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刘云生：镬耳屋的文化隐喻

建筑无疑就是符号中的符号，是凝固的历史见证，也是生动的文化书写。无论是巢居穴处，还是豪宅大院，无论是块然独处，还是杂然群居，都传递着人类独有的生存理念和审美内核。

按照怀特的文化学理论，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假如没有符号，便没有人类。但符号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取决于符号的物理形式或自身属性，而是人类的赋予。

镬耳屋是岭南建筑的一道绮丽风景。如果说围龙屋承载了客家人坚韧的文化心脉和生存意志，镬耳屋则显现了广府人千年来独到的哲学思维与文化隐喻。

镬耳屋并非是单纯的物理空间和情景塑形，而是广府文化独有的价值填充。但这种填充，绝非怀特所谓的“任意赋予”，而是通过联想、比附、添加赋予建筑特定的价值意蕴和象征隐喻。

具体而微，镬耳屋的文化隐喻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解码。

第一，自我定位。如同语言一样，镬耳屋是广府人构建的“诗意的栖居”，是自我外在空间的展开。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必然栖身于特定空间，通过不断的自我陈述确定自我。从物理空间上看，镬耳墙的功能很直观、很现实：防风、防晒、防盗、防火，所以称之为“封火墙”。但镬耳墙一旦进入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其物理意义立即发生转换，成为高大上的现实隐喻，成为特定的空间词汇。按照空间哲学理论，高、大、上等空间位置及其互动布局具有物理、心理的同源性、一致性、连贯性，二者高度耦合，象征着普遍意义的顺心、如意、优越感、满足感。

第二，地位再现。建筑显然属于布迪厄所谓的符号权力，是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个体地位在社会、族群中的特殊标记。镬耳屋的建造同样属于社会实践，体现了社会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交流目的、居用策略。镬耳墙不仅具有优越性，还具有支配力，是传统等级制度的深层次隐喻。按照传说和习俗，镬耳屋的修造必须遵循祠规、族谱所拟定的标准、样式、尺寸。有功名、有官位、有名望的家族才能依照品级高低、财富多寡建立高低不一的镬耳墙，否则即为名不副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镬耳屋无疑也属于布迪厄所谓的文化霸权，是社群、族群相互之间的权力转型形式。但是在物理空间层面，镬耳墙有效而隐蔽地将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转化为一种社会成员、族内群体共同承认并接受的自然现状。

第三，身份识别。镬耳墙既是一种自我认同，是维护身份、保有公共性称谓与社会评价的物理标准，也是吉登斯所谓的“自我统合”，是自我-社会-自然关系的符号整合与功能识别。镬耳屋的塑形、雕刻多涉及几种动物和植物，最常见的是龙、鳌、牛、水草。昂首向天的龙船脊，避开了僭越皇权的政治、法律风险，但却隐喻、象征着家族身份的高贵和龙行大海的傲然霸气。鳌，又名鳌龙，属于传统文化中龙的一大种属。镬耳墙形似鳌头，既有独占鳌头的心理期待，也有以水克火的现实功能。防火之外，岭南大地，飓风多有，暴雨时至。所以，镬耳屋高企屋顶中间一般都雕刻有风水牛，属于镇水神兽，水天圣物。至于水草纹饰，既有防火的功利考量，还体现了上善若水、均衡协和、财富天成的道德规箴和朴素愿景。

第四，心理激励。镬耳屋建筑有些专名颇值得玩味。如封火墙又称“鳌头墙”，是为“独占鳌头”；前高后低，层递而上，是为“步步高升”；天井两侧两排厢房，俗称“双登带”；行列之间，以青石板路铺就，一路向上，是为“青云直上”。这些显性的语词后，还有大量的隐形义理，表达了祖先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许。实际上，镬耳屋不仅是一种具象的物质再现，也是一种思想结构的呈现，是广府文化抽象思维的具体表征，是组织、表达自我存在的动态构图。显例如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旗头村，为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所建。坐西向东，棋盘布局，所有建筑围绕祠堂、家庙次第展开，居宅、文塔、果园、地堂、池塘象征着毛笔文运、算盘财运、砚纸、墨池，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精典再现，也是祖灵崇拜的物理标识，更是对后代子孙耕读传家、光宗耀祖的心理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