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质子制度是怎样的？

现代文明社会，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担保质押法律制度的规定，质押的标的物一定是物或权利。即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债务人往往以船舶、汽车、设备、产品、股权等动产或权利，移交给债权人占有，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就该动产、股权卖得价金优先受偿。

《说文解字》云：“质，以物相赘。”而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质押的标的物，却是灭绝人伦、空前绝后的王的儿子和王对属国的管理权。也就是历史上的“质子制度”的“纳质为押”。

质出去是至亲，押下来是国运。

“纳质为押”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多发生于诸侯间彼此猜忌，而又需相互信任的状况。在这种近乎二难背离的情景之下，通过交换质子或单方质子，来维持外交和政治上的平衡。

这是弱国（或平等两国）为达到某种目的，不得不将本国国君的血亲送交强国(或平等两国互为)作押，以使它国为本国服务的方式。

这与当今经济交易中的“质押制度”，有相当的类似。也是以“动产”或权利作抵押，即涉及王的儿子和王对属国的管理权。当然，在春秋战国时，因互不为属国，很少涉及属国的管理权。到了中央集权的时代，藩王往往在造反时，就要涉及到藩王对属国的管理权的考量。

在《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中。秦国大举攻赵，赵国形势危急，便向齐国求援。齐国要求赵国，将赵威后的儿子长安君送齐为质，方肯出兵相助。赵威后又很溺爱长安君，执意不肯。形势急若星火，却又僵在了那里。

幸有赵国大臣触龙凭借过人的口才，和真情打动了赵威后，将长安君送齐为质子，齐兵乃出，赵难方解。

中央强权出于控制地方势力的需要，往往会任命地方势力首领的儿子为京官，通过掌控人质、间接控制地方势力的方式，

比如，在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产生后，导致了藩镇的割据。大唐朝廷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庭便通过掌控人质的生死，来执行对藩镇势力的制裁。

“纳质为押”虽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却到了两汉时期，才形成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制度——“质子制度”。“质子制度”也是对少数民族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一直使用到清朝、民国年间为止。

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由于多尔衮对吴三桂心存戒备，因此通过政治联姻，使吴应熊（吴三桂之子）以额驸的身份，留居京师作为朝廷人质。1654年，授应熊三等子爵，顺治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1668年，晋少傅兼太子太傅。

1673年12月，吴三桂起兵反清。消息传至北京，吴应熊被捕入狱，明珠建议将吴应熊和吴世霖（吴应熊之子）处死。吴三桂起家的精锐部队“关宁铁骑”，稍后亦为康熙帝所剿灭。

有时候看起来，“质子制度”也不是那么有效。因为，极少一部分的强力人物，往往极为心狠手辣，他们胸有大志、不拘儿女亲情、只受制于奋斗目标，该反还是得反。

一般来说，由于“质子制度”的存在，至少延迟或搅乱了地方势力，反抗中央强权的行动，为朝廷剿灭反抗势力，赢取了珍贵的战备时间。

所以，在历史上“质子制度”能延续这么长的时间。说明这种制度，能令地方势力十分头疼，又不得不从。造反前，还得慎重掂量。

如果造反失败，对属国的管理权和儿子一起鸡飞蛋打，还不如不反呢。这就是“质子制度”的震慑作用。

至于是否必须送嫡长子为质子，这倒不一定，除非迫不得已，嫡长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的当然继承人，一般双方都不会轻易提出以嫡长子为质的方式。除非出于对地方势力极不信任的情况，当然不无可能。

而且，为了方便“质子制度”的实行，质子的范围也会适时由子嗣扩大到父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