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宝：儒商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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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宝

摘要：本文以子贡、陆象山、张謇、涩泽荣一、俞吉濬等五位儒商为代表，通过考察他们的商业实践和思想精神，来了解儒商精神并建立儒商的认同。本文的结论是，自觉地认可儒家的基本价值并具有良知理性的成功商人才可以被视为儒商。儒商具有反对政府垄断、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儒商在实现商业成功的同时，关切政治，关心社会。人格的独立和市场的自由是能够成就儒商的两个基本条件。在人类新轴心时代商业伦理的建立过程中，儒商精神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

关键词：儒商、儒商精神、士魂商才

一、引言——四民异业而同道

儒家的分工理论、通有无的思想、反垄断的记载、行公益的精神和关爱万物的环保主义，此五点或可说明儒家与工商业不仅仅有亲和性（affinity），而且儒家还从理论上或者在其教义上论证了社会分工、市场自由流通、反垄断、行公益、关爱地球的必要性，也强调了五者的重要性。

当然，儒家不仅有理论的探讨，还有商业的实践。“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以格物致知的《大学》之教为圭臬，儒家是一门实践的哲学，举凡修齐治平，士农工商皆如是，所谓成己成物也。

本文即讨论商业实践的典范——儒商。儒商之作为个体的修身成己之道，成己成物之功，己立立人的群己关系的伦理实践，庶几可以豁显其所实践的儒商精神。

一般来说，具有儒家价值观并以这些价值观实践于商业行为的商人就是儒商。儒商的概念内涵很丰富，既狭窄又广阔。

说其丰富，乃是因为儒家的价值资源源远流长，是中国和东亚传统社会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心灵积习和生活习惯，很多价值都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潜移默化的程度。

说其狭窄，乃是因为儒家有极高明的一面，“大哉，圣人之道”，反而导致商人在日用之中而不知，其结果是很多企业家或商人没有意识或者没有能力认同自己是儒商。

说其广阔，乃是因为儒家之道亲切平易，人伦日用之中道而已，“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中庸》）申言之，凡有人之为人的恻隐、辞让、羞耻、是非之心而以货殖为业者，皆可以被视作儒商。正如明代王阳明先生所说的“四民异业而同道”。王阳明说：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按阳明先生，无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在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活动中，“其尽心焉，一也。”阳明先生还指出，

“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

为了行文方便，在此把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观的并在商业实践中践履这些价值观的商人以及企业家等作为儒商这一群体的标识。正如杜维明先生所期望的，

“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

儒商必然来自企业界，儒商同时也是知识精英。儒商必然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当然，太开放的心灵会导致一种‘认同扩散（identity diffusion）的危机，需要内在的收敛工夫。”

这也是本文小心谨慎进行讨论的儒商只有子贡（端木赐，儒家发展第一期的代表）、陆象山（陆九渊，儒家发展第二期的代表）、张謇（现代）、俞吉濬（朝鲜）和涩泽荣一（日本）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儒商可以说是商人知识分子（merchant-intellectual）的代表之一。当然，儒商首先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二、子贡——儒家发展第一期的儒商

首先，子贡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所谓“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孔子曰：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史记》记载：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

根据仲尼之说和史迁所载，可知子贡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就，可谓“家累千金”。“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子贡

杨联陞先生说司马迁“以陶朱（范蠡）、子贡（端木赐）、白圭三人为起首，可称为三大贤，值得讨论。”司马迁所载如下：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第二，子贡是一代大儒。

何为儒商，颇多争论，不过大家公认的儒商是子贡，于此一点，似无争议。据史料记载，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又字子赣。卫国人。在《论语》中，孔子称其名“赐”，行文中称“子贡”。

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生于公元前520年，大约卒于公元前456年，享年64岁。属于春秋末期人，子贡卒后大约53年的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中国历史正式进入战国时代。为更好地理解子贡的形象，兹总结以下六点。

其一，子贡先从游于陈蔡，与孔门先进回、由之徒砥砺论学，后筑庐于夫子之墓，守孝六年，与孔门后学商、参等人相交弘道。

子贡也许是唯一一位参与了孔子讲学全部过程的弟子，在师门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无颜子早逝之恨，也无商、参年齿之殊。钱穆先生引全谢山《经史问答》云：

