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中国城”唐人街简史：让人仿佛一脚踏进了香港的老电影里

如果一座城市能容纳不同的文化对其空间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造，这座城市就可以被称之为伟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纽约华埠经历了众多族群对其一次次的再创造。从最初的五点区贫民窟，到后来的小香港和小福州，中国城始终散发着一种不可被忽视的活力——这种活力既充满了支撑当地人在艰苦条件下得以生存的原始本能，同时也充满了各个群体世世代代打磨而来的细腻文化底蕴。

“中国城”（Chinatown），又名“华埠”、“唐人街”，泛指海外华人在其他国家城市里的聚居区。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也许是这座城市最特别的风景了。起初，人们因追逐各色各样的美食而来到这里，比如，蒸鱼、炒蟹、牛肉堡，又比如广式早茶和台湾小吃。但吃饱喝足后，中国城熙熙攘攘的街道却让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虽然眼前的招牌全是中文，男男女女也都是亚洲面孔，但中国城丝毫没有让人有“回到中国”的感觉。

有人说，在纽约中国城行走，让人仿佛一脚踏进了香港的老电影里。

曼哈顿中国城一瞥。本文图片除署名外 均为罗雨翔@不成熟研究 图

的确，随着国内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早已见不着的景象和风俗，反而被保存在了大洋彼岸的华埠。但其实，纽约中国城的历史远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复杂。太多的故事在这里发生过，那些看似有些“破破烂烂”的街道下，藏有更多值得挖掘的东西。

1．纽约黑帮

在第一个华人来到纽约之前，“中国城”是什么？其实，曼哈顿中国城的前身，是纽约这座城市最龌龊的一段历史。

在19世纪前期，现中国城的腹地是一个叫做“五点区”（Five Points）的地方。五点区是当时西方世界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没有之一。电影《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与丹尼尔·戴-刘易斯主演）所拍摄的就是这块片区肮脏而混乱的历史。

当时的五点区聚满了被解放的黑奴、爱尔兰移民以及犹太贫民等社会边缘群体。这里人员密集、疾病丛生、犯罪率全世界第一。人们称这块地方为“谋杀巷”、“小偷窝”，黑帮之间矛盾不断，大规模暴力事件频发，公共和私人财物经常被破坏。

世界城市史上最有名的这几幅摄影作品拍的就是纽约中国城的前身——五点区。Jacob Riis 图

两个世纪后的今天，当人们来到纽约时，会发现中国城紧邻着监狱和看守所——相传当年政府认为这样选址可以更方便地就地关押五点区的犯人。的确，没人能想象，如今这聚满了华人老头老太太下棋、打牌、唱戏、晒太阳的公共空间，曾经是黑帮厮杀的阵地。

尽管如此，五点区却是最能体现当时美国“大熔炉”移民文化的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方便且租金极低，这里成为了各族裔移民落脚新大陆的第一站。

五点区有着其他地方看不见的民族多样性和功能复杂性——居住、商业、工业等元素达到了空前的混合。尽管这里帮派暴动丛生，移民们却在五点区努力工作、勤奋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点区这个超级贫民窟正是纽约这座超级大都市最初发展轨迹的缩影。

终于，在1858年，一名叫做“阿肯”（Ah Ken）的广东人来到了这罪恶丛生的五点区。据说，起初这位阿肯只是在五点区的街上卖雪茄3美分一支，赚了些钱后他便在“勿街”（Mott Street）开了间招待所，租床位给刚来纽约的华人。

阿肯是第一位移民到五点区的华人，之后其他纽约华人效仿阿肯也做起了雪茄生意，并渐渐垄断了当地的雪茄行业。从此，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五点区，并以勿街为中心扎根在了纽约，这便是现在曼哈顿中国城的前身。

19世纪的勿街（Mott Street）。Scott Buyenlarge 图

2．洪门兄弟会

在阿肯到来之后的40年，纽约华人的人数增长很快，从最初的十几二十个增长到了7千人以上。

在一开始，华人移民主要是广东籍。他们将家乡的习俗带了过来，在纽约形成了许多以宗族和籍贯为纽带的互帮互助团体。

不过，除了宗族团体以外，另一种团体也渐渐出现在中国城。这便是“兄弟会”组织。不同于传统的宗族社团，兄弟会的成员通过结拜而不是血缘或籍贯来形成组织。

纽约的华人兄弟会俗称“堂口”（Tong），其字面意思是会馆，指各组织在中国城经营的赌场、剧院和茶楼等场所（电影《纽约黑帮》中非常重要的一幕就发生在华人剧院里）。

赌博当时在清朝合法，在美国却是非法，因此这项华人热衷的活动受到了纽约政府的严厉打压。同时，当时正值美国《排华法案》执行时期，华人在美国的生存条件便更加恶劣——兄弟会的存在，为中国城的华人提供了法律外的庇护。

来自国会图书馆的一张旧照。资料图

据说，一些纽约兄弟会的创始人正是来自于当时清朝各地“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洪门），其运作方式也是和家乡的天地会如出一辙。

纽约中国城的兄弟会曾和各种黑社会活动紧密相连，并在20世纪的头30年达到了高潮。

在当时的纽约，华人兄弟会与警察之间的矛盾不断，不同兄弟会之间也是暴力事件频发。血洗会馆、帮派群殴和谋杀对方老大的姨太太等轰动全城的事件不断在当时最大的两个兄弟会——“协胜堂”（Hip Sing）和“安良堂”（On Leong）之间发生。

