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盛世为何出现在唐朝？为什么唐楷称得上书法极致？

唐楷无论从实用还是艺术角度来看，都是书法史上的浓墨重彩而辉煌的宝贵文化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唐楷地位逐渐式微。

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隶书又是由篆书演变而产生的，隶书相对于篆，创新了方笔与方形，同时又沿袭了篆书的圆笔与圆形，隶书是方圆结合的字体。隶书变革成楷书，初期形成了二大流派：碑，主方，北魏碑志；帖，主圆，钟、王楷书。这二大楷书流派虽互有通融，各有千秋，然而仍各执一端，最终都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唐楷则追求尽善尽美，它综合了以上二种流派，使楷书达到极致的高度。相比魏碑与魏、晋楷书，唐楷它在技法上更丰富、在形态上更完整。故而使楷书趋于严谨、规范的境界。唐楷的特点表现为外形的“形方”与“势圆”和笔画的“形方”与“势圆”。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1.外形的“形方”与“势圆”。

形方，唐楷在形与势上都几尽完美，外形逼尽方形，内势逼尽圆意。从书写的形式上看，只有唐楷适合写在方格里，钟、王楷书适合在有行无距的竖条格内书写，魏碑也是如此。为什么呢？我们从字的构造重心这一特征来研究，就不难发现它们存在的原因。

魏碑和钟、王楷书的字形构造奇险，外形变化大，字的构造重心相对远离于字的中心，只有竖排才能将各个字重心聚集在同一条竖线上使之有序有致，故它们更适合有行无距的书写格式。唐楷虽然也可以采用有行无距的格式来写，但唐楷的形方势圆的构造特点让字形构造重心相对靠近字的中心，如果采用有行无距的格式排列反而会感到单字偏于独立而至整体呼应上留有遗憾，划格而书成为唐楷最适合的书写格式。唐楷的这种更适合单字划开欣赏的特点，说明唐楷的楷法已成熟，也证明了唐楷技法的更丰富。

褚遂良孟法师碑

势圆，从练字格来看，人们多见的有田字格和米字格。田字格和米字格不是现代人设计的，唐人为了方便书法教学和做字形字势分析，设计了田字格和之后米字格。它们的外形都是方格，这意味着唐楷外形是最大限度地接近方形的。田字格主要用于笔画和字形的定位分析，而米字格的出现，是因为田字格无法表现唐楷的内部势圆特征。

唐楷的字形内部限度由内核向四面八方射散的特点可以借助米字格的引导而得到理解。米字格的出现，使唐楷形方和势圆的完美结合进一步得到了证明。魏碑和钟、王楷书同样都有内核、同样具有圆势，只是因其构造重心相对偏离字的构造中心，所以它们的这种圆势更多地偏向于椭圆特征。唐楷实际上兼具了魏碑与钟、王楷书的有意之定法与无意之自在。其法扬于外而韵抑于内，是楷书发展的成熟与完满，是楷书至臻极致的高度。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2.笔画的“形方”与“势圆”。

字形与字是是字体形态的宏观特征。为了达到内外和谐统一，笔画的形态与势态这一相对微观的特征务必要与字形的宏观特征相匹方能达到字体的整体协调和谐。而唐楷的笔画特征与其字形特征恰好符合这一要求，表现为：起笔方收笔圆、起笔圆收笔方；起收笔圆行笔方、起收笔方行笔圆，或者起收笔同时出现方圆组合。唐楷虽然其外形构造法度森严，但其用笔笔法异常丰富，笔画造型灵活多变。它只要笔画构成形态与字体特征相适应，不管怎么变都可以。

学习唐楷很难的。因为几近方圆的唐楷，七个字相对偏于独立，其势收敛于字内，在字形造势上难于下手，给书写带来了难度。唐楷的笔画兼得碑学之“方”与帖学之“圆”。唐人在继承前人楷书技法（追笔、翻笔、手动、使转、绞转）等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如印印泥、屋漏痕、战笔、提按等，这些笔法极大丰富了唐楷的内容，故唐楷较之之前的隋、魏碑，钟、王楷书，书写技法上，难度更大。

