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是如何统一德意志诸邦国的？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诸侯们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加冕普鲁士国王威廉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德意志诸国正式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统一为民族国家。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最终由普鲁士统一，这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在很早之前，德语地区的人口已经通过贵族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盟逐渐联合起来。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和拿破仑战争使得德语地区的民族主义崛起，但由于各个贵族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一致，导致这一联合过程频繁受阻。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德意志地区的背景。

我们都知道德意志地区在19世纪之前是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第一帝国）的一部分，帝国极盛时期的的疆域包括现在的德国、尼德兰地区、法国的一部分、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意大利北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自己为“罗马人皇帝”时，常称为“全德意志人民的皇帝”，而帝国内的高等贵族也称为“德意志诸侯”，其他欧洲大国家则叫他们为“日耳曼”。

神圣罗马帝国曾拥有超过500个诸侯国，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后，帝国解体。弗朗茨二世于1806年8月6日宣布退位，放弃“罗马人皇帝”的封号而改称奥地利帝国皇帝。旧帝国日耳曼语地区的人民有共同的文化和法律传统，而拿破仑入侵的更使他们走到一起。

拿破仑曾将奥地利以外的德语区合并为法国的附庸莱茵邦联，拿破仑战败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在权力平衡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欧洲政治及外交体系，这一体系将欧洲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普鲁士和在奥地利帝国成为德意志地区的两大势力。

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意志二元问题深深植根于旧帝国的政治之中。维也纳会议建立了松散的德意志（1815–1866），这一联盟由奥地利领头，鉴于哈布斯堡王朝在旧帝国中的重要位置，奥地利皇帝便成为了邦联的领导者。然而维也纳的与会者却没有意识到实力日益增强的普鲁士，因此也没有预料到日后普鲁士将会就德意志的领导权问题向奥地利发起挑战。

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德意志关税同盟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伟大的构想最初是由普鲁士财政大臣汉斯·冯·比洛构在1818年提出的。当时普鲁士的领土东西分隔，对工业的发展很不利，成立这一同盟能够将诸邦国的经济、地理、政治等紧密联系在一起。1834年，38个德意志邦联的邦国组成了德意志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减少了德意志诸国之间的贸易保护壁垒，促进了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购买以及成本的降低，这一点对于工业的发展相当重要。同时，这个同盟充满了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它不容许奥地利加入。普鲁士得以成功主导了同盟的发展方向，以至于它能支配德国经济，更达成政治、军事联盟。德意志诸邦国因此都愿意接受小德意志的统一方案，德意志的统一不可避免。

德意志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将铁路和关税同盟称作“连体双胎”，他强调了二者之间的重要关系。诗人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也作诗颂扬关税同盟，在诗的开头他列举了一系列商品，这些商品相比政治和外交对德意志统一的作用更大。

民族主义与德意志1848年革命

神圣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文化与法律传统是德意志统一的基础，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说道： 第一的、最始的、也是真正自然的国境线无疑是其内部的界线。那些操着相同语言的人为自然通过许多隐形的纽带联系到一起，这早在任何人类技艺产生前便开始了；他们能够相互理解，亦能使自己更清楚地受到理解；他们应当在一起，并自然为一体且不可分离。

诗人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的诗句不仅表达了德意志人民在语言上的统一，还表现了地理上的统一。他在《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正式名称为《德意志之歌》）中号召德意志诸国君主承认德意志人民的一统特性。

德意志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时代开始发展，但不久后奥地利颁布卡尔斯巴德法令，它禁止一切形式的泛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活动以避免“德意志国”的出现，德意志地区的民族主义发展因此受到压制。1848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爆发，而德意志革命寻求德意志在单一宪法下的统一。革命者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男性普选制、永久的全国议会，以及一个可能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的德意志，但革命以失败告终。

