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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登基元年，好容易涉险过关，平定了吕甥、郄芮的兵变，但接下来更棘手的问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追随文公返国的功臣集团和晋国的留守大臣这两派势力就朝廷的权力分配争夺日益激烈，晋国面临内部分裂之虞。
出乎文公意料之外的是，这一回，帮助他解决这一大难题的人不是他的首席谋士狐偃，而是人微言轻的介子推。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晋国又发生了箕遗、黄渊之乱，忧心忡忡的晋平公向大夫阳毕问策，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呢？阳毕回答说：
“图在明训，明训在威权，威权在君。君抡贤人之后有常位于国者而立之，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后而去之，是遂威而远权。”
——《国语·晋语八》
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一定要严肃朝廷的纲纪，强化君主的权威。可权威要怎么强化呢？无非还是靠着韩非子所说的“二柄”，也就是“德”之与“刑”。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不能近贤远佞、黜陟有法，领袖的权威是立不起来的。
一上台就要变动人事，对旧有的权力格局进行重新洗牌，这似乎已经成了晋国的某种政治惯例。
晋惠公、晋文公，晋悼公，这些自外入主的新君们无一例外都要循章办理，烧上这么一把火。晋惠公当年返国初政，手起刀落，结果了位高权重的里克、丕郑，而晋文公登基刚一个月，先朝重臣吕甥、郄芮就双双人头落地。
现在吕、郄已死，又该由哪些人来填补空缺的职位呢？
回答这道题目，晋文公必须要慎重，再慎重。曾国藩曾经说过，官员的赏罚黜陟是君王一张嘴说了算的，但这赏罚黜陟的背后还有个公道在，这个公道可不是你一张嘴说了就能算的。
想当初晋惠公自外返国，诛杀留守大臣里克、丕郑，重用亲信吕甥、郄芮，给满朝文武留下的是背信弃义、任人唯亲的恶劣印象，这直接导致了他与太子党也就是申生旧部的决裂。而内部分裂带来的连锁反应便是严重削弱了晋国的国际竞争力，别说挑战齐桓公的霸权了，就连原先相对弱势的西邻秦国都在韩原一战后踩到了晋国的头上，晋国武公、献公两代苦心经营的上升之势由此中断。
吕甥、郄芮现在已经步了里克、丕郑的后尘，惠公、怀公一系的势力算是退出晋国的政治舞台了，但是追随晋文公流亡多年的功臣集团和力挺他返国执政的留守大臣这两派人物可都在瞧着晋文公呢。
朝廷的官职爵禄就这么多，接下来该怎么分？按什么标准来分？要是这个标准制定出来让哪一边儿不能服气了，新一轮的分裂随时可能产生，到那时晋文公还能靠什么重塑晋国的大国地位，乃至问鼎霸业？
霸业要是落了空，朝野寄予晋文公的希望就破灭了，那子圉众叛亲离的悲剧也就离着晋文公不远了。
在这个重大决策、甚至是生死抉择的当口，历史并没有留给晋文公太多思考的时间。
晋文公二月登基，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周襄王就将因为叔带之乱而出奔郑国。“尊王攘夷”本是称霸天下的必由之路，秦、晋两国同时收到了周襄王的勤王诏命，这意味着秦穆公和晋文公这两位霸主候选人很快将就“尊王”的政治题目展开第一轮直接竞争。
晋文公不能领导一个分裂的晋国登场，他必须在初政的短短数月之内整合派系势力，巩固内部团结，把晋国捏成一只强拳。要是搁在以往，到了这样的紧要关口，晋文公一定会回头，将问计的眼神投向自己的首席谋士、舅父狐偃。
但这一回，狐偃帮不了他的忙，非但帮不了他，甚至狐偃已经成了晋文公决策的绊脚石。
早就在秦军护送重耳返国的途中，眼见大功告成的狐偃就在黄河渡口上动起了邀功请赏的心思：
文公元年春（公元前635年），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
——《史记·晋世家》