颜真卿东方朔画赞

唐楷以上这些特点，使得楷书在唐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其形成的社会因素呢？

1.时风所致

唐朝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艺术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从初唐唐太宗“贞观之治”到中唐唐玄宗“开元盛世”，社会经济空前兴盛，文化艺术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的高峰。所有这一切为书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唐朝统治者特别重视书法人才，重用楷书能手。唐中央政府设有侍书或翰林侍书一职。褚遂良被魏征推荐给太宗，太宗即日诏以侍书。穆宗即位后召见柳公权，说：“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钟绍京在武后时“以工书直凤阁”。

楷书写得好，就有可能得到统治者的器重，从而达官显贵，因此潜心楷书者自然就多。唐朝统治者对书法的偏爱，使群臣争相仿效。

自高祖、太宗以下，以及窦后、武后和诸王都是书法爱好者，且多是当时的书家，主要又精于楷书，据朱长文《续书断》，太宗书入妙品，高宗书入能品，善正书，二玄宗书入能品，少能八分证书。唐太宗曾从虞世南学“戈”法，后总结出“为戈必润”的经验。唐太祖李渊称赞过欧阳询的书法，唐太祖李世民喜欢虞世南、以及后来的褚遂良。武则天赏识钟绍京（据说很有名的灵飞经书法是钟绍京写的）。穆宗对柳公权的书法也是多有赞许。天子钟情于书法，可想而知，朝野上下就会形成极好的氛围，推崇学习楷书之风盛况空前。

柳公权神策军碑

2.科举所迫

据《中国通史》载，“唐翰林院又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上有书学科，吏部以书判定，书法为进身途径之一，故唐人攻书者多。”当时，考中进士，只是具备当官的资格，但要得到官职，还要经过“殿试”环节，而这一环节必须“楷法遒美”。

在科举及考选官吏中，对楷书的要求更加严格。如进士出身的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的楷书都很好。知识分子要耀科登第，进入官场，非通楷则不可，至使不少人学习书法不一定是为了艺术，而是拿书法来当敲门砖，这使得楷书有了更广阔的土壤。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楷书大家辈出，楷书佳作纷呈、门类众多。楷书法度森严，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在唐朝近三百年间，出现了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薛稷、薛曜；盛唐的李邕、颜真卿、徐浩；晚唐的柳公权、沈传师等楷书大家。

清人杨守敬在光绪年间辑成《楷法溯源》，将历代楷书精英荟萃一书，其所采帖目，自魏至隋45种，仅唐朝就采了35种，所采碑目，自汉至隋共292种，而唐朝则达346种之多。

颜真卿勤礼碑

3.书学设立

据《唐朝叙书录》记载，唐太宗置弘文馆，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为学士，内出书命之令学。这弘文馆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书法的专门学校，不仅能得到宫廷中收藏的墨迹作为学习教材，且有书法大家为教师。据史书记载，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都曾在弘文馆为官任教书法。弘文馆的书法教学具有权威性，对社会上的习书有极大的导向作用。

实际上弘文馆的设立，为唐楷尚法的技法和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据统计，唐朝在楷书获得空前发展的同时，书法理论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一大批书法理论家，他们根据前人的经验和楷书美学规律，对楷书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总结。如欧阳询《八诀》、《传授决》、《用笔论》，虞世南《笔髓论》、《书旨述》，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论用笔十法》，蔡希综《法书论》，徐浩《论书》，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论著对楷书技巧、法度阐述得详尽而具体，使人一目了然。对楷书创作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褚遂良阴符经

4.碑记所需

在中国古代的书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的碑刻高潮，第一次是东汉末年的隶碑，第二次是北朝的魏碑，而第三次是唐代严守法度的楷碑。在唐代，大多是用楷书来写碑记、墓志铭、颂赞、告敕及宫阙铭文等。既然皇帝、高官显爵、宰相大臣们都推崇那么多的楷书大家，所以，碑字题字等对于楷书的普及也就极其广泛。比如：当时公卿大臣皆以能请到柳公权大师题写碑字为荣。

张旭郎官石柱记

综上所述：在唐代崛起的楷书由实用起步，最终成为成熟的楷书艺术，四种因素在起了关键作用：一是以书取士，以书诠吏，这是行政手段的限定。二是碑刻的物质条件需要楷书的支撑。三是达官贵人的投入，它表现了一种文化的立场与审美的导向。四是楷书本身作为应用文字的日臻完美。可以说，这四个条件的综合作用，使得唐楷达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峰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