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什么还会有靖康耻

臣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宋朝徽宗钦宗二帝不知道看了没有，然而还是国衰。

“史学双璧”《资治通鉴》与《史记》。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资治通鉴》残稿

中国第一部编年史，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权威、最重要的编年史。

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

司马光来洛阳后，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宋徽宗也是一代文才大家，不知道读没有，不知道受到什么教益。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团队，不是司马光一人，特意记下来，不能忘记他们的名字。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徽宗钦宗二帝看了吗？二帝投降苟且偷生，没有显示资治通鉴为政治服务的价值。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 ，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顾炎武评述“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曾国潘读数遍，称它“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金庸都说：写作的功底，正是来自读《资治通鉴》，也令我更了解历史规律

清代史家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读资治通鉴，就像看高人下棋。历史人物的每一步，都是一个棋谱。我们看多了，自会下棋了。

提出千古名句“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认为仁德第一，才能第二；并衍生谈到管理者的核心，应是方向、目标、愿景、价值。

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司马光完成此书，进京为相，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以司马光总览一千三百年历史，着眼于国家兴衰，还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人何遑多论？以司马光盛名才学，我也不知道王安石变法对不对了。

如果王安石是对的，司马光耗尽心力编著这本“察得失”的书，不是也没有帮助司马光“有资于治道吗”？

一部历史巨著，总结千年历史，交相称誉，竟然没有挡住国家灭亡人君偷生靖康耻的后果？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