可以说，随着五点区渐渐变成了“Chinatown”，这些华人兄弟会也渐渐取代了当年的爱尔兰黑帮，成为了曼哈顿这块街区的“统治者”。甚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的兄弟会仍陆续在纽约出现，如1967年成立的“飞龙帮”（Flying Dragons）和1971年成立的“鬼影帮“（Ghost Shadows）。

这些帮派一直活动到1990年代——直到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在就任期间（1994-2001）重拳打击了纽约的黑帮犯罪。

如今，当年的堂口已不再是“黑帮”；它们以商会的形式存在于现在的中国城。

现在的安良工商总会。

3.雷猴、女嚎、你好

早期纽约兄弟会的成员许多为广东台山籍，但随着二战后移民法的变更，更多华人得以在20世纪后半叶前往美国。于是，一大批香港人和广东其他地区的华人于1960年代来到纽约。在之后的20年间，香港人和广东人在这居住、开店，并将中国城的范围扩大，基本形成了曼哈顿华埠现在以粤语为主的局面（“雷猴！”）。

但是，虽然粤语人口是中国城的“主力”，其他地方的华人也在陆续地来到纽约。从1970年代开始，一大批福州人和台湾人在接下来的20年间落脚在纽约。

这些“新移民”却在华人圈子里遇到了语言问题。福州移民说的是福州话，台湾移民则主要是台湾的“外省人”，说国语——既普通话。当他们来到曼哈顿中国城时，便很难在以粤语为主的华埠方便地生活。

面对此种情况，福州人迅速在中国城的“边缘地带”东百老汇（East Broadway）地区打造了一个小据点——这里曾是犹太人聚集地，现在却则布满了福州鱼丸等饭店和商铺，街头巷尾听到的是福州话（“女嚎！”）。渐渐地，曼哈顿中国城形成了西边“小香港/小广东”、东边“小福州”的局面。但东百老汇的“小福州”还是容不下大批移民，于是许多福州人自2000年起陆续搬到了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区（Brooklyn）。

1970年代的纽约中国城。Frances M. Ginter 图

至于说国语的台湾移民，他们在曼哈顿中国城本身就没有据点，所以许多人直接就在隔壁皇后区的法拉盛（Flushing，Queens）扎根。大陆非广东和福建地区的移民也同样选择了“说普通话”的法拉盛作为自己的主要聚居地。

这就是为什么相比曼哈顿中国城，法拉盛的食物种类更加多元、北方元素更多的原因。举个例子：红遍纽约的“西安名吃”的第一家店就开在法拉盛的一个地下美食广场。

4.家园、政治、金钱

虽然纽约中国城美食遍地，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里也是出了名的“脏乱差”。尤其是与英国伦敦的华埠相比，曼哈顿中国城并没有打造出光鲜亮丽的一面。

这是因为，不同于其他城市那些以观光和商业为主要功能的华埠，纽约中国城首先是个居住的地方。这里人口密度非常高，一排排房屋并不是空有其外壳——华人家庭就住在这些看似非常老旧的屋子里。这是一个充满了实实在在生活气息的社区。

自从200年前阿肯作为第一个华人来到曼哈顿，中国城已发展到了现在的10万多人，这个群体已变得非常庞大。

然而，中国城并不富裕，这里有3分之1以上的居民是贫困人口——他们许多不会英语，祖孙三代自移民来美国起就生活在狭小的出租屋中。

但也有许多华人通过教育跨入了更高的社会阶层，经营着银行或律所，甚至搬出了中国城，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和200年前的五点区一样，现在的中国城同时为来到这里的人提供着“无奈”和“希望”这两道菜肴。

出租屋内有神仙

现在，中国城的华人也进入了地方政治的舞台。

从香港移民来美国的陈倩雯（Margaret Chin）是纽约市的立法议员。自2010年当选起，她就在市议会代表曼哈顿中国城所在的1号议会区（Council District 1）。台湾出生的陈作舟（Wellington Chen）组织创建了中国城综合改善区（BID）。他曾任纽约市上诉局（Board of Standards and Appeals）委员，现在则是纽约市地标委员会（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ttee）委员。尽管政治的复杂性无法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但可以同意的是，城市的发展是不同利益、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撞。中国城从“史前”时期到现在，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中塑造自己的身份。

如今，这个社区正在经历着另外一项改变。在中国城的边缘地带，一些画廊、咖啡厅和高端精品店正悄悄地开业，替代了曾经的锅贴店和五金店。这些高端店的进驻，意味着城市高消费能力群体正在慢慢地渗透到之前的华人区域。随着地价的上涨，中国城的人口和空间结构或将迎来新的改变。

5.变化中的社区和城市

如果一座城市能容纳不同的文化对其空间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造，这座城市就可以被称之为伟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纽约华埠经历了众多族群对其一次次的再创造。从最初的五点区贫民窟，到后来的小香港和小福州，中国城始终散发着一种不可被忽视的活力——这种活力既充满了支撑当地人在艰苦条件下得以生存的原始本能，同时也充满了各个群体世世代代打磨而来的细腻文化底蕴。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碰撞和交融令我无比着迷。

我想，我会不断地继续来到中国城——享受这里正宗的美食，观察这里充满活力的街区，同时也作为一个局外人，试图去更加深入地了解并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制度与发展。

纽约中国城地铁站内的广告

本文作者罗雨翔，为现居纽约的城市规划与地产咨询师。他拥有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双硕士学位，主修建筑学与区域经济，曾就职纽约市规划局与市长预算办公室，善于从制度、经济、社会、空间等多角度观察城市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