北大，学术自由在空中游荡，人们的思想碰撞如行云流水般顺畅。现在大家都只知道有个《新青年》，而 1917 年创刊的《太平洋》在当时比《新青年》还要火，成为少见的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 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李大钊、胡适、李四光等人。该刊发起的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都曾经成为一时热点，读者大呼过瘾。

看到北大办的《新青年》、《新潮》这些杂志很火，远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们也心动了，他们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可见，当时思想自由之火，已形成燎原之势，而且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哪怕是再“小众”、再另类的东西也一样有机会受到主流的关注。

北洋时期的很多大学校长不仅是学术权威、教育大家，更是道德楷模。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有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北洋时期的大学校长、教授教书育人， 品德高尚，是人们景仰的榜样，后世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汲取安身立命和教育子女的正能量。

1902 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时，发生了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学生，亦辞职离校，与吴稚晖、黄宗仰等创设了爱国学社，招收退学学生。当时办学经费十分困难，连伙食都开支不了，蔡元培不顾长子病危，前往南京筹款应急，到码头时，家里来人报告儿子病急气绝，他含悲委托同事代办后事，自己挥泪登船而去。三天后，终于筹借得六千元， 使爱国学社得以正式开办，失学的学子们顺利上学。公而忘私，蔡元培因此深受北大学子们爱戴。

1936 年蒋介石约见竺可桢，希望他出任浙大校长。竺提出三个条件： “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三条得到了蒋的允诺，他走马上任。前两条民国政府基本兑现， 他一干就是 13 年，到 1949 年离任时浙大已建成“东方的剑桥”。民国时大学的独立，可见一斑。

北洋时期，有一所直接以“北洋”之名命名的大学远近闻名。北洋大学， 就是现在的天津大学，建于 1895 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所新型大学。首任校长蔡绍基，不仅是这座高等学府的见证者，也是耕耘者和捍卫者。

1908 年至 1910 年，蔡绍基兼任北洋大学校长。这期间，他兢兢业业， 严谨治学，为学校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洋大学在学科设置、办学方向、学制、教学计划等方面皆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 成为当时中国兴办新式大学的楷模，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当年《北洋大学校歌》中唱的“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赞美的就是新北洋大学。1933 年，蔡绍基在天津去世，英租界下半旗志哀。新中国成立后，北洋大学改名为天津大学。在建校 110 周年庆典上，蔡绍基的照片悬挂在校内的北洋广场，沐浴着新时代莘莘学子的瞻仰与缅怀。

回到今天，教授、校长这些词意一部分已经失去公信力，被网络贬义化、污名化甚至妖魔化，这或许只是网络新时代的一个偶然现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一直是个亟待破解的教育考题。

容易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向上的路都要爬坡上坎。

百年后的今天即将开始尝试大学去行政化，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场深刻的变革，涉及体制机制，触及灵魂，注定是一条极其艰辛、反复曲折的路。将高校改革引入深水区，不仅需要大学校长勇于实践，更需要政府在顶层设计上的开放、创新、宽容、激励、引导、尝试，这里就包括大学校长的选任制度。北洋时期大学校长带来的学术自由与思想飞扬启示，唯有深刻变革，才有回应“钱学森之问”的自信与底气，才能回归大学教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