“孔子之卒，高弟盖多不在。而三年之任，入揖子贡，是子贡之年最长。其长于子贡而尚在者，惟高柴。”孔子卒，子贡年四十二。”

其二，子贡善于做生意，结驷连骑，饶有财货，解决了很多孔门的生活困难。

其三，子贡善问。夫子如大钟，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而子贡之问，屡发夫子之教，泽被后世。

其四，子贡巧言善辩，出使列国，存鲁，乱齐，灭吴，霸越，强晋，事功存世。仲尼曰：

“赐不幸而言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其五，子贡是孔子身后最能弘扬孔子人格气象的弟子。子贡的社会地位、言语才华和对老师的一往情深，使得子贡对夫子的推崇之说成为不刊之论，为当时所接受，为后世所遵循。

其六，当然，“子贡失之于达”，其传经不如子夏，载道不如曾参，好学不如颜子，刚猛不如子路，只得圣人一偏，但是这不有损子贡在儒家历史上尊为“十哲”的先贤地位。钱穆先生判断，“子贡少颜子一岁，观孔子与回孰愈之问，见二人在孔门之相伯仲。”

“经商不让陶朱富，贷殖当推子贡贤”等历史流传下来的名联证明了子贡在商业领域的儒商师祖的崇高地位。子贡之贤胜于子贡之富。“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子贡经商使道尊，也使道行，岂不两便。这对于后世儒者在儒与商之间的艰难选择或有启迪。

第三，作为一个成功的儒商，子贡也关心政治。

根据一般的了解，孟子倡王道，言必称尧舜，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没有能力处理霸道的矛盾，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孟子因为志不在此，所为更大更高。这与子贡所为相映成趣。孟子曰：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孟子的理想国中，桑、畜、农、教是四个具体措施。这在农耕社会，无可厚非。我们当然可以用工业社会以后的产业分工来更好地理解孟子，但是不能以刻舟求剑的方法来批判孟子主张之不合时宜，在战国时期，这种主张是因地制宜的。桑、畜、农、教是富民、教民的根本。如此才能够生意盎然，天下安宁，在此有“王霸之辨”的问题。

在历史上，王道也许从来没有出现过，后世把遥远的尧舜禹之世想象为王道之世，以此理想的时代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文明传承念兹在兹的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正是由于一代代人有此理想的坚持，才使得斯文不坠，文明不毁，成就了世界上唯一有古有今的人类共同体，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强大、历史悠久而又包容开放的文化认同体即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地理的概念，有历史传承的因素在其中，但是又是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说到底是一个通过文化认同而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文化中国不断地在盛衰曲折中前进，不断地接纳吸收外来的文明，并将为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探索出一条王道。

但是，在孟子的时代，霸道横行，所谓大争之世，司马迁曰：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遇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司马迁对当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诸侯争霸做了很好的概括。在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的时代，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显然是不被战国诸侯所欣赏的，“是以所遇者不合”。

但是孟子认识到了霸道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在滔滔乱世，孤明独发，气魄宏伟，如寒冰之冷艳，如黄钟大吕之激昂，不谋一世谋万年，不争一国一君之利，只争天下之利、苍生之利，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朽的文字。孟子的思想必将为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提供丰富的营养。

反观子贡，司马迁说：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在礼崩乐坏，诸侯攻伐之时，儒家在此时没有空谈王道，而是挺身而出，救国救民。当时，齐国田常想作乱于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侵略鲁国，《史记》记载：

孔子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

在诸多弟子之中，大家都踊跃出使，太史迁做了生动的记载：

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知弟子莫若师，孔子了解各个弟子的特点，故不允许子路、子张和子石他们出使，同意子贡出使列国，因为子贡“利口巧辞”。虽然孔子“常黜其辩”，但是对他的外交才能还是心中有数的。

子贡出使的成功，原因很多，或许有以下缘由：一、儒者虽胸怀天下王道，但赤子之心不忘父母之邦；二、孔子知人善任；三、子贡是一个天才的外交家和战略家，能够在纷繁芜杂的国际关系中，洞察各国的利害长短，投其所好，完成存鲁的最终目标。在当今国际关系非常复杂的形势下，时代需要子贡这样的人才。

