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西安围城。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录很多，然而，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儿童的视角看待这件事。
这篇文章是杨觅楠先生童年时期的亲身经历。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真真切切的生活，却让人更能体验到那个时候，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刻骨铭心的记忆。
民国十三年、十四年( 1924、1925年 )杨觅楠的父母相继去世，六七岁的年纪，开始随婶娘雷淑贞生活，婶娘也就成了母亲。
1926年，西安围城开始，寡母孤子突然坠入十个月的生死磨难中。
杨觅楠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写就的自传中对这十个月的生死磨难有一段真实的描述，并注明“西安围城记”。
《西安围城记》
1926年
“镇嵩军”围城了，一个人这样说，其他的人都这样说，于是在我脑子里也有了这回事。而围城后所发生的事情，乃是逐渐而来的。
为了要让我读书，母亲将我寄在南柳巷李家的私塾中读书，我也第一次有了先生，他姓汤，听说是商州人。李家是比较有钱的人家，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还有一个姨老太太，下来就是李家伯伯芸吾，他们都叫他老爷。
他们家中的学生全是女娃，有我一直称呼的二姐、三姐、四姐和“男娃”，而这个“男娃”实际还是个女娃。因为他们家中没有男孩，因而也特别喜爱我。
在旧社会，一般念书是在春节后，我当时也就是这个时候去的。每天念十六个字，背熟了就和“男娃”去玩，最后是回家吃饭。日复一日没有多久，历史上有名的十个月的围城就开始了，我暂时回家。
由于围城，母亲也不再到学校中去，同时外祖母也病了，我就跟着娘（已成了必然的母亲）到她家中去。外祖母的儿子早就死了，只留下一张光着头的像片。外祖母死之前，娘也请过不少人为她看病，但终于无救而去世。
由于外祖母死的时候正值围城，只好把她的棺材寄放在城内马道巷的风火洞土窑中。外祖母死后剩下了一石多粮食，娘弄了过来，这对于我们熬过围城而没有饿死，也起了部分作用。
围城还在继续着，我和母亲已经回到了柳巷的家。祖父还在家中，但他也是身体欠佳的老人。
白天，一批批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走过来又走过去，这是杨虎城的陕军，城外则是刘镇华的军队。在早些日子里，整天都听到连续的机关枪声，炮弹声，子弹划过天空发出的啸声。
夜间，这些枪炮声更是一阵猛似一阵。每逢此时，祖父就会阿弥陀佛地念个不停，母亲则是把头藏在油篓子里，以躲开让她害怕的声音。我则依偎在祖父的旁边，又恐惧又好奇，因为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攻城的枪炮声一天比一天弱了，城外的军阀采取了围困的方式……城里的老百姓却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
祖父的病一天天地沉重了，大便干燥，娘便用钥匙给他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找不到医生，吃不到有营养的食物，服侍他的就有娘和我。
终于，祖父也无救而死了，娘像对待外祖母一样的把他的棺材也寄放到了风火洞。他们死在了那样的日子里，没有用任何的仪式，从此家里冷清了下来，只有城外的枪炮声还断断续续不绝于耳。
不少健壮一点的都去逃火线，就是在夜间通过火线跑到乡下去。这也是危险的，花钱不说，有的妇女还要受到士兵土匪的侮辱。
乡约带着背枪的士兵，挨家挨户地叫喊“送粮啦，送粮啦！”人们没奈何，就只好像割肉一样把自己少有的一部分送去。
一天母亲带着我，用手帕包了像馒头大的一点面送到了收粮站。母亲可怜地向一位军官说，她只有我一个孩子，家中实在也没有吃的了。那位喝着稀汤的军官可怜我们，但还是把那一点面交给兵士收下了。
对付那些整天叫着催粮的人，必须大声答应着说“就送去”，这是乡约教给我们的。
紧接着催粮送粮之后就是武装搜粮，这和今天许多电影中见到的一个样。一群士兵进得门来，翻箱倒柜，什么地方都搜，好在他们还没有搜妇女的裤子，而正是在妇女的裤腰上还藏着一点粮食。他们要吃的是为了保全城垣，我们藏吃的是为了活命。
