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最善变的人物，你可知道都有谁？

《周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古语的言外之意是当人处在极度困境时，通过改变现状，可以使原本的困境变得晓明、通达，因此才可长久发展。在这句古语中无疑“变”是最重要的，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事变可通，人变可达。但，有时“变”又有两面性，变得频繁，人会说你不踏实，不稳重；不变，别人又会说你老顽固，旧思想。“变”实属太难把握，拿捏不住，就会栽在上面。

历史上，吕布一直不被看好，虽有“马中赤兔，人中吕布”的美誉，但他那“三姓家奴”的帽子却让时人与后人不齿。先拜丁原为义父，后因赤兔马杀丁原，接着没喘息的功夫，又认国贼董卓为干爹，当然以他的性格，后来如不是被曹操所杀，可能还会继续认下去。当年，张翼德的那句“三姓家奴”肯定让吕布恨得牙痒痒。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这张飞就是心直口快，俗话说的好“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没想到上来就直击吕布七寸。虽然吕布杀干爹董卓是为了“闭月”貂蝉，但是也无意间为天下除了一害。时人并不买他的账，还会认为董卓待你吕布不薄，亲如父子，你却为了一个女人把干爹杀了，实属不孝不忠。因此，吕布会被认为就是那墙头草，有奶便认娘的家伙。

吕布的一变再变，让他留下了千古骂名，人格被丢失的一干二净，分文不值。他自己可能不会感到任何的羞耻，因为，他的人生观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可能会说，人家曹阿瞒不也是杀了吕伯奢一家吗?还说“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吗？”但，吕布不知道自己并不具有曹阿瞒的头脑、计谋、雄才和伟略。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官场，为追逐私立，明哲保身，“墙头草”真是割不完，踩不死，踏不烂。他们的政治态度随时可变，反复无常。这当中要数善于变化的“杨三变”杨畏最为出名。

史书记载“畏幼孤好学，事母孝，不事科举。党友交劝之，乃擢进士第。调成纪主簿，不之官，刻志经术……”。从史书上看，杨畏爱学习，孝敬母亲，不贪恋仕途，喜欢钻研学问。俨然一个“五好青年”的美好形象。后来，不知道是在官场中变得圆滑了，还是以前把那颗多变的心隐藏的太深。总之，后来证明他并不是“五好青年”，至少心不美。

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即王安石变法。此时的杨畏嗅到了变法的政治气息。他拜倒在王安石的门下，不遗余力地鼓吹变法的好处。他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受王安石的举荐，官职也似火箭般往上升。

但不久，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逐渐占了上风。杨畏也没闲着，赶紧调好风帆，调转船头，载着满满的阿谀奉承，赞美之词驶向司马光。还说，在听到司马大人被起用，连深山里的少数民族都相互庆祝。

谁知，风云变化无常，司马光执政一年就去世了。杨畏可谓嗅觉灵敏，太识时务，立刻把矛头转向死去的司马光，一阵乱刺。后来，杨畏又依附保守派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等人。因此得到刘挚的大力推荐，官职也得以高升。但，当吕大防与刘挚发生矛盾时，杨畏再三思量，果断的向实力大的吕大防伸出援助之手，重重打击了对他有提携之恩的刘挚。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到这里不要以为“三变”的心就收拢了，当宋哲宗亲政后，变法派又在哲宗的支持下，站为上峰。杨畏，又恬不知耻的向变法派靠拢，极力赞美变法，得到哲宗的重用。当时的宰相章惇一开始也很信任他。史书记载：惇入相，畏遣所亲阴结之，曰：“畏前日度势力之轻重，遂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方欲逐吕、苏，二人觉，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首为相公开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

虽然章对他有赏识，提拔之恩，但当他看到章与中书侍郎李清臣、知枢密使安涛不和时，他又暗中依附李、安，挑拨、教唆李、安反对章惇。后来，他这种投机狡诈，趋利逢迎的嘴脸最终被识破，被削职赶出朝廷。

即使在地方上他也毫不安分，史书记载“寻落职知虢州，入元祐党。后知郢州，复集贤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举洞霄宫，居于洛。未几，知邓州，再丐祠，以言者论列落职，主管崇禧观。蔡京为相，畏遣子侄见京，以元祐末论苏辙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京党河南尹薛昂致言于京，遂出党籍。寻复宝文阁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诣阙，请封禅嵩山，畏上疏累千余言，极其谀佞。”

“杨三变”，一生都像浮萍一样，居无定所，人从一个阵营转变到另一个阵营。在他身上看不到读书人身上的仁、义、信，曾经的孔孟之道只成为他步入仕途的阶梯。他这种典型的无德无义、反复无常的小人，令世人所不齿。

上面提到“杨三变”杨畏已经让人体会到其“变幻无穷”的本领。下面这位可以称之为“杨五变”，可以说比“杨三变”有过之而无不及。

俗话说“盗亦有道，变又何尝不是呢？”年轻时曾师从大儒王闿运修帝王之术，后仕于大清，运筹北洋，拜入青帮，加入国民党，最后，秘密入中共。他的名字在《辞海》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2年9月17日）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

他的善变在于他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自己。他最初信仰君主立宪制，极力为袁世凯称帝造势，既希望自己可成帝王师，又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可拯救黎民于水火。

他曾认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孙中山成立了同盟会，盛情邀请杨度，杨度拒绝：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但他的君主立宪制最终没有实现，处处碰壁，最终破产。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渐渐转向共和，加入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杨度也曾游刃于青帮，并极力赞扬杜月笙，为杜写过《杜氏家祠记》，认为杜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对共产主义产生信仰，并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共产党。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亲笔

1975年冬，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纵观杨度的一生，他也是在变，由君主立宪思想，到三民主义，再到共产主义。他不像吕布那样为了利，为了色，会轻而易举地弑主易主，没有自己的主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他会为自己的信仰，主动地去努力，去奋斗，他始终有自己的选择，并且，不会盲目的去选择自己的信仰，始终跟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自己。

他同样不似“三变”杨畏那样，为逐私利，明哲保身，对得势一方阿谀奉承，讨好巴结，相反，对失势一方任意践踏，毫不留情，见风使舵，没有自己的立场，而他不会为明哲保身而放弃自己的抱负和信仰，他所考虑的是哪一种信仰可拯救国家，民族，他用行动证明他的善变不是盲目的投机，而是有目标，有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