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戊午科场案：一场从娱乐圈牵出的学术腐败事件

戊午科场案发生的时间在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年，地点为北闱顺天府乡试。在考试之前，有人传言说贡院中出现“大头鬼”，按照迷信的说法，大头鬼出现则该科考试必闹大案。是科北闱监试的主考官为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

据《清史稿·柏葰传》记载，柏俊姓巴鲁特氏，为蒙古正蓝旗人，原名松俊，后因故改名为柏俊。柏俊为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出身，经历三十年循资进转，期间还受过降级处分，终于在咸丰六年（1856年）以户部尚书升任协办大学士，入军机处行走。

咸丰八年（1858年），柏俊充任北闱主考典顺天乡试，典试结束后正式大拜，任文渊阁大学士，官职升至正一品，本是其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谁料乐极生悲，这年的顺天乡试正好查出贪腐舞弊大案，柏俊作为主考官被处以大辟，成为了清朝历史上极少数被处死的一品大员。

据说按照清代刑例，凡是伏法的犯人名字中有字面意思好的字，必在其上添一偏旁，抹去好的字面意义。因此在清代史籍中，有关柏俊的记载统一给俊字加上绿油油的草字头，记为柏葰。

我们前面讲到，清中叶科举舞弊现象，早已相沿成习，并非一日之寒，要酿成科场大案，只需要一根足以吸引舆论关注的导火索而已。这一次科场案爆发的导火索，确实也非常富有戏剧性，能够吸引到足够多吃瓜群众的关注和讨论。

话说参加当年北闱的考生中，有一个名叫平龄的满洲富二代，也就是通称的八旗子弟。平龄本是个资深的京剧票友，熟习曲调，经常在北京各大戏院登台演出，算是当时京城娱乐圈中小有名气的人物。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平龄就算读书可能不太行，但能够在戏剧方面取得一定造诣，日后说不定成为京剧大家，也能光宗耀祖。然而平龄偏偏不知足，非要给自己立什么学霸的人设，经常放话出去，说等我拿到举人学位上了热搜，到时要让所有人看看我有多牛。

大话是说出去了，但是能力不够怎么办？于是平龄也像许多其他作弊考生一样，花钱找考场内的考官帮忙，而且这个考官非常给力，乡试放榜时，平龄一举考中第七名举人。

平龄本身是没有入闱参加考试的，那么在这期间他就应该老实待在家里，安心等待放榜。可出于对京剧的热爱，平龄一天不唱几句就技痒难耐，考试期间还跑到戏院里串戏，且粉丝观众还不少。结果乡试一放榜，大家见到压根没进考场的平龄也成了举人，顿时引发舆论一片哗然，皆讽刺曰优伶亦得中高魁。

江南道御史孟传金以此事上奏参劾，咸丰皇帝复谕：

“御史孟传金奏，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物议沸腾，请特行覆试一摺。著派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认真查办，不准稍涉回护。并将摺内所指各情，可传集同考官，一并讯办。”

咸丰皇帝的朱笔谕旨，彻底点燃了彻查这起从娱乐圈牵出的学术腐败案的大火。

戊午科场案是一桩大案，其特点是牵连极广。从覆勘试卷的结果看，存在作弊嫌疑的试卷就有整整五十份，咸丰皇帝听闻后震怒，将以主考官柏葰，副主考朱凤标、程庭桂等涉案人员一并革职下狱，接受审讯。首先查出为平龄打点安排的，是柏葰的小妾和一个叫靳祥的门丁，二人收受平龄贿赂，通过收买同考官邹石麟帮忙调换试卷，使其得以中式。案发以后，靳祥闻风逃遁至甘肃，在路上被陕西巡抚曾望颜捉拿解押至刑部，不久就死在了狱中。

在这起科举舞弊案里，靳祥其实只能算一个小角色，真正的大老虎，乃副主考官程庭桂的次子程炳采。据审讯查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大规模舞弊活动，先后有刑部候补员外郎陈景彦、翰林院庶吉士潘祖同、工部郎中李旦华、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学政学录王景麟、附贡生熊元培、候选通判潘敦俨等人向程炳采递送或转送条子，让他利用其父程庭桂的职务之便，在考试中帮忙打点关照。

上面这些交通贿赂的人，大多数都是出身于政坛上有背景的家庭。比如潘祖同的祖父是清代四朝元老、大学士潘世恩；李旦华的父亲是前任刑部侍郎李清凤；潘敦俨的父亲为湖南布政使潘铎；最为讽刺的是，这位刑部候补员外郎陈景彦，其父正是咸丰谕旨委派彻查此案的兵部尚书陈孚恩。科场贿赂惯习长期浸染下，严肃的科举考试在这帮不肖官二代眼中，亦不过是他们创收和送人情的名利场而已。

由于本案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故咸丰想借此机会整肃科举的意图非常明显，大家也都知道本案必置于重典，不会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所以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刚升任大学士不久的主考官柏葰。按刑部议罪的结果，柏葰纵容家丁收受贿赂，扰乱考场秩序，应处以斩立决的极刑。当然，刑部的定谳只是一个初步方案，最后拍板决定的权力在皇帝手中。而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对被处以死刑的犯人，通常要考虑八种法外开恩的情形，统称为“八议”。

八议者，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功，四曰议贤，五曰议能，六曰议勤，七曰议贵，八曰议宾。柏葰身为一品大员，符合“议贵”的情形，即“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都享有定罪时从轻发落的特权，这也是清代极少一品大员被处以极刑的主要原因。而且柏葰本是个洁身自好的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奉旨出使朝鲜时，朝鲜按惯例给予清朝使者馈赠，柏葰都一概拒绝。因此柏葰下狱后，同情之人居多，认为他本身并没有贪污行为，顶多只是失察，让自己门丁钻了空子而已。

因为有八议的规定在，柏葰真正被处死的可能性极低，按惯例是先押送至菜市口候斩，然后由皇帝施恩减刑，免除死罪改为流放发遣。清人笔记《奴才小史》记载：“是日，柏葰照例冠摘缨冠，衣元色外褂，同赴市口，先向阙谢恩，静候驾帖。”包括柏葰自己在内，都始终相信咸丰皇帝必有格外施恩的旨意，死罪一定可免，不确定的无非是流放至新疆还是军台而已。所以直到临刑前，柏葰还交代自己的儿子，让他回家打包一些长途应用的衣物器具。谁知圣旨下来，竟是立斩不赦，柏葰只得引颈就戮。一代宰辅，落得血溅刑场的下场。

处决柏葰属于非常规操作，咸丰料到会引起很大争议，因此特别下旨阐明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

“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大小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轻犯刑章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员，乃辜恩藐法，至于如是。……嗣后科场大典，秉文衡者，皆当洁己虚怀，杜绝干请。应试士子，亦各立品自爱，毋蹈夤缘覆辙。则朕此次执法严惩，正为士林维持风气。尔在廷诸臣，当能默喻朕衷也。”

除柏葰以外，其余涉案人等也受到相应的充军、流放、降级、革职等处分。从结果来看，咸丰以严刑峻法办理戊午科场案，客观上的确起到了整肃科场风气的作用，科场贿赂现象得到遏制。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敢明目张胆以条子相授受，科举名额不再被有钱有权之人随意霸占，寒门士子也有了更宽阔的上升通道，有效促进了考试公正和社会公平。《清史稿》总结了咸丰皇帝整顿科场风气的效果：

“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弊窦复滋，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实文宗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