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鸟社会史：人类对自然的文明觉醒

观鸟的社会史反映了人类与鸟类关系的深刻变迁。根本上说，这是人类对待自然的一种文明觉醒，这种觉醒使人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而以一种更加温柔的心态看待世间的各种生灵，看待这个生灵共存的自然界

现代意义的观鸟活动，最早在18世纪中期兴起于英国。后来，观鸟活动迅速走出英国进入欧洲，之后漂洋过海传到美国。美国电影《观鸟大年》改编自1998年马克·欧布马克西的同名小说，讲述三个男人竞争观看一种稀有鸟类的故事。 资料图

2018年12月14日，北京。栖息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湿地的红嘴蓝尾鹊，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针对一些为了拍摄视线而锯断树枝、乱投食物诱拍、干扰鸟类正常生活的现象，奥森公园拍鸟热门地树起了一块“文明拍摄，和谐共处”的标牌。 视觉中国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尹超

“全国的‘鸟人’大概已经到六位数了。”

3月23日，《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以下简称《丛中鸟》)新书品读会在北大书店举行。会上，观鸟爱好者，同时也是《丛中鸟》一书译者刘天天引用前不久的一次全国“鸟人”普查数据如是说。

所谓“鸟人”，即观鸟爱好者。近年来，观鸟人群日渐庞大，如果再加上新兴的、以鸟类摄影为主要目的的群体，那么“鸟人”数量可能远不止十几万。

观鸟并非只是简单的“看鸟”。真正的观鸟者们，往往借助望远镜等光学工具，在不打扰鸟类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对自然状态下的野生鸟类进行观赏，观察记录它们的外形、数量、食物、繁殖、迁徙和栖息等，并鉴别鸟的种类。而正如《丛中鸟》一书的责编田炜所言，“观看那种自由飞翔的鸟儿”这件事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古今中外人们对待鸟儿的态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观鸟在中国渐成时尚

中国人看鸟的记载由来已久。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大量以鸟起兴的诗篇。秦汉时期的《尔雅·释鸟》，甚至将在《诗经》中出现的鸟类分为大鸟、小鸟、水鸟和家禽四大类。除了《诗经》，中国古代还有很多有关鸟的诗篇。

不仅如此，鸟类还进入中国绘画艺术的审美范畴，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画的三大系科之一。据史书记载，六朝时期就已出现不少独立形态的花鸟绘画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绘画，都离不开人们对自然鸟类的观察。

不过，那时人们对鸟类的艺术表达，目的都不在鸟类本身，而是通过鸟类表达自己的内在思想与精神追求。在古代，鸟禽还登上斗技场的舞台，《左传》已有关于斗鸡活动的记载。当然，史上拿来打斗取乐的鸟类不只是鸡，斗鸭、斗鹅、斗鹑、斗画眉、斗雀、斗鹪鹩等都曾经风行一时。还有，满清八旗子弟式的“提笼遛鸟”也是人们以鸟取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都是人们将鸟类作为玩物，体现的是人对鸟的占有和支配关系。

现代意义的观鸟活动，最早在18世纪中期兴起于英国。后来，观鸟活动迅速走出英国进入欧洲，之后漂洋过海传到美国、澳大利亚，最后到达亚洲。

相比之下，中国的观鸟活动开展得比较晚。中国香港观鸟会成立于1957年，中国台北野鸟会成立于1973年，中国内地则是在1996年开始举办群众性观鸟活动的。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观鸟活动获得快速发展。伴随着各地观鸟组织的纷纷建立，国内每年参加观鸟活动的人数也呈几何级数增长。有的地方还借助良好的观鸟旅游资源，打造“观鸟游”这一特色品牌，发展起与观鸟相关的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的观鸟人群呈现多样化特点：有人爱好拍摄鸟类照片，长枪短炮是他们的“常规武器”；有人则是喜欢纯粹的观鸟，望远镜和观鸟图鉴是标配，且每次都将自己的观察成果记录在册；还有人以聆听鸟的鸣叫为乐趣，观鸟时往往携带专门的录音设备……

目前，国内的观鸟活动虽然还比较小众，却代表了一种绿色的生活方式，引领了一种高雅的时尚。如今，每年的4月9日到16日已经被定为爱鸟周，这也是每个观鸟者的节日。

观鸟活动的流行，不仅反映了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还体现了人们生活理念的改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与欧美国家一样，中国观鸟活动的兴起也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影响。这个过程既带来经济的腾飞，也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人们开始有闲暇、有条件外出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从心灵上享受观鸟的乐趣。但是，现实中也存在诸多不文明的观鸟行为。

有观鸟爱好者观察到：有人利用特权，不惜破坏鸟类保护区的环境，只为了拍出精美的照片；有人单纯为了炫耀而拍鸟，甚至把鸟腿绑到或者粘在树枝上，拍摄鸟儿展开翅膀飞翔的样子；有人为了看到隐藏在草丛或树叶中的鸟儿，竟然扔石头或者摇树枝，甚至惊扰鸟类的繁殖；有人盲目喂鸟或者为了逗乐投食，更有甚者为了达到拍照的目的，拿对鸟的健康有害的食物引诱它……这些行为都是基于观鸟者自己的利益需要，而不是为了鸟儿的利益考虑。