狐偃说：“我也知道追随公子这么多年，我犯了太多过错。为了避免您秋后算账，咱们就此好聚好散吧。”狐偃真的要功成身退？不，他这是要晋文公一句保证，保证自己将来在晋国朝廷的地位。
因此冷眼旁观的介子推毫不留情地戳穿了狐偃的伎俩，鄙夷地奚落他是在惺惺作态，名为谢罪隐退，实则预设言辞，邀功请赏。
狐偃的话预示着一个极其危险的倾向正在抬头：那就是追随晋文公流亡许多年的功臣集团，现在都巴望着功成名就，鸡犬升天。晋文公都还没坐上龙椅，许多大臣就在琢磨着抢印绶了！
站在晋文公的角度想，这些人既是他共过患难的忠诚战友，又是今后执政的得力臂助，他们的要求文公不得不曲徇。但对天起誓，给了狐偃一个保证，等于变相助长功臣们的奔竞之风，这极有可能激化他们与国内的留守大臣之间的利益冲突。
许多年以后，晋国的执政卿赵武谈起狐偃在黄河上演的这出闹剧，仍是不屑地说：
“夫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国语·晋语八》
狐偃利令智昏，所幸的是，晋文公的身边还有一个冷静的介子推，但可惜的是，介子推人微言轻，又该怎么做，才能抵消狐偃对晋文公的消极影响呢？他只能选择急流勇退，隐身以死。
介子推隐退后，《史记》载：
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史记·晋世家》
对晋文公，介子推的心中是有怨气的。但有怨气不是因为晋文公没有酬报他的功劳，而是因为在功臣们纷纷争抢功劳的时候，晋文公没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来遏制争斗。
“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子推走了，用他的隐退来惊醒晋文公，也惊醒狐偃等一班陷入迷狂的功臣勋戚。还好，他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史记》载：
从亡贱臣壶叔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史记·晋世家》
为了敲打手下的功臣们，告诫他们适可而止。晋文公拿追随自己多年的壶叔开刀，并藉此公布了行赏的标准。
这个标准饶有深意：受到第一等赏赐的不是追随晋文公鞍前马后，最终返国的功臣，而是从道德上给予他引导或劝诫的人。
也就是说受上赏的标准不是“论功”而是“论德”。
如果论功行赏，那晋文公的嫡系就会纷纷排在留守大臣们的前面。那样一来，留守大臣必然抱怨不公，双方势将对立。但是论德行赏，留守大臣就有机会与晋文公的嫡系分享胜利果实。弘扬仁义道德也有助于加强团结，抑制纷争。
从这个时候起，从龙功臣们的心态和口风开始渐渐扭转过来了。由于内部纷争得到了遏制，晋文公也得以抢在秦穆公的前面将周襄王迎回了洛邑。
到公元前633年，晋、楚两国即将在城濮展开争霸决战之前，文王举行被庐之搜，宣布扩编晋军为上、中、下三个军，以三军的正副长官也就是六卿为国家的核心领导集体。
在讨论六卿之首即中军元帅的人选时，文公身边的第二号谋士、从龙功臣赵衰主动提名了留守大臣郄榖，而在文公拟任赵衰为下军主将的时候，他又大度地将这个位置让给了留守大臣栾枝。受他的影响，原来满脑子充斥着争权夺利的狐偃也被迫谦逊了起来，将上军主将的位置让给了狐毛。
于是晋文公执政之后的第一届六卿班底最终成形：
中军将：郄谷 中军佐：郄溱
上军将：狐毛 上军佐：狐偃
下军将：栾枝 下军佐：先轸
这个名单的出台标志着晋文公最终促成了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联合执政局面。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晋国即将南下中原，与楚争锋，开启一段充满光荣与骄傲的历史。
虽然在这段历史中再不见了介子推的身影，但这位为晋国霸业奠基的隐士，直到现在还仍然“活着”，活在每年清明寒食，山西老妈妈们捏成的“子推燕”里……
参考文献：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徐元诰《国语集解》
李尚师、李孟存《晋国史》
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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