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的路

2007年在宗璞文学创作六十年座谈会上的答谢词

文｜根据宗璞2007年11月2日发言稿整理

看到这么多朋友光临这个会，听到大家十分温暖的讲话，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我的一首词中有两句“托破钵，随缘走”，我觉得自己就像托破钵化缘的僧人。我的写作是生活给予的，是社会给予的。我在平常的生活里更是得到很多的、具体的帮助，在座的朋友们几乎没有不给过我帮助的。怎么能不感觉到温暖，怎么能不心怀感激呢？

说到创作六十年，我深感惭愧。从一九四七年，我发表第一篇作品《A.K.C.》起，那时是十九岁，今年我七十九岁，算是六十年了。《A.K.C.》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后来又接着写了几首短诗，再后来就停顿了。一九五七年发表《红豆》以后，和大家一样，有一段长时期的搁笔，算了一下，是十四年。我曾经有一首小诗，第一句就是“钝笔尘封十四年”。在以后的时间里，也是断断续续，要关心的事情太多，很少集中精力写作。所以说创作六十年，实在是非常惭愧，实际说起来，充其量也就是二十年吧，也许是十几年。我曾称自己为“四余居士”，因为居士不出家，始终保持业余身份，业余的佛门弟子，那么我是业余作者，正好用“居士”这个称号。四余者，运动之余，工作之余，家务之余，和病魔做斗争之余。在这些“余”中，写了这些作品，也实在是很努力了。我的姑母冯沅君，有一部书，称为《四余诗稿》，也很惭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本书。我真想起姑母于地下，问一问她的“四余”是哪“四余”。据说老年人分几个层次，有年轻的老年人，真正的老年人。现在我已进入耄耋之年，成为真正的老年人。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人生的“余”了，我现在应该称为“五余居士”了。

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是两个年轻人写的。他们说等着看《西征记》《北归记》,等得不耐烦了。他们要我“加油！加油！！！”加油后面打了三个惊叹号。老实说，这油也剩得不多，不过我会努力写，以稍减惭愧之情。

元遗山论诗，有两句话：“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这好像是郭绍虞先生总结出来的遗山的意思，不是原话。“诚”“雅”两字，是我一贯的创作追求。许多朋友有很好的阐述。我想，诚，就是说真话，也可以说是思想性。从良知开始到具有思想性，有很长的路。雅，就是艺术性。这个“雅”并不和俗”相对。说真话有好几层，一个是勇气，一个是认识，认识有高下。能认识了，要有勇气说出来。我非常喜欢英国作家哈代，他在《苔丝》第一版弁言中引了圣徒圣捷露姆的话: “如果为了真理开罪于人，那么，宁可开罪于人，也强似埋没真理。”这很有勇气。可是勇气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界来说，宁可开罪于人，也要坚持真理；一个是对自己来说，有的时候，没有勇气去看事物的深层；有的时候是看到了又不愿写，不忍写。读伟大作品时，有时有一种感觉，作者对自己很残忍。这是高尚的残忍。

王国维说，能够“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才能写出伟大的文学。言自己之所言，就是宁愿开罪于人，而不可埋没真理；感自己之所感，就是对事物、对生活，要有自己的看法，独立的见识，这是人格的力量。静安认为宋代以下，有些人能够做到“言自己之所言”，而也能做到“感自己之所感”的只有东坡一人。又说屈子、渊明、子美、子瞻都因为有极高的人格，才有极高的作品。如果他们没有文学天才，就人格而说也“自足千古”。没有相应的人格，写不出好作品，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对于文学高峰，我只能心向往之，以为榜样，要想靠近是不自量了。

创作的道路很长，攀登不易，人生的路却常嫌其短，很容易便到了野百合花的尽头。我只能“托破钵，随缘走”。我的破钵常常是满满的，装的是大家的关心和爱护。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哈代的诗。几年前，清华大学图书馆一位馆员热心地找到了我的论文，保存得那么好，它让我又想起哈代的诗。最后我来念一首，题目是《路》，卞之琳翻译。