综上，儒家既有弘扬王道传承文明的孟子，也有不避强权而谋国于霸道的子贡，王霸之间，无可无不可，只与自己的才干和形势的需要有关。但是王道的理想，传承文明的使命感都是一样的。“有良知的儒家满怀孔子那种执著的使命感，即使面对极端的困难，他们也拒绝放弃或者让步。”

三、 陆象山——士的自觉

本文从研究商业伦理的角度出发，发现陆象山或许是继子贡之后又一个儒商。象山读孟子而自得之，乃千年大儒，“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 不过，象山也夫子自道：

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某适当其责，所学大进。这方是“执事敬”。

如果这只是一个孤证，则可检朱子所说以为旁证。

问：“吾辈之贫者，令不学子弟经营，莫不妨否？”曰：“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

可见陆家是作铺买卖的。子弟每轮掌库三年，象山也“适当其责”，经商理财，“所学大进”。象山所掌比一般的商业店铺要复杂得多。朱子感慨，

“陆子静始初理会家法，亦齐整：诸父自做一处喫（吃的江西方言）饭，诸母自做一处喫饭，诸子自做一处，诸妇自做一处，诸孫自做一处，孙妇自做一处，卑幼自做一处。”

陆九渊

牟先生说，“是故象山先令人辨志，先明本心即理，盖起经典的宗主在《孟子》，而实理实事之宗主则在道德实践也。”无论作铺买卖还是理会家法，都是象山的道德实践，所宗者孟子也。象山“其全副生命几全是一孟子生命。其读《孟子》之熟，可谓已到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之境。孟子后真了解孟子者，象山是第一人。”

象山自己经商掌库，对于财富的取与之道颇有洞见。在《刘晏知取予论》中，象山首先肯定了刘晏的功绩，“国不增役而民力纾，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说，妙取予之术，畴克济哉？”刘晏能够“索之于人所不见，图之于人之所不虑”，从而做到了“取焉而不伤民，予焉而不伤国”。象山激赏之余不禁感慨道，“非唐之刘晏，吾谁与归？！”

但是，象山也清醒地认识到，“晏之治财未能过管、商氏”，因为“晏之取予，出于才而不出于学，根于术而不根于道”。象山做此判断的依据是，“《易》之理财，《周官》之制国用，《孟子》之正经界，其取不伤民、予不伤国者，未始不与晏同。而纲条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赖，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义而不知有利，此则与晏异。”

故象山认为刘晏的这种成功是“出于才而根于术，则世主之忠诚而圣君之罪人也。”“故论之以圣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盖未免于可诋，亦未必不与坚、鋐、国忠等同科。”按象山，如果没有道体的生生之意，就没有商业的生意之遂。正如朱子曰：

“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这生意。”

朱子的话值得深玩。获利只是生意之遂，得到了利，但还不是生意之成。当代中国，在激荡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意之遂而获利者多矣，然而河里打鱼河里散，贞定而成者的比例非常之少，好像“遂而不成”是一种宿命。中间原因固然很多，生意之遂后的富而好礼，生意之成时的厚德载物或许可以帮助理解其中缘由。

作为一位儒者，象山关心社会，心系苍生，对于农民穷苦、农业利薄也是感同身受。象山有书云：

“金溪陶户，大抵皆农民于农隙时为之。今时农民率多穷困，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其隙时，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补其不足，助其不给，而又征其自补助之业，是奚可哉？"

按象山，没有崇本抑末的虚谈，而是视民如伤的圣人之忧。对于“邦君不能补其不足，助其不给”的不作为，“而又征其自补助之业”的乱作为，期期以为不可。

象山不仅实践商业，而且懂经济。其在《问赈济解试》中提到了“平粜”（常平仓）制度。象山曰：

“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价腾贵，因就诸城门相近院凡十八处，减价而粜，仍不限其数，张榜通衢，异日米价遂减。此盖刘晏之遗意。然公廪无储，私囷且竭，则其策穷矣。