粮食不够了，娘和我只有到马道巷大妈那里想办法，不太紧张的时候我娘俩还能搞上一点点麦面回来。以后就不成了，只能拿回来几个面饼，而这些面饼是藏在娘的裤子上的。
那一天我们正在大妈的娘家，外面拼命的打门，于是冲进来十几个士兵。我十分害怕，告诉他们我是客，同时马家大舅把大舅妈压在一旁大喊大打，怨她开了门。实际上这是给士兵们看的，然而他们哪管这些，依然大翻特翻，直到他们认为翻够了的时候才走。
很显然在大妈那里也搞不出什么了，但娘还是要另想些办法，因为我们要活下去。
父亲生前的朋友张笙午是有钱人，母亲想到了这一点，就带我去了，但他们一家人都跑到什么安全地方去了，家中只有他的二太太抱着娃睡在床上。娘的目的好像是想要一点芝麻，她让娘到平台上去找。我们还没上到平台顶，尖锐的枪弹啸叫声在头顶飞鸣起来。我和娘没敢冒险上去，空着手，从街巷的房檐下溜回了家。
柳巷的家院里，除过我们就只有王太婆一家了，他家的老大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稗子米，娘给了两块钱，他们给了一小碗。还有母亲的同学惠姨姨送了我们一盘牛肉。听说街上还有偷着卖馍的，两块钱一个，但我们没有见到。
有五个面饼，母亲把它藏在破书堆中，被我无意中发现，于是一顿就吃完了。而这些东西还是娘准备给我逐渐补充的食品。我吃的时候不是一口一口，而是用指甲撕下一小片一小片，像喂金鱼那样吃。
西安围城中散发油渣
围城已经五个月了。围城的混蛋为了城死不撤走，守城的人为了城也死不离开。连日的大雨，已是秋天，街上的行人走着走着，一倒下地就没有了声音，我家大门口的一个饥民就是那样倒了。吃不到饭的人，谁也没有力气去管别人。
城内的牲口没有了，城内的狗没有了，城内的乌鸦和老鼠都不见了。如果能抓到两只麻雀也好，而麻雀也没有了。只有稀少的人，也是死在旦夕。由于外援绝望，娘把仅有的几斤面粉分装在许多小罐内，填埋在墙缝中和藏在房梁上。
为了活，她每天早上到一个教会的学校中去挖少得可怜的一点大头菜苗。我们每天有两顿这样的饭——用一个较大的酒盅放上一点点面粉，再用水拌了倒在锅内，再加上十多棵小青菜。娘喝一碗我喝一碗，这又怎能吃饱呢，我就向娘发牢骚，说娘能吃饱是拿了大碗。于是娘把她的大碗换给我，可我还是吃不饱。
为了活，每天不敢增加一点点面粉，除此之外，娘是每天睡觉，她认为睡下就会不饿，而她却还每天送我去上学。
天气逐渐的凉了，而开城解围还没有消息。
在围城期间，李家请的汤先生走不了，我就继续随他念书。李家的女孩们很快就不读了，私塾中只剩下汤先生和我两个人。每天我到了李家门口，爬上石凳，去叩门环。门环太高，踮着脚尖只叩一下就必须跳到地下。
汤先生每天照旧教我四句书，然后坐在太阳下边默默地晒太阳。人和人都没有什么感情了，谁与谁都不爱搭理，只有汤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必然要问我一声“哪天开城？”我则顺口应答“明天”。
再也听不到催粮的声音，再也看不到搜粮的人。人们死了后，凡是自家无力处理的都被丢进万人坑……
我们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了。这一天汤先生照旧闯我“哪天开城”，我照旧回答“明天”，就在我回答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围城第十个月的一天早晨，终于开城了。
早晨的太阳光刚刚照到了街巷，街巷里突然活跃了起来。几个半大的孩子沿街巷喊着卖葱，更悦耳的声音是有人喊着“卖面啦”。
我们终究是活过来了，这一天的早上，我看到了娘的笑脸，我也笑了，私塾所在的李家人更是高兴，把我当作预知开城的神童。
我回到家中，娘从墙缝中的铁桶子里倾倒出我们最后的一把面粉——总共也就一个小馒头那样大小，和了水，做成面条。于是，我和娘在极端的饥饿之后得到了每人半碗的干面条，而且面条里还有一星星油花。
可以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吃到的最香的一次饭！人们没有感谢开城的人，人们感谢天！
中午，二妈从乡间带来了面，南乡的人也来了，也带的面。大街上巷子里的人们都出来了。城解围后的一桩大事就是要把寄放在风火洞的亲人们的棺材往乡下搬，重新给他们人殓，然而棺材钱久久未能付清，一直过了两三年才算还清。
本文作者杨觅楠先生早年学医，开始悬壶济世，先后在解放军西南军区总医院，第七军医大学，空军西安医院工作，成为著名眼科专家。
了解作者的经历，可点击：一个陕西人的半个世纪
本文自《杨觅楠自传》
经作者长子杨惕先生授权
由“终南山故事”独家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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