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上海沦陷期，隐藏更深更毒辣的日本特务机关“井上公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黑龙会在日本国内倡导所谓的 “最后之御奉公活动”，鼓动和唆使日本的中小企业家和平民百姓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政策服务。

1931年11月，黑龙会在大阪组织了“大日本生产党”，许多工商业组织都加入了这个黑道机构，黑龙会成立这个生产党的目的是要这些企业为日本对外侵略提供资金和物质。

黑龙会会刊

1932年又成立了大日本生产党职业组合联合会，以此限制工人运动。在日本军方授意下，日本浪人井上日昭把经黑龙会办的特务学校中训练出的60多个待务收拢起来，在上海成立了“井上公馆”。

井上公馆，便是以井上的名字命名，其也是这个民间与日军军方合流的间谍机关的首领，以中日贸易为掩护，主要任务是刺探情报，暗杀绑架破坏等，还从事收编土匪扩充伪军的工作。上海特务机关成立之后，井上公馆撤销，部分成员并入上海特务机关。

日本浪人井上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在日本陆军中混了一段日子，觉得在军队中行动处处受到限制，不久便辞去军职，充当无业游民。

井上其人

1937年初，井上来到上海，混迹于虹口区的日侨中，后来在南京路哈同大楼三楼租了几间房子，开设了“通源洋行”，以开展中日贸易做掩护，从日本国内招募一批浪人为骨干，收买一些汉奸当爪牙，进行间谍和恐怖活动。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井上非常活跃，为了协助日军作战，他指挥手下的浪人和汉奸，在中国军队后方的交通据点、军队隐蔽处附近，或在军车往来的公路线上，白天利用镜面反射日光，夜间发射信号弹，指示日军飞机出动轰炸，使日本空军的投弹命中率大大提高；又在上海郊区各城镇乡村的井沟河渠中投放毒药，毒害中国军队和无辜百姓。并且在上海地区策划布置了多起绑架、暗杀和破坏活动，制造恐怖气氛，以破坏我军民抗击日军。

上海沦陷后，井上更加有恃无恐，他以虹口天潼路菜场横街的一座日本式两层楼房作为间谍活动的基地，聚集一批浪人，疯狂地进行搜集情报、绑架、暗杀等活动，残酷杀害中国抗日人士。

这座楼房的门口，用竹竿横挑一面约三尺长、二尺宽的长方形小旗，在上面绣着“井上公馆”四个黑字。大门没有警卫，门经常开着，但是在楼房的平台上，却经常有一个面孔阴沉的日本人在监视出入公馆的人。进入公馆大门，穿过一个小花圃，便是一楼的大厅。大厅中间摆着两张长桌和几条凳子，靠墙放着两张写字台，陈设比较简单。大厅两侧和楼上都是小房问，作为寝室和办公室。从外表看来，井上公馆清静整洁，和一般日本侨民的住处并无不同，但其内部却给人以神秘、阴森之感。

井上当时40多岁，中等身材，窄长的脸型，面容苍白，经常身着西装，手中拿着一根手杖，手杖内藏有利刃，必要时可以用来防身。他平时脸色阴沉，少言寡语，对待手下十分严厉，因此手下的人对他十分惧怕。由于他在日本军部中有很多同学和同事，有相当过硬的后台，因此他十分傲慢，从不把一些日本军官或外交人员看在眼里。

在井上手下工作的日本浪人共有60多人，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公馆内没有一个女性，连仆人和厨师都是日本男子。他手下的浪人，都在日本谍报机关或黑龙会等秘密社团开设的间谍训练机构受过严格的训练，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军事知识，熟谙情报、易容变装、游泳、驾驶、射击、擒拿、剑术、格斗、爆破、暗杀、通讯等进行间谍和恐怖活动的技能，并且大多在伪满或华北搞过几年的情报，熟悉中国社会的风俗民情，有的还能讲一口颇地道的北方话或上海方言。这些人都受过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灌输，且具有很强的独立行动的能力，敢于独自深入危险地区，或潜入中国军队后方执行任务。

影视剧照（非历史照片）

井上曾经说，他手下虽然只有60多人，但在所发挥的作用上，可以抵得上日本陆军的一个师团。这虽然是吹嘘，却也说明这帮浪人具有很强的搞间谍活动的实力。井上其人因在配合日军侵华方面有过大功而为日本军部所信赖，并且在上海日侨和浪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井上的行动十分诡密，他不常在公馆露面，平时住在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对外接洽大多是在哈同大楼的通源洋行，而且经常另外约定地点，搞得神出鬼没，让人无法确切地知道他的行踪。

井上公馆虽然只是一个由日本浪人组成的间谍组织，不属于日本本的官方机构，但是由于他们的间谍活动成绩突出，因而得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承认和积极支持。活动经费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井上凡有所需，可以随时向驻上海日军司令部或领事馆无限制地领取。因此，无论是井上本人，还是他的手下，生活都很奢侈。而他们的活动则更加随意，及残忍。