赵清献之守越，米价涌贵。傍州且榜衢路，禁增米价。清献独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诸路米商，辐辏诣越，米价更贱，民无饿莩。此盖卢坦之旧策。然商路不通，邻境无粟，则其策穷矣。

舍是二策，独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囷廪盈虚、谷粟有无，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闭粜如初，又诚如明问所虑。以公家之势，发民之私藏，以济赈食，不为无义。顾其间尚多他利害。故愚请舍其末而论其本可也。”

文彦博和赵抃都是北宋名臣。文彦博知益州时通过政府储备粮的平价抛售抑制了米价腾贵。赵清献知虔遇到同样的问题，当临近的州张榜衢路，禁增米价的时候，他反其道而为之，“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通过放开市场流通来抑制米价涌贵，“于是诸路米商，辐辏诣越，米价更贱，民无饿莩”。

对于“平粜制度”，陈焕章先生认为，“李悝提倡平籴政策、调剂粮价，而孟子的思想被‘常平仓’制度采用。”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章句上》：13）平粜这一儒家经济思想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和办法。钱存训说：

“我们这代人所亲身经历，完全经由学术途经传播的最有利而重要的实例，就是美国采用了中国古代的所谓‘平粜’制度，那就是在丰收的年头由政府向农民收购米谷储藏，到歉收时期便以平价抛售给平民。这项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最早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陈焕章在其1911年的博士论文中加以讨论。1918年，华勒斯（Henry Wallace）先生主编一份周报，这篇研究论文正巧落在他手里，自此他对这一项中国古代制度极为赞赏。当华勒斯于1933年出任农业部部长时，这个中国的理想终于为美国所采纳。他运用此经济理论以控制不断增加的小麦及其他剩余农产品，当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堆积，形成了1929年不景气的重要原因。1933年第一次颁布的农业调节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乃是罗斯福实施新政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平粜法’这个中国制度在美国具体化的一个案例。”

有人甚至说“平粜”制度的采用不仅使得美国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而且为赢得二战做好了物质的准备。

象山所论，不仅仅限于平粜制度，而是以赵清献治虔一案说明，不是政府管控米价而是市场的自由流通才能解决饥荒问题，“民无饿殍”。更加深刻的是，象山甚至注意到了市场也有可能失灵，所谓“然商路不通，邻境无粟，则其策穷矣。”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更严重的情况就如这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

“从权利角度来看，市场机制促使粮食从遭受饥荒的地区向其它地方流动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市场需求所反映的不是生物学上的需求或心理学的欲望，而是建立在权利关系之上的选择。”

因此，象山说“故愚请舍其末而论其本可也”。何谓其本？象山曰：

汉倪宽以租不办居殿，当去官。百姓思之，大家牛车，小家负担，乃更居最。夫宽于科敛之方略亦疏矣，而能旦暮之间以殿为最，则爱民之心孚于其下故也。诚使今之县令，有倪宽爱民之心，感动乎其下，则富民之粟出，而迩臣散给之策可得而施矣。

方略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讲求。若监司郡守不能以是心为明主谨择县令，或惮于有所按发，而务为因循舍贷，则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如此爱民之心才是本，这样才可以“以公家之势，发民之私藏，以济赈食，不为无义。”“散给之策可得而施矣。”按象山，“方略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讲求”，但是没有是心，“则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森所说，“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人均食物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消灭了饥饿。”可以佐证以民为本之心可以弥补市场经济之不足。

象山是与朱子比肩的大儒，“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朱陆同心。象山有语，“与晦翁往复书，因得发明其平生学问之病，近得朋友之义，远则破后学之疑，为后世之益。”朱子平生亦颇重象山，鹅湖之会，千古佳话。朱子由衷地赞叹道，

“近世所见会说话，说得响，令人感动者，无如陆子静。可惜如伯恭都不会说话，更不可晓，只通寒暄也听不得。自是他声音难晓，子约尤甚。”

《朱子语类》记载，

象山死，先生率门人往寺中哭之。

牟先生说， “孟子之槃槃大才确定了内圣之学之弘规，然自孟子后，除陆象山与王阳明外，很少有能接的上者。”但是象山“亦作铺买卖”（朱子语），“掌库三年”（象山夫子自道），亦儒亦商，可谓儒商。