我的面前是平原，

平原上是路。

看，多辽阔的田野，

多辽远的路！

经过了一个山头，

又来一个，路

爬前去，想再没有

山头来挡路？

经过了第二个，啊！

又是一个，路

还得要向前方爬——

细的白的路？

再爬青天不准许，

又拦不住，路

又从山背转下去，

看，永远是路！

注：

2007年，《野葫芦引》第三卷《西征记》尚未完成。其后十余年间，宗璞坚持不懈，克服目力、听力、行动能力等全方位的困难，完全以口述方式“写”完了《西征记》，又“写”完了《北归记》和《接引葫芦》。这时，她已是九十岁的真正的耄耋老人。2019年到来的时候，宗璞倾注全部心血，为之奋斗三十多年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之《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终于与期盼已久的读者见面了。

这篇十二年前的答谢词，说出了宗璞真诚而朴素的文学追求，表达了她的坚定不变的文学观，今天读来，依旧可以感受到她那颗老而不衰的文学之心，在有力地跳动。

我们有理由向宗璞致敬。

宗璞的路

文 | 本书编辑 杨柳

宗璞从十几岁开始写作，曾经是一名小小的文学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她和很多人一样，经历过一些无法躲避的奇特遭遇，一度暂别写作。但是文学的根苗不死，一旦风调雨顺，便发叶萌花，结出硕果。直到晚年，她依然如一只衔沙的蚂蚁，一颗一粒，一点一滴，构筑文学的七宝楼台，日复一日，未曾稍歇。

宗璞出身于书香门第，一辈子几乎都在书斋里生活，但她不是风花雪月、轻吟漫语的作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红豆》、七十年代的《三生石》《弦上的梦》，到本世纪的《四季流光》《惚恍小说》，都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站在现实的生活和思想的“前沿”。她的作品从容端庄，温文尔雅，但是有风骨、有担当、有锋芒。她甚至是一位“先锋”作家，《蜗居》《泥沼中的头颅》《我是谁》等小说，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纯熟贴切，堪称典范。

宗璞一向体弱多病，晚年更是每况愈下；又因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停止写作，颐养天年，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但是，病弱的宗璞有着超出想象的坚韧，她硬是以口为笔，一字一句地说，出口成章；一字一句地听，斟酌修改。在《南渡记》之后，她用这种常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写”完了《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以及《接引葫芦》——这部总名《野葫芦引》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巨制，了却了她几十年来历史存真、为中国知识分子存真的执着心愿；还“写”下了一篇篇如萤火般闪着微光、却也足以烛照黑夜滋润心灵的精萃文章。

宗璞自度曲道：“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她的写作，发自内心、忠于内心，不追随、不迎合，“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七十多年的文学之路，坎坷处多，平坦处少。耄耋之年的宗璞，仍在通向自由境界的路上艰难前行，虽然那条路可能首尾相接，没有终点。

-End-

编辑：李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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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葫芦引》（全四卷）

《北归记》

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这些布衣长衫的读书人为中华文化源流不绝忘我奋斗直至牺牲生命。《野葫芦引》的写作历时三十三年，抟炼琢磨，精雕细刻，终成大器。

《南渡记》以七七事变后明仑大学教授孟樾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国难之中的深沉痛苦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对苟且求生者的懦弱灵魂给予深刻细致的剖析。小说富于生活气息，营造出纯净真挚的艺术氛围，令人回味不已。

《东藏记》描写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樾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对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施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西征记》写的是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在硝烟炮火的战争里，青年学子丰富而又纯真的内心世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更加可敬可贵。抗战胜利，正义永存，宗璞笔下的远征军和滇西之战别有境界，气韵不凡。

《北归记》再现明仑大学师生结束八年颠沛流离，返回北平之后，纷繁错综的现实生活。胜利尘埃落定，内战烽烟又起。历史巨变的前夜，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父一辈的担忧，子一辈的情缘，所有的一切，凝聚在宗璞的笔端，温暖而沉重，鲜明又迷茫。

宗璞

宗璞，当代作家。河南南阳人，1928年生于北京。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既承中国文化的深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耳濡目染，宗璞的作品蕴含着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人文思想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主要作品有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笔》《紫藤萝瀑布》《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等，出版了多种小说童话散文选集。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引葫芦》组成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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