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电影重生的现实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这究竟携带着怎样的意味已经毋庸多言。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整合、协调发展，绝不仅仅是追求“世界四大湾区”的虚荣概念。

通过对粤港澳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的重新梳理，使港澳地区深度参与和有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保持粤港澳区域的长期政治稳定，提升粤港澳区域的综合竞争力，进而为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强劲动能，势必将引发粤港澳地区文化空间的重新规制。这一具有时代变革意义的历史变迁的复杂影响，也绝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领域和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在文化意义上，发生在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节点上的这一时代性变革，对于重新梳理我国的大众文化结构，重新调整我国的文化产业格局，甚至重新描绘我国的文化图景都将有着长期、深远的复杂影响。

因此，以香港电影为中心，重新梳理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香港大众文化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生成，及其在回归前的“史前史”式历史背景；充分讨论和认知回归后，香港电影“北上”融入中国电影版图的当代意义，及其对于我国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长远影响；对于为展望和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文化格局，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初步探索，就有着提供可参照性的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坐标的基础性价值。

”小河弯弯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珠，

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岁月在再，每当听到刘德华、那英翻唱的《东方之珠》的旋律和歌声，那种并不违和的质感和体验，都瞬间就可以让我们再次触碰到那个年代的情感和记忆;但我们可能从未意识到，或许也真的是不愿意面对，今天与那段记忆的标识—是整整过去了20年。

的确，20年，足以轻松装得下两三代人的青春。20年前香港电影的那些光影声像，也以我们当初绝未曾料想的方式，如此地深植在我们的情感结构和文化记忆之中，以至于这个年代里的中国电影，无论类型片、艺术片，商业的、地下的，都还在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地向其致敬。那个年代也以它自身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构成了我们当下生活的背景和起源，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这样的样貌、形态，都能在那个年代当中找到线索和源流。

显然，20年前的香港电影，为何在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的20年时间里“不知不觉”地获得了那样的文化位置?它们在随后的回归的20年当中，到底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这些都是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香港电影在新的文化结构中的未来命运的基本前提。

回归前的香港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基地、世界第三大的电影制作中心，其电影产品也更接内地的“地气儿”。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借助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尤其是伴随着在今天已经成为“古董”、但在1980年代却为大陆城市家庭所狂热追求的录像机的普及，香港电影开始星火燎原地涌入到内地的广阔天地。

对于回归前的香港电影在那一历史时期对中国电影的内在结构所产生的多义的文化影响，我们其实一直都缺乏全面、充分的评估和评价，因为即便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天翻地覆，其在今天仍然可以在各类媒介形态下的多重不同领域，迸发出令我们错愕不已的强劲文化势能。

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作为中国电影的“外部”坐标，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在内的多个商业电影类型，在那个年代有着非常广泛的辐射范围，不仅仅在内地和华语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东南亚、韩国，乃至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同样具有相当程度的“启蒙”式的样板示范意义，也是迄今为止华语电影勉强能够和好莱坞电影相抗衡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有限的商业电影类型。

与此同时，在那一阶段的香港电影如日中天之际，恰好也正是改革开放大幕开启的时刻，其对内地大众文化的潜在影响之深，不可低估。对于很多活跃在中国电影舞台的内地中青年导演、编剧、演员而言，那个时代的香港电影所留下的烙印性影响甚至构成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从《唐人街探案》《港日》《火锅英雄》《绑架者》，直到《我不是药神》等一系列电影中，都不难发现香港电影对于内地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辐射的复杂性，至今依然不断地得到验证。

尽管涉及版权等问题，我国的网络大电影、网络剧市场还很不成熟、很不规范，但近年来在其中不断涌现出的向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致敬的网络大电影、网剧等各类文化产品，无不说明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香港电影对于内地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辐射的深入程度达到了怎样的地步。

当然，这不是说内地电影在走香港电影的老路，而是旨在指出:在经济腾飞的历史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内部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开始为不断增长的新兴中产阶级量身打造类型化的商业电影，批量生产具有稳定品质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类文化工业产品。在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也依然要回应这一文化议题，而且是远比当年多出几何数级的规模上。

尽管还有一部分香港电影人将《毒战》的成功归于“突破了内地影片的审查限制”，但只要对中国电影稍有认识，就能充分意识到该片真正的示范意义和价值。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电影类型元素，在香港回归近20年之后，终于汇入到了中国电影的核心和主流—近几年来的《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红海行动》等新主旋律影片，在吸收了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电影类型元素之后，反而可以更好地讲述这个年代的中国故事。

不难发现，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叶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香港电影所积累的符合大中华区风土人情的丰富的商业类型电影经验，在内地电影票房自新世纪初触底反弹，且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迅速放量增长到600亿左右的规模。

它同时表明，如果缺乏商业电影类型的基础，中国电影妄图以艺术电影的班底无缝切换到好莱坞数字特效奇观大片的路子是走不通的。的确，在中国电影内部无法完成新老交接、新旧更替的情况下，正是依托于改革开放这一大时代式的历史背景，才改写了中国电影曾经的内外关系。毫无疑问，香港电影为中国电影在新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注射了新的活力。

从“新浪潮”时代开始，香港电影在这个大的“时势”下更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一张名片，作为想象中更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文化范本，港式警匪片也继港式武侠片之后，在世界电影版图开始有了明确的存在感。这也是基于冷战/后冷战文化结构所衍生出的、被人为建构的香港“本土意识”的复杂历史的投影。

这既是探索香港电影全新的广阔表意空间，进而实现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在内的各种商业电影类型的真正翻新的有效途径;也是使香港电影在当下这个过于烦躁和喧嚣的现实话语场域能够沉淀下来的唯一可能。

不同于电视剧、电视综艺、流行歌曲等其他文艺门类，作为在今天依然闪现着强劲生命力的香港电影，使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东南亚、东亚地区，再度获得与曾经的“东方之珠”形象相匹配的文化位置。

因为对于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而言，重新接续香港“新浪潮”电影所依托的历史文化源头，以岭南文化为纽带，进一步释放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进而建构出面向未来的国家文化身份认同，已经是首当其冲的当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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