象山于门内“理会家法，亦齐整”（朱子语），于门外，为陶户正名，晓农业利薄，视民如伤。论政则通赈济之策，明平粜之用，知市场不足，重爱民之心，得孟子民本思想之血脉。

象山崇尚言论自由，认为：有道之世，士传言，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皆朝廷之所乐闻而非所禁也。为政曾知荆门军，“政行令修，民俗为变”，颇有事功。

象山以一代硕儒，博学明辨，参与政治，关心社会，治生齐家，本文判象山为子贡之后的儒商代表似不为过。

或以为以象山为儒商有悖儒家之道。子贡以一代大儒而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而最为饶益，“若子贡之明达，固居游、夏之右。见礼知政，闻乐知德之识，绝凡民远矣。”子贡可谓一代鸿儒而商、而仕，甚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学、商、仕三者不在象山之下，尤其重要的是子贡生前亲炙孔圣，“受业身通”，为后世所尊，陪祀孔庙，作为十哲之一的子贡已经优入圣域。

既然子贡是大家公认的儒商，那么判象山为儒商也可谓是一以贯之。当然，象山曰：“曾子得之以鲁，子贡失之以达。” 然而，“传道者，道岂可真传？亦只是德慧生命之前后相辉映、相启悟，故能相续不断耳。”象山夫子自道：

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

象山之言，掷地有声！象山认为，“于此有志，于此有勇，于此有立，然后能克己复礼，逊志时敏，真地中有山谦也”。

在象山，天地群己打并为一体，仁体如如，天德流行，士农工商，异业同道，无论天子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象山坚信，“不为此等所惑，则自求多福，何远之有？”最终，“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周公岂欺我哉？！”象山在此“十字打开”的就是士的自觉。

四、现代儒商——东亚儒家圈

(一) 张謇与涩泽荣一——兼论士魂商才

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张謇（1853年～1926年）可谓是中国近现代的儒商代表。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前人之述备矣。

张謇（1853年-1926年）

张謇办的第一个纱厂起名为“大生”，其源来自《易》之“天地之大德曰生”。根据明旭博士的研究，《易》是张謇视为营养空气的中国哲学文本。

天地间易道的展开，是生生、大生等持续创造、变化的过程。张謇早期的“经济”取义“经世济民”，与内在道德涵养“气节”关联，从而构建了士的认同，形成儒家的“天职”观。

张謇晚年使用的“经济”是“政治经济”，仍然不可离开个体的道德与修身。与张謇同时代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儒商，而且是现代商业领域之中职业经理人的典范。

与张謇的含恨而终不同的是，比其年长13岁的“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则以商业成功和道德文章泽被后世。

涩泽荣一（1840～1931）

涩泽荣一先生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早年矢志于尊王攘夷以救国救民，维新成功后又出仕为大藏大丞，后退出政界，投身实业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生中与他有关的经济实业有500项之多，横跨银行、保险、建筑、铁路、航运、钢铁、机电、纺织、矿山、造船等各大行业。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日本近代化之父”。

1916年以77岁高龄退休后又从事教育、福利、文化事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生前与他有关的社会事业多达600余项。涩泽先生本人集士魂与商才与一身，可谓现代儒商之典范。其三世孙涩泽雅英先生率团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2014年第二届儒商论域，为儒商之返本开新做出了贡献。

涩泽荣一先生在政商之余暇撰有《论语与算盘》一书以明“士魂商才”。平安时期的菅原道真（845-903）讲“和魂汉才”，据此以发挥，涩泽荣一先生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卓见。涩泽先生说，

“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但是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必须有商才。”

但是，涩泽荣一先生马上强调，

“要培养士魂，可以从书本借鉴很多，但我认为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那么，商才怎么样呢？商才也要通过《论语》来充分培养。或许有人说道德方面的书同商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所谓商才，本来也是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骗、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绝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说商才不能够离开道德，当然就要考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同时，处世之道，虽然艰难，但如果能熟读而且仔细玩味《论语》，就会有很高的领悟。因此，我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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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先生认为《论语》不仅可以培养士魂，而且能够培养商才，乃至可以作为处世之道的金科玉律。士魂商才最要紧的是企业家的自觉，是企业家良知的一体朗现。正如杜维明先生指出的：