革命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将军约瑟夫·冯·拉多维茨的影响之下，支持建立埃尔福特联盟——一个由德意志诸国（不包括奥地利）组成的邦联，这将完全消除奥地利对其他德意志国家的影响。然而在奥地利与沙俄的压力下，普鲁士人放弃了这一构想。1850年11月，普鲁士同意在奥地利领导下重建德意志邦联。

埃尔福特联盟的设想和《奥尔米茨条约》将德意志国家的前途搬上了台面，这一问题由“是否统一”变为“何时统一”，而“何时”则取决于力量。曾领导革命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这样说： 我们无法回避这一事实，那便是整个德意志问题只是简单的普鲁士或奥地利的问题而已。在这两个国家，德意志的生活有其积极和消极的极端——在前者，所有的利益都是国民的和改革性的，而在后者，则是王朝的和破坏性的。德意志问题不是一个宪政问题，而是一个权力问题；普鲁士王权完全是德意志的，而奥地利的则不能是。

人们都期待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是建立在德意志和意大利诸国分裂的基础上，而非统一。因此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将带来十分显著的问题，德意志人是谁以及德意志的边境将延伸至何处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姑且不论如何定义“德国”，谁将更好地领导和保卫它也没有答案。

不同的群体对此提供了不同的方案：在“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方案中，德意志将在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导下统一；在“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方案中，德意志将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领导下统一。这就是德意志二元争论，自普鲁士建国以来便是德意志诸国政治和奥地利-普鲁士外交的主题。

1861年，威廉加冕为威廉一世，他在第二年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而在此之前，老毛奇于1857年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总参谋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在1859年成为普鲁士战争大臣。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破坏了欧洲的势力均衡，而冯·毛奇的作战重设、冯·罗恩的军队重组以及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影响了欧洲平衡的重建。普鲁士军事支持的外交胜利和由实用主义支持的内部保守主义，即所谓的“现实政治”，他们共同使普鲁士成为了德意志的第一强国。

俾斯麦于1862年9月30日在普鲁士下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阐述了欧洲现实政治的内涵：“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错误——而是要用铁与血来解决。”血与铁的并非简单地军事实力，而是德意志国家生产战争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必要的时候使用这些资源的意愿。

当俾斯麦发表演讲时，和平泛日耳曼主义之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概念已经由1848年的自由和民主转为迎合俾斯麦的“现实政治”，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俾斯麦明白统一国家的可能性、阻碍和优势。为了使德意志诸国能够联合到一起，俾斯麦需要一个外部敌人，需要他们提供一个战争借口将全体德意志人团结起来。

在德意志统一的过程中，三个阶段的事件十分关键：

第一个阶段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普丹战争）。1864年，普鲁士反对丹麦王国吞并石勒苏益格导致普丹战争爆发，俾斯麦将奥地利帝国拖入这场战争。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以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的获胜而告终，两国也在于1864年10月30日签署的《维也纳和约中》获得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控制权。

第二个阶段事件是发生于1866年的普奥战争。与新建立的意大利一起，俾斯麦迫使奥地利对普鲁士宣战，普鲁士通过军事胜利战胜了奥地利对于统一德国的反对。1867年，普鲁士王国以德意志关税同盟为基础，另行成立了北德意志邦联（排除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领地及南德4邦）。

第三个阶段事件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以后，法国担心受到霍亨索伦王朝的包围而在1870年对普鲁士宣战；1870年9月1日，普军在色当俘获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普鲁士军队迅速击败了法军。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诸侯和军事指挥官在凡尔赛宫的镜厅拥立威廉为“德意志皇帝”。德国正式统一。

普法战争的胜利成为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最高峰。我们可以从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看到，一个强国可以通过武力挑战旧的联盟和1815年来欧洲的权力体系；一个有能力的领袖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创造一个环境使敌国首先宣战，迫使“受害者”一方的盟友进行帮助；普鲁士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它是德意志诸国中唯一能够保卫各国不受外部介入或入侵的国家，普鲁士成为了德意志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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