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选举停歇之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又开始厉兵秣马，准备鏖战总统大选。老将伯尼·桑德斯的复出在青年才俊辈出的民主党内颇显异类，而其参选所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种种主张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则更属于异类。
桑德斯及其支持者所谓的社会主义与我们熟知并践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反而更接近一些西欧和北欧国家践行已久的“民主社会主义”。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具有高度普及性的高福利是这种社会主义的诱人之处，但这种看起来很美且被一些西方国家津津乐道的社会主义在美国却属于小众的“玩意儿”。
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既熟悉又陌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东欧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及其后代曾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奉者和传播者，但这部分人在50年代遭麦卡锡主义的疯狂打压下，以及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影响而纷纷“倒戈”，成为与自由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为敌的“新保守主义”干将。即使在政治图谱上远不及社会主义浓厚的自由主义，经历从罗斯福的“新政”到肯尼迪的“新边疆”再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的高歌猛进之后，开始受到美国保守主义的疯狂阻击。在保守主义，尤其是宗教保守主义的参与下，上世纪70年代后的美国政治不但文化冲突色彩浓厚，而且诸多议题又被“道德化”，并把许多非美国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和观察者看来无谓的争执提升到“原则”的高度而纠缠不清，显得冗杂琐碎。保守主义以纯粹的美式资本主义捍卫者自居，把矛头指向新政之后权力日益扩张的联邦政府，其中就包括抨击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联邦福利体系。在保守主义者看来，联邦主导下的福利体系不但缺乏效率、有失公正而且还对属于美国特性和传统的市民社会造成损害。保守主义者把税收政策视作支撑联邦政府权力的基础，因此联邦税收政策往往成为各色保守主义势力的众矢之的。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强化政府的税收能力以及通过政府主导下的福利制度实现社会财富的相对均衡分配，这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简直就是万恶之源。
长期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挤压了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空间。但进入21世纪，民众突然发现美国已陷入贫富分化加剧、阶层固化以及中产阶级因安全感缺失而陷入焦虑，贫富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叠加效应加剧等种种病态。无论是来自自由主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来自保守主义的茶党运动，都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病态。于是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似乎成为救世良方。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潮，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作为小众“玩意儿”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拥趸多为占人口比例较低的世俗主义者或淡宗教主义者，其政治代表人物也只是寄居在民主党内的“一小撮儿”，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下的凸显，只是一些对主流意识形态在解决美国病方面无能为力，而宣泄其不满和愤怒的选民的情绪化选择，至于挥舞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参与候选人提名角逐的桑德斯，其意义不在于胜与负，而是“重在参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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