井上公馆的浪人间谍除了刺探军事情报、抗日人士的活动，制造恐怖事件，收编土匪团伙和散兵游勇，组成汉奸武装之外，还全面调查中国政府上中层军政人员遗留在上海租界的住宅、财产以及亲友的下落等等，准备等日军侵占租界时，进行掠夺利用。同时，他们还调查上海的留日中国学生、侨日商人和中国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失意政客、在野军阀、无聊文人等，以备将来从中遴选条件合乎要求者，充当各地伪组织的骨干。上海沦陷初期，附近各地日伪组织的头目人选大多是由井上公馆调查提供的。

井上及其爪牙还经常对在上海的日本中上层军政人员和资本家的活动情况加以调查，如果发现他们有贪污渎职或舞弊行贿等违犯日本法律、军纪的行为，立即上报揭发，或者敲诈勒索，索取巨贿了事。因此，这个非官方的秘密间谍组织具有特殊的权力，使得一些日本军政要员和侨商对它畏之如虎。

1938年初，日军在侵占上海和苏南地区之后，为了贯彻“以华制华”的恶毒政策，首先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成立了“维新政府”，并且在各地成立伪政权。“维新政府”以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为首，各地伪政权的头目也都是铁杆汉奸。

“维新政府”及各地伪政权都是一些行政机构，防卫和对付抗日游击队的力量十分薄弱。为了支持这些伪政权，以使其协助日军统治和奴役沦陷区人民，驻上海日军司令部便积极着手筹组一批伪军。

1938年2月，“维新政府”下面设置了绥靖部，井上就是筹组这个敌伪武装特务机构的主要人物。后来井上又担任了绥靖部的顾问。他派出浪人间谍配合各地汉奸，收编土匪和杂牌武装，组成了三个伪绥靖军司令部，并且把手下的塔尾、井手、山口、中村等10余名浪人，派到各伪绥靖军司令部担任顾问官，具体策划、指挥这些伪军进行罪恶活动。

井上公馆在各类间谍活动中，加紧收编各地土匪、散兵游勇，采取威胁利诱两种手段。在利诱方面，井上除了以甜言蜜语进行哄骗，或委任动听的头衔之外，还根据情况发给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他甚至给匪首们以走私贩毒等方面的方便，使他们在牟取暴利后感恩戴德，听从他的操纵指挥。此外，井上还经常派手下向各匪首分送军刀、皮靴、雨衣、啤酒、香烟等各种实物，或颁发奖状和奖金，以示鼓励。他有时还邀集伪军军官和土匪头目，到虹口日本妓院饮酒作乐，并且广施小恩小惠，向伪军、土匪头目的家属分送日本被褥、瓷器等日用品和小孩用的御果子(一种日本糖果)、玩具等等，以此和他们联络“感情”。

在井上的多方利诱下，那些汉奸都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命。

位于北四川路桥的新亚酒店是一座挑高六层暗红色大楼，原是广东商贾的聚集地。侵华战争伊始，日军强行接管了该建筑。伪维新政府设在酒店的四楼，三楼是绥靖部的办公所在地，共占用了10多间房屋。井上作为该部的顾问，经常住在三楼，策划指挥各项特务活动。上海青帮组织“安清总会”的下属汉奸机构“黄道会”，也设在三楼。

上海新亚大酒店

黄道会是安清总会的常玉清组建的。早在“一-二八”上海事变时，常玉清就和汉奸胡立夫组织了闸北地方居民维持会，趁战乱之际荼毒人民，为非作歹。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胡立夫被捕伏法，常玉清在日军庇护下潜逃到大连。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常玉清重返上海。他本想和苏锡文趁乱合搞“上海大道政府”，与苏掌控上海的伪政权，但因来迟一步，未被苏接受。在日本特务机关长楠本实隆的亲自策划下，由井上亲自组织，以安清总会作为资本，组成黄道会武装特务组织，充当日军的耳目和打手。并由井上特派冢本担任黄道会的顾问，策划指挥其具体的行动。

楠本实隆

常玉清正式开香堂的门徒有100多人，门徒的门徒尚不计算在内。这些人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租界处在英、法、美等国的控制之下，日军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在租界捕人杀人，于是便指使黄道会在租界搞罪恶活动。

黄道会的成员在浪人顾问冢本的指使下，经常化装潜入租界，调查租界中抗日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凡发现抗日进步人士，轻则写信警告恫吓，重则绑架暗杀。当时租界中的《大陆报》编辑张似旭、《社会晚报》主编蔡钓徒等，就是被黄道会杀害的。

蔡钓徒

巡捕房搜检

后来井上又组织了一个“万岁俱乐部”，参加人员大多是混进租界巡捕房的日本巡捕、警官和领事馆的间谍。这些人有的在日本就当过间谍或警探，有的已在中国搞过多年的情报活动。

