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一生对中国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的他，有几人真正了解他？

1989年，已是耄耋之年的钱穆，因为所居素书楼有侵占公家财产的嫌疑遭到非议，第二年五月，他主动决定迁出素书楼，另觅居所。此时的钱穆，不仅卧病在床，而且已经双目失明，但在离开时居然不忘幽默：“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在搬出素书楼之后三个月，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文化学者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五岁。他的离去，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士人文化彻底走进了历史，也标志着亲历过晚清、民国那一代学者的完美落幕。

年轻时候的钱穆

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的名门望族钱氏家族，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的后人。他从小机智过人，刚上私塾不久之后，不仅可以成段的背诵三国演义，而且还能够表演。

在他父亲和朋友的一次聚会之中，他即兴为大家表演了一段，众人纷纷夸奖钱穆，让他不禁流露出一股傲娇之气。

聚会结束后，在回家的途中，父子二人路过一座桥，父亲停下了脚步，问他：知道桥字怎么写吗？

钱穆回答说：左边一个木，右边一个乔。

父亲说：那么左边的木换成马呢？

钱穆回答说：是骄傲的骄。

父亲说：你今天的表现就是如此，切记不可如此。

在钱穆的一生之中，父亲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他也一生都在践行着他父亲对他的教诲。

在指导余英时阅读自己国史大纲的时候，钱穆让余英时笔记的每一页空一页，用来记录对自己相同或者是批判自己的方法，这样子就会有“转益多师”的好处。

1970年，钱穆早已经桃李满天下，在给博士生讲解中国史学史的时候，课堂上就对学生们说：如果我有错误，你们不妨直接说出来，只要理由充分就可以。

钱穆先生的涵养可见一斑。

辛亥之后，他读书的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停办，他也就退学了。对于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来说，退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父亲的过早离世已经提前为他在学校的求学生涯画上了句号。退学之后，为了补贴家用，钱穆开始了教书生涯，谁曾想，这讲台上来容易离开难，一站就是七十多年。

尽管不能够继续上学，但是他没有放弃学术上的研究，不仅自学而且写出了传世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本书参考了当时存在的所有先秦资料，填补了左传到资治通鉴这段历史在编年上的空白。这本书不仅奠定了钱穆的史学地位，就算在今天，依然不为过时，是阅读和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参考著作。

一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还是需要人赏识。当时的史学界，真是热闹非凡，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提出了著名的“古史层累构成说”，而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人，则用西方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整理分析，两派不管如何争论，都绕不开对史实的考订，正因为如此，先秦诸子系年走进了这些史学家的视野。

顾颉刚在看完先秦诸子系年之后，并没有因为钱穆没有学历、没有文凭而以权威的姿态打压，反而力荐钱穆到中山大学教书，钱穆拒绝了，尽管没有去，钱穆还是为当时的燕京学报写了一篇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

长达将近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终于在钱穆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尘埃落定，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钱穆解决今古文之争的材料只有一本汉书，发前人所未发，他学养之精深由此可见一二。

顾颉刚的赏识和推荐，也给我们从侧面提供了了解民国学术的影子：那个时代有兵荒马乱，自然也有山头林立，但是学院的那种包容的气质和开放的氛围，就足以让我们对学术向往。

后来，钱穆前往北大教书，五四之后对传统文化带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西学风头正盛，钱穆的到来自然站在了所谓历史趋势的对立面。

尽管如此，钱穆依然独立支撑着这个中国的旧学传统，并且提出了要以一人之力讲解中国通史的要求。

以小学学历执教中国顶级学府已然是破格，而想要一己之力讲解中国历史又是何等的狂妄？但是钱穆自然有信心，并且赢得了北大的信任，也正是讲授中国通史的机缘，才有了后来的国史大纲。

到今天我们还是要必须承认，中国通史写的做好的两本书，一本是吕思勉诚之先生的中国通史，另一个就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

抗战爆发时候，北大被迫南迁，并且最终在昆明落脚，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合并成为西南联大。来到昆明之后，钱穆先生一面教书，一面潜心写作国史大纲。当时钱先生住在一座寺院里面，每天像老僧坐禅一样编写。国史大纲撰写的环境十分清苦简陋，当然，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参考书的缺少，钱穆只好凭借记忆编写。

