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为中国人善于“做戏”，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

鲁迅说，中国人善于“做戏”，而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二心集 》·新的女将》）在鲁迅看来，中国人马虎，日本人认真，这就是中日两国之间国民性的最大不同。

中国是最早认识日本的国家，一直是老师看学生的态度，自视甚高而把日本看成“蕞尔岛夷”。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打败中国，彻底刺激了中国士大夫的自尊心，人们开始思考日本取得迅速成功的原因，更多地注意、发现与吸取日本民族的优点与长处。

清末民初，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中日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对中日两个民族特性认识也就更深一点。陈独秀指出，在东洋民族中，“蒙满日本为征服民族，汉人种为被征服民族”，征服者“好勇斗狠，不为势屈”，被征服者“怯懦苟安，惟强力是从”；中国“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大多数国民缺乏政治觉悟。日本有国民运动，“日本之维新，日本国民之恶德川专政也”。他认为中国国民性最深最大之病根是在“抵抗力之薄弱”，“退缩苟安，铸为民性，腾笑万国，东邻尤肆其恶评”。（《陈独秀文章选编》）

胡适批评“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不肯认错，便事事责人，而不肯责己”，“不肯学人家的好处”。他称赞“日本人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认为“凡不善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他强调我们中国人要自省，要认错，“要睁开眼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试想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胡适文集》）

著名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不过五十年的时间，就如蛟龙出水，迅速升腾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其成功“正是依托在东方文明优越之处的基础上”。“中国之所以处于目前这样悲惨的境地，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将东方文明的精华部分抛却了的缘故。”（《辜鸿铭文集》）

日本人尚实，中国人尚虚，这是那个时代很多思想家的认识。辜鸿铭认为，“如果拿现代中国和日本相比较的话，中国人只是口头饶舌，而懒得去做，日本人是口头上不怎么说，但却认真地付诸行动”。郁达夫则认为，这一实一虚或许正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

鲁迅对中日之间国民性认识最深刻，首先批评中国人的虚伪、做事马虎、不认真的特点。鲁迅说：“中国实在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天谈照相，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今春的两种感想》）

鲁迅对日本的态度就是学习，学习日本的认真。鲁迅说：“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鲁迅还说：“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味药，也还是不得不买的”，他还说过：“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绝不混合起来”，“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国人多是"做戏的虚无党"，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的群众都是"戏剧的看客"。鲁迅说中国人有迷信，有狂信，但没有"坚信"，没有非常坚定的信仰。中国人很少是"信而从"，而是"怕而利用"。在鲁迅看来，中国的虚无党与外国的虚无党有一个区别，后者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他对皇帝、对神灵、对圣贤不相信就公开宣布；但前者心里不信，嘴上却反过来说相信，中国人明明是没有信仰，却处处表示对信仰的忠诚，甚至对天发誓。这种发誓也是很可怕的。

鲁迅说过，整个中国的天地是一个戏场，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做戏的历史，而中国人个个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钱理群分析说，中国人总是在扮演两个角色，或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或看别人做戏，"演戏与看戏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关系"。 （《话说周氏兄弟——北大讲演录》）

"天下事无非是戏，世间人何必认真"，这 是中国人对戏剧和人生的基本看法。美国人史密斯说：“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逢场作戏，虚情假意，口蜜腹剑，阿谀奉承，中国的汉语恐怕是世界上最灵活、最富有弹性的语言，它把人所想与所说、所做分裂。所以鲁迅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所说的，你就是一条笨牛，在中国你永远不合时宜，尤其是你相信他所说的，又按他所说的去做的话，在中国你就会处处碰壁。

鲁迅为什么坚持要学习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呢？

鲁迅分析日本文化的特点，“他们（日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作和尚的谁也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然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易，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

拿来主义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点，鲁迅说：“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 胡适也认为，日本人有“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而“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李大钊说：“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拿来主义是日本务实认真的一种体现。

鲁迅感叹：“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今春的两种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