万岁俱乐部的任务，主要是调查居住在租界内的一些中国失意政客、官僚军阀，或是退职退休的文武人员、做寓公的所谓名师名儒，以及各界地方名流和帮会组织，并指导上海的日侨如何施展手腕，与一般中国人发展“友谊关系”，伪装亲善，以刺探有用的情报。

万岁俱乐部的成员搜集到各种情报后，统一交给井上，再由井上指使黄道会的顾问冢本和常玉清研究制定行动计划，派遣会员分头进行各种罪恶恐怖活动。黄道会的会员经常开着小汽车闯进租界，绑架抗日进步人士，押回新亚酒店，经过残酷的拷打，再用刀杀死，将尸体搬到浴缸中肢解，或将人按在浴缸中斩杀。然后，暴徒们在深夜将被肢解的尸体抬到新亚酒店外的空地上秘密掩埋。后来因为空地已掩埋不下，暴徒们又改用卡车，于深夜将死者的尸体运到荒郊埋掉。新亚酒店成了杀害抗日进步人士的魔窟。

井上公馆在各个行当、阶层都有帮凶。上至南京国民党军政机关中的高级官员，下至旅馆中的侍者，都有井上公馆布置的眼线和密探。井上公馆有充足的经费来源。井上除了可以在曰军及领事馆不受限制地领取经费之外，还有从各方面敲诈勒索来的大笔收入。井上本人挥金如土，对有求于他的手下人毫不吝啬，因此不论是他手下的浪人们，还是被收买利用的汉奸爪牙，个个都乐意为他卖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深入发展与沦陷区各地伪政权的成立，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局面逐步趋于稳定，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伪维新政府也由上海迁往南京。

1938年2月，“井上公馆”将开始将所属的间谍分别派到中国内陆各有关城市刺探情报。如被派往河南洛阳的佐藤。佐藤隐瞒其真实身份，自称祖籍在河北保定，系杨氏后代，混入逃难至洛阳的难民之中，住在洛阳北关外邙山脚下，以卖豆腐丝为职业。

他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5时左右，穿着一身褪色的铁路工人服，肩挎木箱，以地道的中国北方方言，沿街叫卖豆腐丝。由于佐藤平时看上去相当老实，做生意又厚道，并可以先尝后买，也可欠账、赊账，当地民众都亲热地称他为“老杨”。

就是这个看似忠厚的‘老杨’打着卖豆腐丝的幌子，利用买卖的流动性与交际性，进行刺探情报、发展情报人员的工作，并利用公开手段，搜集当时的《河洛日报》、《行都日报》、《战旗》等报纸杂志。此外，佐藤还通过赠送啤酒、香烟和小日用品等，四处拉拢动摇分子，刺探收集情报。他还广泛调查留日中国学生、失意政客、在野军阀、无聊文人、地痞流氓等各色人物，遴选将来各地日伪组织的人选。

直到1944年5月25日洛阳沦陷后，当地民众突然看到他们所熟悉的“老杨”竟然身着日本军服，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这才恍然大悟，‘老杨’原来是日本特务。佐藤所收集刺探的抗日动摇分子名单，在洛阳沦陷后即发挥了作用。当地日伪组织的首要分子，大部分是佐藤调查所提供的民族败类。随后，佐藤又摇身一变，前往 西安，打算继续以卖豆腐的身份进行潜伏，但他混在难民中从洛阳逃至西安时，被抓住正法。

又如，井上公馆派出的，化名徐志统的日本浪人芝原平三郎，生于日本广岛，幼居东北，长期混迹于北京、天津等地，除了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说上海话、杭州话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命前往宁波潜伏，通过潜伏在天宁寺、操一口湖南口音的清山和尚的帮助，以湖南米商的身份在宁波四处交际。日本攻击宁波时，宁波街头巷尾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广告：在一张长方形纸上四周画有粗线，中书“仁丹”二仿宋字，分直式和横式两种，横式表示街巷不通，直 式表示可以通行，是为日军指路的标记，这些都是芝原平三郎的“杰作”。1941年4月19日，日舰进攻镇海时，芝原平三郎还收买了镇海炮台副官沈香亭等 人，使日军得以轻易登陆。

1941年，在日军的策划扶植下，其他敌伪特工总部及特务组织也相继成立，日本军方认为井上公馆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便指示井上予以撤销。井上公馆撤销后，井上对手下的浪人做了安排，其中20多人调到南京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继续从事间谍工作：10多人调入新成立的上海日军特务机关，插入各课室，担任骨干；10多人调往南京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训练特务的教官：10多人调到沦陷区大城市如徐州、济南等地，主持和组织掠夺收购铜、镍、锡、铅等战略物资的工作。另有少数人秘密潜入中国内地省份，继续搜集情报。井上本人则带领主要亲信塔尾等人，在京沪线一带继续搞间谍活动。1939年，他又在徐州一带用敲诈勒索的手段掠夺民间各种有色金属，作为战略物资运往日本，并因此发了大财。

而井上却在战后逃脱了战争清算，后成为日本黑社会的精神领袖之一，也是日本现代恐怖组织的鼻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