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少帅》）
日本向北京政府大量借款，其中有很多涉及到了东北权益，比如“吉会铁路筹备借款”、“吉黑两省农矿借款”、“满蒙四路筹备借款”等。日本要求东北方面履行条款，张作霖来了个概不承认，让日方直接向北京政府进行交涉。这些借款的条件都非常低，抵押品不过是森林、电线之类，张作霖既不履行，北京政府也顺势拖延，日本两边都无着落，只得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
自近代以来，对日交涉向来是东北执政者最感棘手的问题。张作霖之所以能够做到长袖善舞，与他善于用人有很大关联，在对日外交上，他又特别重用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杨宇霆，另一个是与杨宇霆关系非常密切的常荫槐。
杨宇霆的政治外交手腕非常高明，“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对日本的内情知道得很清楚，有许多日方情报供给来源，也因此能够对诊下药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周旋。平时张杨配合得相当出色，每当日本向张作霖提出某种苛刻要求时，张作霖就会以“好，好！我叫杨某来办”的话作答，如果对方想索取书面保证，他便装文盲，以自己不通文墨为由加以拒绝。后来苏联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张作霖在统治东三省期间，之所以始终未与日本签订任何正式协定，就是“因为遭到杨宇霆的强烈反对”。
只要张作霖不立字据，杨宇霆总有办法使日方打消、变质或将相关损害减至最低程度。这一方面是因为杨宇霆了解对方底细，掌握着他们的价码和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也是他和张作霖对日本政客进行多方联络乃至于“收买”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从奉天省府档案中发现，日本要人以至于政党竟然多数都曾从张作霖手里拿过钱！
什么叫手腕，就是他明明很强硬，但还不让你觉得他讨厌。和杨宇霆打过交道的一些日本人对杨宇霆的评价都不低，本庄繁常说：“日本没有像杨宇霆这样富于正义感和能办事的人。”町野也说：“的确，杨宇霆很敢说敢为。”
日本在东北攫取权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继续开口要，另一种是在原有的权益上进行扩展，例如利用南满铁路控制东北交通和军事，同时进行资源掠夺以及侵蚀当地经济。张杨对后者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性，张作霖在一次讲话中，曾对工商界人士说：“买卖人不要轻看自己，英国一个东印度公司，就把印度灭亡了。今天的南满铁路公司，就和东印度公司一样，它是灭亡我们的大本营。”
众所周知，南满路是日本人死都不肯放松的。在这方面为张作霖想出对策的人，便是常荫槐。常荫槐负责主管东北的铁路事业，任职期间他大力兴建东北铁路，这些铁路全部都与南满路平行，从而对南满路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满铁的营业收入因此大受影响，在生意清淡的情况下，不得不以降低运费的办法与东北自建铁路进行竞争。
完整的铁路网必须配有良港，除建路外，常荫槐还积极筹划在葫芦岛筑建商港，以与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港进行对峙。大连港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距离东北和内蒙腹地较远，而葫芦岛连接两大铁路干线，几乎东北各地的货物都可以此为集散地，交通上要比大连港便利得多。一旦葫芦岛海港建成，大连港就可能像南满路一样逐渐失去作用，最终沦落为一个死港。
日本对此当然极为不满，甚至有人大肆咆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在东北路权交涉中，日方几次想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可是结果都不了了之，当时最大的顾虑是“唯恐杨宇霆等反对派将乘机制造纠纷”，从而使他们已取得的权益“化为泡影”。
打不得，骂不得，逼不得，也吓不得，无可奈何之下，日本只能选择走所谓“稳健”道路。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本人就是稳健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主张日本在东北“不可急进，必须条件成熟，不然就会无济于事。”
（节选自关河五十州《张作霖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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