一本好的史学书籍，不是简单的时间的排序以及历史事件的组合，而是作者见识的书写，而通史的书写更重要的是一个“变”字，“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为后世史学家所留下了金科玉律，很多人都重视“通”而忽略了“变”，这样的史书不仅是流水账，更是毫无价值。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也不难看出国史大纲之中有很多不冷静的地方。当时的中国已经快要亡国，而钱穆这本书是为了亡国之后复国之用，只要历史在、文化在，中国就不会灭亡！

今天的很多人体会不到钱穆乃至他那一代学者的良苦用心，因为历史文化是无用的。在今天这个资本高度发达的社会，一切以资本为王的时代，谈历史乃谈文化，受到冷嘲热讽不足为奇，有人对你说：醒醒吧！算是最好的态度了。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日本轰炸上海的时候，最先轰炸的不是铁路、工厂甚至是电厂，最先轰炸的是商务印书馆。日本军国主义叫嚣着“欲亡一国，必先亡其文化”，日本这样做完全是长时间研究中国所得出的结论，据说日本侵入中国每个士兵手中除了武器装备之外最常见的是中国的一本古代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可惜在今天，这本书的名字都已经鲜为人知了。

可是呢，中国人自然不会任凭文化毁坏而一蹶不振，商务印书馆里面的孤本善本被毁坏自然让我们心痛，可是没有时间悲伤！

商务印书馆被轰炸后的几天里面，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就开始发行，那一个个铅印的字都是中国精神的承载！

钱穆就是抱着这种心情书写国史大纲，今天我们阅读依然感到熠熠生辉！

经常有人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以我的水平自然不能够讲述出什么大道理，但是不要紧，国史大纲的开头就已经明确给出了答案：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个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四、当信每一个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真正的学者不会躲在象牙塔里面，成为犬儒主义的信奉者，也不会故意造出一堆故作高深的词汇，然人摸不到头脑，而是要与时代发生联系，用自己的人格践行者自己的理想，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与前途捆在一起，“兼济天下”的充分条件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达”，还包括着精神方面的“达”。

大陆鼎革之后，钱穆远走香港，创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之一的新亚书院。作为创院的院长，不仅要授课，还要为了学院的经费东奔西走。

钱穆的学生在回忆老师的时候，初次阅读有一个细节让我有些反感：钱穆的胃病犯了，躺在教室的地板上，学生看到后问他怎么帮助他，他回答说给我拿本宋明理学的书来读一读。

令我反感的是病情发作不去看医生或者吃药，却要通过阅读书籍来麻痹自己，给予精神上的安慰，真是迂腐至极。但是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钱穆的做法和撰写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是一脉相承，虽然固执，依然让人钦佩。

当时，儒家在海外却是遍地开花，尤其香港更是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两贤一圣为中心弘扬了新儒家一派，唐君毅不仅是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更是和钱穆共同创立了新亚书院。尽管现在有的人将钱穆列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实际上钱穆自己对新儒家是拒绝的。

这种拒绝不是理念上不认同而拒绝，而是钱穆先生不想有门户之争，某一学派形成之后，便会慢慢的对其他学说进行排斥。钱穆在给学生的信中详细说明了缘由：

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作《中国文化宣言书》，邀穆联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张君······穆向来不喜此等做法，恐在学术界引起学术之壁垒。

晚年的钱穆，旨在打通中西学术之障碍，融会贯通，只可惜钱先生中国传统功力深厚，而西方学术不免流于表面，不得不让人感到可惜。

现在总有自命不凡之人，抓住前辈学人著作之中的瑕疵，肆意攻击，典型的例子就是钱穆考证孙膑和孙武是一人。

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之中都知道孙膑和孙武为一人的说法来自于日本汉学家齐藤谦，而且在考古文物出土之前，按照古书考辨本就如此。

攻击者当然不会知道钱穆先生发表的《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中国古代山居考》，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于“山耕”的主张，中国文字之中和居住有关的文字都和“穴”字有关系，那么中国古代人的居住环境应该是挖洞穴而居，而新时期时代的考古发现正是印证了这一说法。

钱穆先生一生著作颇丰，不算学生的听课笔记就已经达到一千余万字，要说每一个字都有价值是言过其实，但是他的书就算是有些价值不高的书籍也比去阅读一些哗众取宠的书籍要有用得多。

他的学生叶龙将自己在新亚书院的听课笔记整理出版为《中国文学史》，我虽然草草翻过，依然觉得动容：

他哪里是在讲文学史，他是在讲自己走过的路。

最后用余英时纪念钱穆的一首诗结束本文，也表达我对钱穆先生的敬意：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

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