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与卖国！看左宗棠与李鸿章恩怨纠葛十五年

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人都是晚清同治、光绪时期的中兴之臣。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可以说由于同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在面对共同的国内阶级矛盾问题时两人还能站在同一战线，共同镇压起义；但是当面对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民族矛盾时，两人便分道扬镳，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恩怨纠葛。

恩怨之始——天津教案、《中英烟台条约》

天津教案发生与1870年，外国传教士的胡作非为引发了愤怒的天津人民与之发生斗殴。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甚至冲入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公署，并向通商大臣开枪射击，而后又冲向街道，开枪射击群众，被彻底激怒的天津人民丧失了理智，丰大业被群殴致死，后来天津人民又烧毁了法国教堂，打死了好多教士。

当时天津教案是由直隶总督曾国藩来处理的。他不顾天津民间舆论，捉拿打死丰大业、焚毁教堂的凶手，最终经过严刑拷打，将十余名凶手直接杀死为外国教士抵命，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哗然，责备曾国藩办案不公。为防止教案可能造成的后果，曾国藩令李鸿章来直隶备战。

恩怨发展——塞防、海防之争

1867年新疆阿古柏宣布独立，1871年沙俄进军攻占了伊犁，中国边疆发生了巨大的危机。塞防、海防之争由此开始。

1874年冬， 李鸿章借口筹备海防，奏请裁撤西征军，将西征军的饷银转做海防经费，提出新疆一直以来是不毛之地，即使收复了也没有丝毫的价值，主张抛弃新疆。1875年4月，左宗棠针对李鸿章的卖国言论，提出新疆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领土，而且收复新疆有利于奠定西北稳定的局势。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海防与塞防的斗争中，左宗棠战胜了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左宗棠率军全歼阿古柏叛军，1877年西征军基本稳定南疆。新疆立足稳定后，左宗棠马上向清政府提出收复伊犁的请求。第二年，清政府便派崇厚赴俄交涉，1879年9月，沙俄帝国主义胁迫崇厚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左宗棠反对极为激烈，坚持收回伊犁全境。

而李鸿章仍然坚持自己之前的观点，认为伊犁弹丸之地，不收回反而更好，避免与沙俄进一步的冲突，李鸿章甚至破口大骂左宗棠：“倡率一般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后来，清政府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国谈判，左宗棠则表现出积极备战的状态，设司令部于哈密，给曾纪泽的外交斗争提供支援，曾纪泽终于与俄国订立新约。

在左宗棠进入军机处时，中法之间的交涉已经日益频繁并且越来越紧张。到了1882年春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时，法军在中越边境进行一系列挑衅的军事行动，中法之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场战争。为此，左宗棠在两江整军经武，实力备战，疾呼杭抗击法国的侵略，而李鸿章泽则在极力寻求妥协投降。

李鸿章始终认为如果中国在云贵边境动兵，法国海军就会入侵，万里海域将难以防范。并且政府的财力难以维持大规模军事作战，清政府的海军也无法抵挡法国的铁甲舰。最重要的是即使一时取得胜利，也不代表一直不会失败，一旦失败，后果无法承受。为了达到他妥协的目的，他还威胁朝廷说没有一千万无法作战，而且水师还未练成，唯有妥协求和才是万全之策。

左宗棠则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当时的法国国内斗争非常剧烈，如果中国奋起抵抗，打持久战，久攻不下的法国人必定受挫；另一方面，法国人跨越万里作战，战争补给难以为继，而且云贵地区环境艰难，法国人水土不服，持久战法国人必败。

然而历史并没有站在左宗棠这边。1883年4月，清政府命李鸿章迅赴广东督办中越边境抗法军事，作为投降派，李鸿章则是不断谋求谈和。看不下去的左宗棠于1883年夏上奏请求任命所部王德榜招募勇丁，以开赴前线作战，可惜清政府拒绝了左宗棠的请求。

1884年1月，法国扩大侵略，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方签订了屈辱的《简明条约》。李鸿章以为《简明条约》可以“长保和局”，谁知条约签订一个月后，法国便背叛盟约，挑起了观音桥战役。清政府立即命令左宗棠前往稳定东南战局，然而在1885年3月的镇南关大捷后，李鸿章又提出“乘胜即收”的观点，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

尚在前线的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扼腕叹息，深感大局被李鸿章操纵，他已经无力回天。1885年6月19日，左宗棠请求辞职以示抗议，朝廷不许。9月5日，左宗棠怀着对民族灾难的悲愤，撒手尘寰，与世长辞，而他与李鸿章十几年来的恩怨纠葛也随之消散。

弯腰一时，或许可以苟延残喘，卧薪尝胆以图自强；弯腰一世，则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谓的徐徐图之也并不是没有终点，国富则民强仍然是一条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