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重新认知“母性思想”与关怀伦理

“母性思想”认为女性拥有作为母亲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思考模式或一套情感偏好，强调女性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改造公共生活的道德观。尽管母性思想开启了一条女性思考的新路径，但一些女性主义者也对此存疑。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同，关怀、养育不一定与某种特殊的母性或女性实践相连。男女两性需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携手合作，共同获得自由、双赢的平等发展，这才是当今纪念母亲节的正确打开方式。

　　■ 宋建丽

　　所谓“母性思想”，就是强调母亲或女性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够改造公共生活的道德观。其核心观点认为女性拥有她们作为母亲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思考模式或一套情感上的偏好，这种独特的思考模式或情感上的偏好具有特殊的价值，可以给我们的政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在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母性思想曾以其独特的关怀视角以及对母亲这一角色之独特道德价值的重视而独树一帜。

　　母性思想与“伦理的政治”

　　关怀被视为一种道德，始于女性主义学者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她认为母亲作为社会未来公民的教育者，应该被作为平等的主体而接纳到政治生活当中，这里的“平等”并非要求所有的公民都拥有“相同的”责任和行为，而是为女性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服务于国家留下了空间。尽管在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这里，就已经在对平等权利的考量中加入了关怀的道德要素，但正式使得“关怀伦理”进入学术论辩范围，并与“正义伦理”相区分，则要追溯至女性主义学者吉利根。

　　吉利根对两性的道德推理模式做出区分，如果说“男性的”道德推理模式重视普遍性规定和抽象性原则，与正义伦理相关联，那么，“女性的”道德推理模式则更加重视特殊性和情境性，并强调与此相关的教养、交流、同情以及关怀，倡导通过移情和关怀的行动满足特殊需要，与关怀伦理相联。吉利根的“关怀伦理”被母性女性主义者所借鉴，并进一步将“关怀”视为一种女性特有的、优良的道德视角。

　　母性女性主义者们如萨拉·拉迪克（Sara Ruddick）、珍·贝思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和多萝西·蒂娜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等强调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身份和特质。在她们看来，女性由于承担母亲的角色而发展出一系列独特的思考方式和丰富的情感偏好，这种独特的母性的思考方式往往强调情境、教养、关系、情感、关怀，所有这些都将会给政治生活注入活力。也就是说，作为母亲的女性往往具有一种独特的有助于使公共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道德观，这种母性思想往往可以为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有关道德关怀和养育责任的新的思考方式，从而凸显养育活动也应该是政治价值和政治判断的来源。

　　在拉迪克看来，母性思想不只是一套不同的价值或承诺，而且还是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赋予保存脆弱的生命以优先性，并尊崇那种构成谦恭、快乐以及关心他人等价值之核心的道德类型，因而是一种对关怀和关系进行思考并对道德义务和公平进行评价的独特的、母性的、或女性的思考路径。它不仅使得许多女性的体验在一个以性别划分为结构特征的社会中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赋予尊贵的光辉，而且，母性思想强调关怀、责任和照料，因而具有一种改造公共政治生活的能力，能够为政治生活带来和平主义的力量，有助于产生一种“伦理的政治”。

　　爱尔希坦则通过揭示母性思想的政治意涵以及重新构造政治意识的努力，把妇女的道德提升为一种能够被整合到政治当中并为一种“更好的政治”奠定基础、发挥作用的优良的道德形式。如果说拉迪克和爱尔希坦都力图把“母性思想”作为一种男权统治的替代，发掘其对于政治生活的积极意义，蒂娜斯坦则更进一步指出，女性对养育价值的重视以及对自然和生命的保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类对技术和控制行为的执着而带来的可能破坏。

　　简言之，在母性思想家们看来，女性的性别差异不仅不应该成为受歧视的根源，反而应该成为政治生活所需要的一种有益资源，将女性的性别特质带入到公共的政治生活领域当中，不仅不会对政治生活带来任何危害，反而会有利于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政治。

　　两性应共建新型伙伴关系

　　母性思想似乎确定无疑地为女性开启了一条独特的女性思考的新路径，然而，尽管对小孩、无助的人承担照顾责任的“私生活”体验可能会导致大多数的养育者发展起一种自我克制、耐心、同情、对他人负责任以及对他人的需要作出响应等能力，但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却始终对特殊的母性意识是否能够给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存有质疑。

　　这些质疑往往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母性思想错误地强调了具有某种独特价值或独特思考模式的所谓母性的品质；其次，母性思想对于女性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不加批判地接受，事实上强化了两性之间固有的社会分工，强化了女性作为母亲的责任；最后，从母性的价值或母性的视角到政治的价值和政治的视角，这中间存在逻辑的跳跃，母性思想并没有清楚阐释如何可能实现二者之间的转换，也没有充分阐明母性的品质和母性的行为如何一定有助于一种“更好的政治”。

　　不可否认，在以性别划分为特征的社会安排背景下，作为母亲的行为对社会中的大多数女性而言，都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构成性的行为，比如往往是由女性作为最初的家长去学习给予她们的孩子以关怀和教养；比如往往是由那些走出家庭在外工作的母亲们（而不是绝大多数在外工作的父亲们）来承受诸如平衡家庭责任、养育孩子和发展事业之间的难题。也正因如此，母亲节通常被作为纪念和赞美母亲无私付出的节日，人们更是以各种礼物、鲜花、贺卡来表达对母亲的感激和爱意。

　　然而我们现在庆祝的母亲节的设立，其含义还远不止于此。母亲节的设立源于安娜·贾维斯（Anna Jarvis）为纪念她一生爱戴、崇敬的母亲安·贾维斯（Ann Marie Reeves Jarvis）而推动设立。安·贾维斯不仅是19世纪中期挣扎在贫瘠的卫生和医疗条件下，充满艰辛地养育子女的众多母亲中的一员，更是一位积极的女性社会活动者，众多母亲的榜样。她在社区开展儿童疾病防治运动，推动卫生和医疗改革，减少疾病和婴儿死亡率，她在美国内战期间保持中立立场，积极为交战双方士兵提供医疗救助。内战结束后，她努力帮助战争双方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庭走出创伤，传达团结与和解的政治愿望。安·贾维斯无疑以其跨越公私领域的关怀行动对母性思想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当然，时代在发展，今天母亲们的养育环境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也有越来越多的母亲在公共政治领域崭露头角，发挥着女性独特的政治魅力。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同，关怀、养育以及对关系的保持应该是人类伦理成熟的一种表现，而不必一定与某种特殊的母性或女性实践相连。

　　一种更为恰当的方式应该是在一种政治的框架中展开对母性等关怀价值的重新评价，将关怀实践置于制度性问题的背景之中加以考虑。如此，也许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在承认母性价值的背景中，对相应的公共供应和职场规则、政治规则不断予以完善，通过在时间、空间和物质资源方面创造更多的可能，进而达成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劳动和关怀在两性之间的分配。

　　国际妇女运动的历程以及国际社会各种广泛共识的不断形成都昭示我们：男女平等、两性和谐、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类共同的文明进步是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既然关怀、养育以及对关系的保持应该是人类伦理成熟的一种表现，那么，除了警惕母亲节被消费主义所“消费”，男女两性还需要共同反省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对自身的限制，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携手合作，共同获得自由、双赢的平等发展，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母亲节的一种正确打开方式。

　　（作者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