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之役前后建州女真部落变迁之建州兴起

明朝成化年间， 明军曾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使得建州女真“焚荡殆尽，部落残破”，遭受沉重打击。由此之后，建州女真数十年无统一首领，由盛转衰。历史上将这次战争称之为“丁亥之役”。这也是建州女真自迁至辽东地区以来受到了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建州女真的兴起

建州女真这一名称，起源于公元十五世纪初年（公元1403年，明永乐元年，明朝建立建州卫，阿哈出为首任指挥使，后逐渐析出左卫、右卫），它用来称呼起先居于长白山东北部后又迁居浑江、苏子河等地的女真部族，是今天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满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陈仁锡编著的《潜确居类书》描述说，建州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

建州女真在黑龙江七姓野人的逼迫下，于明中叶南迁到婆猪江、苏子河后，由于有适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壤和气候，又临近明辽东与朝鲜，因而使建州女真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朝鲜世宗实录》记载，正统二年（1437年）时期，朝鲜派人前往建州女真居地兀刺山北隅吾弥府调查：“ 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兀刺山南麓，婆猪之东地方“见人家二户，有男妇十六，或耕或耘，放养牛马”。后来，建州女真族的农业发展迫切需要辽东的耕牛、农器。《明英宗实录》记载，公元1442年，明朝政府特许建州卫女真所缺的耕牛农器可以“如旧更易应用’。而且，建州卫头目也被特许在从北京返回居地时，“沿途买牛，带回耕种”。《朝鲜文宗实录》记载，在朝鲜文宗元年（明朝景泰二年，1451年）记载：“今年三月，还居兀刺山城瓮村，凡察子甫下吐则移居瓮村北十五里吾毛水之地，充尚( 董山) 则移居瓮村上项。满住管下一千七百余户，充尚、甫下吐( 凡察子) 管下共六百余户”。合计有二千三百余户，比当初来时三百余户增加近八倍。

建州女真族居地的地理位置，使它和邻近的朝鲜、明朝辽东地区的汉族、兀良哈蒙古和黑龙江、乌苏里江女真部族，很早以前就发生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而明朝在土木事变之后，明景帝朱祁钰在于谦等大臣的支持下，击败瓦剌，保住了大明江山。为保持边地安定，开始恢复了永乐时期对辽东少数民族的招抚政策，不予追究董山（建州左卫）、李满住（建州卫）、纳郎哈（建州右卫，原建州右卫凡察之孙）等建州女真首领曾经追随瓦剌也先作乱，劫掠辽东的罪责。面对明朝的招抚，董山、李满住和其他各部酋长也表示愿意臣服朝廷，至此，辽东地区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

矛盾冲突

彼时，董山、李满住两位建州女真首领率人进京朝贡，得到了明廷大量赏赐。到了天顺年间，明政府更是批准在抚顺设立了马市，方便了建州女真和辽东汉人的文化经济等往来，双方一直保持一种正常的统属关系。不过随着建州女真的不断发展，人口得到了大量增加，大大刺激了他们向明朝辽东、朝鲜掠夺人口和财富。这一点明朝和朝鲜双方的史书，都大量地记载了建州女真掠夺人畜的事实。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婆猪江等处地面居住的女真人“虏掠辽东、开元等处军民男妇及本国（朝鲜）边民为奴使唤”。甚至将掠来的汉人、朝鲜人转相买卖，获取厚利。

为了达到掠夺人畜与财富的目的，李满住、董山对明与朝鲜采取“阳为效顺，阴为抄掠”的两面手法，表面上是接受招抚，但暗地里继续犯边。根据《明实录》记载，这一现象自景泰到成化时期，一直不断。如，景泰二年“建州等卫女直都督李满住、董山等，自正统十四年以来，乘间窃掠边境，辽东为之困敝”。至成化年间，更是“大肆猖撅，一岁间入寇九十七次，杀虏人口十余万”。成化二年（1466年）五月，巡抚辽东左金都御史滕昭等奏报：“虏寇累入开原境抢掠人畜”。六月，巡抚辽东太监李良等又奏报“虏入灰山等处剿掠人畜”。九月，建州右卫女真“拥众六千分掠开原、抚顺、沈阳、辽阳等处”。

而在当时的明朝内部，天顺八年（1464年）明英宗死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改元成化。这时的明朝，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土地兼并更加严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各地流民起义不断，朝廷不断派遣军队四处予以镇压，导致民不聊生，国库亏空。为了缓解巨大的财政危机，明政府又进一步改革赋税，将这些负担转移到底层人民头上，压榨各地农民。

在边地的明军将领由远离中枢，独霸一方，亦受腐败之风影响，利用手中权力加大了对建州女真和辽东各部族的搜刮压迫，或是强行索贿，或是苛求贡物，阻碍了马市的正常贸易。在天顺八年时，还以建州、海西女真入贡人数较多为由，限令建州、毛怜等部入贡人数百人，经边关验方后，才能够入京。这一时期，建州女真对明朝剥削压迫以及边将的苛求，虽然不满，但不敢反叛，对明政府的态度也比较敏感。

据《清史稿》记载，“成化元年正月，董山朝于明，自陈防边有劳，乞进秩。宪宗不许，赐以采缎。”董山见成化皇帝此次赏赐如此微薄，表面上没有反对，心中却不满朝廷如此对待自己，继续抢掠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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