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70年代初，迎来了20世纪的第二次民族主义大潮，使整个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变。
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泛而迅猛的发展，以摧枯拉朽之势挣脱了殖民枷锁的多达100多个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至7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已发展成为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体系鼎足而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体系，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第三支基本力量。
亚非拉国家在其赢得民族独立前后通过斗争实践普遍认识到，面对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只有团结合作，共同斗争，才能更有效地争取独立和巩固独立。从50年代亚非会议的召开，到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稍后“77国集团”的出现和壮大，都反映了亚非拉国家为维护民族利益而进行联合斗争的共同愿望和历史趋势。
由于殖民主义长期统治的恶果，以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经济仍然相当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面对国际垄断资本对生产、贸易、金融、市场的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正转化为经济民族主义，即大力发展和壮大民族经济，维护本国正当的民族权益，加速实现国家规代化，限制国际垄断资本对本国的控制和剥削，实现经济完全独立，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差距．争取建立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战后至70年代，在拉美和东亚，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地区。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们的民族主义从一国转化为地区民族主义，即相邻的一些国家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进行不同程度的、超越国界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协调，实行地区性保护政策，维护成员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向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协调化的方向迈进，有的还建立了共同市场，以集体民族主义的方式共同捍卫本地区各国的主权和利益。亚洲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不过，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诸如领土争端、宗教和教派冲突、民族和种族纠纷、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距、现实利益的不同、外来势力的插手、一些民族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呈现上升趋势。
战后，欧洲衰落，丧失了对世界的支配地位和沦为美苏争夺和监控的主要对象，处于东西分裂状态。与此相应，欧洲的民族主义也由盛转衰，处于受遏制和被压抑状态。
在西欧，5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戴高乐主义，强烈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走法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具体表现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军事上的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和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等。随后，西德违背美国的意愿，提出了维护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缓解两个德国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并付诸实施。
在东欧，早在40年代末，南斯拉夫率先反对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要求走符合民族特点和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随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也提出了类似要求。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干预下，酿成了一系列后果深重的事件和冲突，造成了东欧离心倾向的加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趋于崩溃。
战后西欧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现象是走向地区民族主义。战后以来，以法、德两大民族消除数百年来积淀起来的民族隔阂和世仇，实现历史性的民族和解为契机，以法、德为核心，以逐步发展起来的欧洲共同体为载体，西欧各国减弱了各自民族主义情绪，稳步走上了联合民族主义，即地区民族主义的道路，进而把地区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相结合，把经济一体化作为政治一体化的过渡形式，并取得了长足进展。
与此相左，东欧诸国则由于历史上的积怨太深，又有众多现实利益冲突，加上国内外复杂的民族混居，使彼此之间裂痕扩大了，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呈现出离散的征兆，尽管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干预而维持着脆弱的、表面的和睦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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