从野蛮掠夺到文明以待

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的祖先对鸟类的兴趣，除了将其作为宗教信仰或图腾崇拜的对象，或者用作装饰和点缀，大多是把它作为食物的来源。过去，人类赋予鸟类的，更多的是“有用”这样的功利价值。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通过观察候鸟的季节性迁徙，来判断种植和收获宝贵作物的时间。

在西方，鸟类还出现在人类最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早期最多提及人们看鸟的书籍当属圣经。《创世记》还明确了人类在生命世界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了人类在很长时期内对野生动物单向度剥削的基调。

出生于公元前384年的亚里士多德，在著作《动物志》的第八卷中多次提到鸟类的迁徙。在他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关于鸟类的研究逐渐远离了文化和科学的最前沿。从4世纪到14世纪，在这个所谓的黑暗时代，鸟类也被完全忽略。

1492年这个年份，许多历史学家将其视为中世纪与现代世界之间的桥梁。在人类与鸟类的关系史上，这恐怕也是值得纪念的年份。这年10月，哥伦布和他的船队在寻找新大陆的途中遇到麻烦，后来他们发现了大群的候鸟，这使“他们从一种沮丧的状态转为一种自信的期待”，也最终让他们在10月12日发现了巴哈马的圣萨尔瓦多岛，从而拉开了美洲政府和开拓的序幕。

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其间，人们对动物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原先“自然是由神专门为人类创造、供人类使用”的观念，逐渐被“关注动物福利、感受生物在周围自然环境自由生活”的观念所取代，更为现代且不甚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开始出现。威廉·特纳的《主要鸟类》就是第一本专门致力于鸟类的文字作品。同时，动物学这一新兴科学也逐渐兴起，约翰·雷(1627-1705)被认为是“现代动物学的奠基人”。他的好友兼合作伙伴弗朗西斯·维路格比，其著作《鸟类学》是第一本以英文写成的致力于研究鸟类的书籍，并以准确观察迅速推进鸟类学的科学性。

到18世纪，美洲大陆还是荒野之地，人们基于生存的需要，对野性的自然予以征服，而不是对其进行分类、描述或者观察。幸好，还有极少数早期的探险家，对他们的发现进行更加严格和准确的描述。被称为“美国鸟类学之父”的亚历山大·威尔逊(1766-1813)，出版了史诗版的著作《美国鸟类学》，该著作描述的正确性、观测的精准性和分类的明晰性受到人们极力推崇。

在美洲大陆观鸟历史中，最突出的当属约翰·詹姆斯·奥杜邦(1785-1821)，与威尔逊的一次邂逅让他开启了自己作为鸟类艺术家的事业，最终出版他独一无二且与实物等规格的作品——四卷本《美洲鸟类》。这套著作被认为是世界上已出版的最大、价格最高的鸟类图书。无疑，启蒙运动最关键的发展之一，就是促进了现代科学的规范化。

一直到18世纪中期，“纯粹为了乐趣而观鸟”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观鸟，随着《塞耳彭自然史》的出版才真正出现。该书的作者吉尔伯特·怀特(1720-1793)被誉为“现代观鸟之父”，他观鸟的方式和对待鸟儿的态度，对后世“鸟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怀特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和名号，是由于“他把自然看成是一种人们可以享受的东西，它可以供人们消遣并助人恢复精力，而不是一种为了人的利益而被开发的资源”。在他的同代人还热衷于收集鸟类、制作鸟类标本的时候，怀特就开始推崇野外观鸟，这无疑超越了他同时代人对鸟类的喜爱。怀特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野生动物也可以有美学上的和灵性上的维度。迄今为止，他是第一个对鸟类的精确观察和对其真正的“爱”结合起来的人。

正是怀特的这种品质，造就了《塞耳彭自然史》这本书的成功。《塞耳彭自然史》能在两百多年后仍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自然写作经典，恰恰是因为其难以磨灭的精神内核：即便在今天，人们仍能认同他对探索自然世界的渴望，并因而获得精神上的新生。

从猎杀收集到立法保护

应该说，怀特所倡导的人类对鸟类态度的转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仍然充斥着收集鸟类派和保护鸟类派之间的斗争。

在19世纪中期，人们痴迷于积累自然物件，收集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一种被社会接受的消遣方式。不过，在双筒望远镜及观鸟指南出现之前，为了满足人们的收藏需求，射杀成为唯一能够让人识别出所看之鸟的方法。正如美国人埃利奥特·科兹所说，鸟类学家外出研究活鸟，会杀死其中的一些，因为这是研究鸟的结构和野外特征的唯一途径。科兹强调标本采集的价值，重视野外经验，并认为这是在博物馆里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芭芭拉·莫恩斯，他在《鸟类收藏家》中也肯定，收藏过程所获得的各种技能对于现代观鸟，以及对野生鸟类的生活习性和行为的深入了解，都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约翰·缪尔坚决反对“鸟类和其他动物就应作为猎物被猎杀、捕获并吃掉”这种传统的观念，他注重与自然及其内在节律的全面沟通，反对把大自然当成上帝赐给人类的可以无限再生的礼物。