良知理性所代表的一种新的精神，这就是一种自觉。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为主的一种每个人都有的自觉，也是反思的能力。自觉不表示一个人的觉悟而已，它一定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有社会性，一定有历史性，一定有超越性。

换言之，士魂所说的是如何做人的问题，商才所指的是如何经商的问题。学做人才有可能实现士的自觉，具备良知理性，成为一个具有士魂的人。

士魂是本，商才是末。不能做人是不能经商的，做人是经商的前提，士魂是商才的基础。没有士魂，再好的商才都没有用，甚至会起到反面的作用，其表现就是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甚至坑蒙拐骗直到违法犯罪。

李梦阳（1473-1530）与王阳明之生卒年都只差一岁，其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就借王文显之口说出“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表达出士商平等的观念，或者为商争平等之权利：

“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

商与士“同心”，所同者“士魂”也；商与士“异术”，所异之术即是指有无商才。

当然，仅有士魂而无商才也不能取得工商业之成就，或者说，是不适合从事这个职业的。有商才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不必去经商，可以从事其他自己擅长的行业。

商人白圭是极具商才的范例。《史记》记载：

（略）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略）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白圭（战国时期商人）

“归市者不止，芸者不变。”变动不居是企业家的特点。熊彼特把实现资源的重新组合并创造价值所形成的群成为企业，把以实现新组合为基本职能的人们称为企业家。

人们原来认为的企业家，比如各大公司、工厂的高管就不见得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而原来不被当作企业家的，则属于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在技术创新的时代，在跨界颠覆的时代，熊彼特的理论取得了更加巩固的地位。举例说明之，风光一时的诺基亚和柯达等企业没有实现资源的重新组合而灰飞烟灭，其管理层就不能称为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而只是一些企业官僚或者管理工头。

无论任何，企业家必须兼具士魂与商才。商才是为商的必要条件，工商业需要一些特殊的才能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具商才者可以去从事科学技术、教育、学术、政治、演艺等各种行业，所谓行行出状元。

反观现在社会，很多人都有角色错位。没有商才的人在孜孜以求利，没有哲思的人在惶惶而思考，岂不哀哉。

总之，不能因为倡导士魂而贬低商才的难能可贵，也不能因为商才之专业而忽视士魂的培养。既有士魂也具商才者，儒商也。

(二) 俞吉濬——英雄商人

韩国历史上朝鲜王朝（李朝）的俞吉濬（浚）（Yu Kil-chun）（1856–1914），也是儒商的代表。

俞吉濬的学识、思想和遭遇可谓东海黄宗羲，去世时为了表达亡国之恨，遗言不要给自己树立墓碑。在倭寇入侵、社稷倾覆的历史大巨变中，俞吉濬命运多舛，“裁制君权，谓之犯上；改革庶政，谓之悖德。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遂使有猷有为之才，不能一日安于朝，岂不痛哉？！”云养先生哀之深、论之切。

作为大东学会的讲师，俞矩堂先生应该是认可该会宗旨的，即“要立体达用，守孔孟之宗旨，明事物之时宜，使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并行不悖。”在治学救国的同时，俞吉濬力主产业救国并身体力行之。

俞吉濬（浚）（Yu Kil-chun）（1856–1914）

他在《西游见闻》第十四编中说：“商贾亦国家之大本，其关系重大不后于农业，政府富饶，人民蕃盛实状，不以此道，其成不能。”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他先后建立了国民经济会、湖南铁道会社、汉城织物株式会社等民族企业，为韩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俞吉濬是批判传统的轻商思想而将商人称为英雄的东海第一人。“英雄商人（Hero-merchant）”必须是逐利的，但是获利是为了仁爱和民族而不是一己之私利，更不上为了个人生活之享乐。

当然俞吉濬强调了商人独立自主、理性决策的重要性，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诚实而不是靠政府的扶持来谋取利润。他认为商人要有是非观，并具有从商的基本技巧和知识（商才）。