亨利·贝克·特里斯特拉姆和亨利·莫里斯·阿普彻这两个人，他们的一生都跨越了收集鸟类和保护鸟类的时代。莫里斯起初也擅长制作鸟类标本，其《英国鸟类史》就曾被标本剥制师作为制作标本的手册；但后来他成为鸟类保护的先驱，并在19世纪60年代创办了约克郡海鸟保护协会，该协会的活动促成了第一次鸟类保护立法。特里斯特拉姆则曾因枪法和收集的成就而享有盛誉，但他开始支持鸟类保护措施。1873年，在爱丁堡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他支持一项谴责收藏家的议案，并呼吁保护英国的鸟类和鸟卵。

至少在西方，停止人类对自然界无偿开发的意愿，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经济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使人们开始有资源和意识去关爱其它生物。

从17世纪到18世纪，人们看待动物的态度从纯粹的功利角度，逐渐转变为关注它们自身的内在价值。到19世纪初，人们开始接受“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责任，同时也有支配它们的权利”这样的观点。人类对鸟类态度的转变，不仅促成了各种鸟类保护组织的创立，还推动了鸟类保护的立法。

1896年6月，英国约克郡的鸟类采集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议会为了控制这种局势，通过了《海鸟保护法案》。通过继续立法，国会将《野生鸟类保护法案》保护的鸟类种类不断扩大。

在北美地区，鸟类保护运动的发展与英国齐头并进。1845年，加拿大的纽芬兰就通过了一项保护野生鸟类的法案。但直到1886年，美国才正式成立了鸟类保护组织——奥杜邦协会，该协会成立的宗旨，就是抗议为了给时尚界提供皮肤和羽毛而对鸟类进行大规模屠杀。1896年2月，哈莉特·劳伦斯·海明威创立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奥杜邦协会，该协会“不鼓励为了装饰而购买和佩戴任何野生鸟类的羽毛……并致力于在其他方面促进本土鸟类的保护”。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美国又有26个州加入了这场鸟类保护运动。

弗兰克·查普曼(1964-1945)跨越了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时代。在19世纪，收集仍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到20世纪，用望远镜观鸟终于被广泛接受。查普曼尽管不赞同以时尚之名对鸟类进行屠杀，但在其职业生涯中仍旧坚持对鸟类的科学收集，他甚至亲自参与探险和猎取。但是，他后来成为一个狂热的野生鸟类保护运动发起者，不仅做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类馆馆长，还是奥杜邦运动的官方刊物《鸟类传说》的创始编辑。在此过渡时期，查普曼的生活在鸟类收集与保护之间跨越：在寻求保护鸟类的同时，又捍卫着以科学目的收集鸟类的权利。

另一个由收集者转向保护者的是西奥多·罗斯福，他是创建美国鸟类保护法的关键人物，他担任总统期间先后创立了51个联邦野生动物保护区。罗斯福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远见卓识：“我请求你们把非凡的自然资源完好无损地交到后代的手上。我们并不是为了一时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而是要持续千古的。”1916年，罗斯福还签署了《美加候鸟保护公约》，这是最早的鸟类保护国际公约，并且也是第一次承认候鸟并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在它们的旅行之中穿越国界。

在英国，另一个富有远见的人是W.H.哈德逊，他所持的观点深深根植于他对于野性自然的欣赏。哈德逊的先见之明体现在，他相信占有鸟的皮肤或鸟卵应被定为刑事犯罪。不过，实现这个目标的法律，最终在他死去60年之后的1982年才得以通过。然而，他确实有一个值得庆祝的显著胜利。议会在1921年通过了《(禁止)羽毛进口法案》，彻底结束了为了时尚享乐而对鸟的皮肤与羽毛的可怕掠夺。

可以看出，观鸟的社会史反映了人类与鸟类关系的深刻变迁。根本上说，这是人类对待自然的一种文明觉醒，这种觉醒使人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而以一种更加温柔的心态看待世间的各种生灵，看待这个生灵共存的自然界。

人类对鸟类态度的这种转变，打开了人类看待周围世界的视野，让人类看清这个世界的意义以及人类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当前，中国观鸟活动的迅速兴起，说明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闲暇“爱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自然态度的改变。

针对民众对观鸟活动的美好需要，政府有必要给予积极关注，一方面把观鸟活动纳入科普活动的支持范围，另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对不文明的观鸟行为予以引导和管控。毕竟，观鸟活动不仅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生态理念的实践，还代表着国人对美丽中国的憧憬。

责任编辑：高恒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