鉴于当时李朝正在经受亡国灭种的深重的民族灾难，因此俞吉濬特别强调商人对于人民福祉与国家独立强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就被视为是非不分、商才不逮、公私不辨的商人。俞吉濬的这些思想已经成为韩国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This view has come to dominate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n capitalism in Korea.）

五、结论——有自由才有儒商

纵观历史，杨联陞先生认为商人的地位一般说来也是很低，不过不同时代又有相对高低之不同，战国至秦汉初，宋朝，明朝中叶以降、清中叶以降，商人地位稍有增进。儒商乃至整个商业活动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已经式微，原因有很多。根据韦伯的观察，

“在中国，帝国统一之后，和罗马帝国的情形一样，为了谋求资本的政治性竞争便消失了。中国的统一帝国也没有海外的殖民地关系，这也阻碍了类似西方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所共有的那些（海外殖民）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

“在国家方面，权力的垄断则会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存在于各战国诸侯战争期间的理性化驱动力，在帝国统一后就不复存在。”

以史揆之，韦伯确有洞见。

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1920）

汉武帝的中央集权统治建立以后，国家为了掠夺人民的财富，不断地在资源生产、流通领域甚至分配领域伸出自己的手。资源生产体现在《盐铁论》中桑弘羊的主张，流通领域就是所谓的“均输”办法，分配领域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告缗法”的实施。

因此，重农抑商政策的提出和倡导，乃至内化到价值观里面，都是专制政府的贪婪造成的。孟子对此有大量的批判和建议。

汉初的儒家还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个矛盾，继承孟子的思想与之进行了斗争，前有董仲舒“谋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不计其利”之呼吁，后有儒生与桑弘羊的辩论，其目的是为了尊重市场的规律，倡导商业的自由，其出发点还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不是政府乃至皇帝的一己之私。

但是坊间的错觉是儒家主张“抑商”。实际上，“抑商”的始作俑者是法家，变本加厉者是专制皇权，这二者都是儒家努力批判甚至是奋起反抗的。

在孟子时代，中央集权制尚未建立，列强纷争，各国为了富国强军，对于商业和市场是鼓励的。各国都有“征商”的政府行为，但是政府还没有条件进行“垄断”。相反，由于列强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各国都采取了吸引商人，培育市场，发展商业的各种手段，各国政府还没有条件能够走到前台对商业进行垄断。等到秦汉一统，正如韦伯指出的，

“当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为一个世界帝国之后，就像帝制罗马所统一的全世界（orbis terrarium）。这种本质上由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所维系起来的资本主义就衰退了。”

桑弘羊

中央专制政权建立以后，国家垄断就成了人民的噩梦。前有桑弘羊的盐铁专卖，中有隋唐的公厩本钱制的官营高利贷，后有明代的开中，清代的盐引，其实质都是政府通过垄断，牟取暴利。

无论是中唐的理财能手刘晏还是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都看中了国家垄断的巨大好处，而将孟子的教导抛之脑后。由于垄断，官商飞扬跋扈，以商业代替抢劫，打着抑商的旗号搞官商，商业不仅在价值观上被污名化，而且实际上已经被腐化。

至于士大夫阶层，魏晋南北朝的门阀豪族已经是与民争利的儿皇帝了，在掌握儒家经传的同时，也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庄园经济遍布华夏，从此，门阀士族与皇权沆瀣一气，或进而成为有奴婢部曲的隋唐关陇新贵。儒家缺少了孟董二子和汉宣儒生之批判精神。

隋唐科举以后的儒生从此有了稳定的进身之阶，“书中自有黄金屋”，富贵不分，重贵而轻富，轻富而贱商，儒生乃至大众凭此形成了看不起了商人的心灵积习。

即便在宋元明清之际，士大夫虽然遥契孔孟，重建价值，实现了儒家第二期发展，但是皇权对资源的控制、对市场流通的遏制和在财富分配环节的专制，不让汉唐。儒家也淡忘了孔孟求富之教，与之渐行渐远。

虽然宋朝的情况比隋唐稍有好转，前揭陆象山的案例可以略窥消息，但是明朝初年又把商人的地位压制到最低，穿衣服有分别，住的房子有规定，参加科举也有限制。

明中叶以后虽有儒贾群体之出现，但是大部分都是从事与垄断勾连的生意，例如供应明朝边防军粮产生的晋商，从政府获取盐业专卖的徽商，明清鼎革以后基本上还是如此。学界津津乐道的晋商票号，也是在太平军阻断了交通以后帮助政府打理税收而兴起的，居然在道咸以后的对外赔款过程达到顶峰。

至于清末靠军费发家的胡雪岩，则比垄断更加恶劣，只是发了国难财而已。这种靠垄断或者靠发国难财而产生的商业奇观，其兴也快，其亡也速，这些商人只是政府垄断之下的寄生虫，何来商业伦理可言，更谈不上任何商业精神。居然有人把这些商人当做儒商大书特书，悖孔孟之道远矣！

当然，自古皇权不下县，而且除了盐铁之专卖、米粟之漕运为政府垄断，至少有茶、丝、木、药等其它重要物资属于自由流通领域，“平情而论，历史中颇有勤政爱民的循吏，也有公买公卖的安良商贾，尤其是义举、善举的贡献，突出传统伦理道德的作用。”

民国肇造，军阀混战，一盘散沙，国家之不幸在客观上却催生了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以张謇为发端，以江苏无锡荣家为代表，一大批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商人在军阀割据的缝隙中不其然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践行儒商本应有的士的自觉。张謇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但是1927年北伐成功以后的政府管制使得几乎所有银行几乎一夜之间全部国有化，作为万业之母的金融为权力所控制。在与日韩一样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企业家或者商人具有士魂商才者不乏其人，然而命运多舛。

前有张謇的含恨而终，后有荣氏家族被民国政府挤压而奄奄一息。即便如此，民族工商业还是取得了持续的发展。

然而日本在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进程，机器设备毁于战火，或者西迁大后方，许多象卢作孚这样的企业家毁家纾难，为民族工业保留了一点元气和火种。

国共易帜以后，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摧毁了商人群体，一切商业、工业在公私合营以后就是彻底的国有化，政商一体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自由的工商企业在夹缝中艰难成长，初期的乡镇企业都是在国有企业的铁板一块之中顽强生长，投机倒把罪迟至1982年才被废除。国有企业既没有投资权也没有融资权，技改贷款要还给国家，贷款买来的设备还是国家的，企业成为一个进退失据的政治主体而不是市场主体。

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制虽然客观上使得一些国有资产获得了新生，不然就像冰棍一样彻底融化，化为乌有，但是又罔顾前面四十年整整一代人剩余价值的积累，基本上是变卖一空，几千万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待业的同时，一大批新的企业家群体集体出现。

中国于1988年4月评选出了“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一共20名。在此之前，“企业家”一词曾经是一个“贬义词”，也是一个大家聚讼不已、内涵模糊的概念。“八十年代中后期（略），当时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使得企业家问题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门话题。”

可见，在当代商界，《论语》与算盘的张力更趋紧张。针对这些现实情况，杜维明先生说：

“在中国的企业界，以严格意义上的儒商最高标准来论，我不认为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有资格算儒商，儒商的观念在当今中国已荡然无存。目前中国还没有儒商，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正走在成为儒商路上的人很多，因为在中国企业界，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杜先生的期望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兹引司马迁的“素封”之论以结束本文关于“儒商”的讨论。太史公曰：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达“素封”之位的商人或者企业家将会或正在不断出现，他们正在为人类的进步和福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皆儒商，其道一也。

如果说法家重耕战为抑商之始，皇权或求富强或饱私欲是抑商之流，汉儒反垄断却堕入崇本抑末的窠臼有违孔孟富民之教而不知，是抑商之推波与助澜，那么，富贵不分、贵贵贱富、重仕轻商乃是全民抑商之汹涌暗流而不自明。

我们现在只有回到孔孟之教的源头活水，只有明辨富与贵以激浊扬清，反垄断以维护自由市场经济，或富贵可辨而富而好礼可期。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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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初稿发表于《企业儒学·2017》，本次发布得到了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中心主任王建宝先生的授权与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介绍

王建宝，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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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潘冬晖 责编兼美编：王倩钰 外联：卢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