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桐生：论《尚书》非“照写口语”

《尚书》的难读是人所共知的。早在战国初年，十六岁的孔子之孙子思到宋国游学，宋大夫乐朔就对子思抱怨《尚书》“故作难知之辞”，年轻气盛的子思不去正面解答《尚书》语言为何难知，反而当面讽刺乐朔是“委巷之人”（棚户区居民）。乐朔无辜受辱，率众围攻子思，幸有宋君出面，才救下子思一命。子思的命虽然保下来了，但乐朔提出的《尚书》为何“故作难知之辞”的问题，当时无人能够解答，此后历两千多年仍然没有合理的答案。尽管历代经师耗尽了脑力，但仍然没有人敢说全部读懂了《尚书》二十八篇文章。连近代博学如王国维者，也声称“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尚书》语言为什么如此难懂呢？鲁迅、刘大杰对此有一个解释：《尚书》的难懂是由于用当时口语写成的，这些口语随着时代变迁而走向僵化，所以原本浅易的商周口语成了后人的语言难题。刘大杰在谈到《尚书·商书》难懂时说：“难懂的原因，不是太文言，而是太白话。因为用的大都是当时的口语，时间过久了，后代读起来就难懂了。鲁迅说：‘《书经》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以作为照写口语的证据。’（《门外文谈》）”。在谈到《尚书·周书》时，刘大杰又说：“周诰佶屈聱牙，不容易懂，其实并非此中有奥妙的道理，也并非作者的文章特别高深，原因是周诰中的文辞，全是用当时的口语记录的文告和讲演。记录以后，一直没有什么变动，于是那种言语渐渐随时代而僵化了。”商周口语方言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由于古代没有录音设备，所以谁也说不清这个问题。一方面人们无法了解商周口语的情形，另一方面《尚书》语言又确实佶屈聱牙，再加上鲁迅地位特殊，刘大杰是著名文学史专家，其他人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于是《尚书》“照写口语”的说法就成为现当代学术界流行的观点。

应该说《尚书》“照写口语”的观点多少反映了一些实际。《尚书》的著述模式是：王侯就某一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谈话，史官将其载之简帛，言论发表者的口语确实是《尚书》文字的最初依据。《尚书》中确实留下了某些商周口语的痕迹：例如，“俞”、“都”、“吁”、“呜呼”、“咨”、“已”、“猷”、“噫”、“於”、“嗟”等语气词的运用，给文章带来了一些口语色彩。又如，《尚书》中有的语句带有口语意味，《盘庚上》“予弗知乃所讼”，译为现代汉语就是“我不知你们在争些什么”；《洛诰》中重复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小伙子一同去吧，小伙子一同去吧”；这些都是口语化的句子。再如，《商书》记载了某些方言，《盘庚中》：“乃有不吉不迪。”《酒诰》：“惟曰我民迪小子。”《方言》：“由迪，正也。东齐、青、徐之间相正谓之由迪。”“不吉不迪”意指不善良的人。“惟曰我民迪小子”意为“于是使我民正其子弟”。《大诰》：“越予冲人，不卬自卹。”“卬”是周人方言，《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中也有“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的诗句，“卬”即“俺”，这个词至今仍活在北方人口语之中。“越予冲人，不卬自卹”是说“我这个年轻人，不能自我忧劳”。《多方》：“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方言》：“裕……道也。东齐曰裕。”这句话意思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好处告诉（道）给多方诸侯呢？”《多方》：“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方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郑之间谓之暇。”这几句说，“上天用了五年时间，等待宽暇商汤的子孙纣王，希望他改恶从善为民之主，可是纣王不考虑不听从。”《君奭》：“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方言》：“刘……杀也。”“秦晋宋卫之间谓‘杀’曰‘刘’，晋之北鄙亦曰‘刘’。”这三句说，“散宜生等贤人跟随周武王敬奉天威，诛杀殷商敌人。”像这一类口语方言，在《尚书》中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尽管《尚书》留下了若干口语方言的印记，但从总体上说，这些口语方言在《尚书》语言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绝不能说《尚书》完全是“照写口语”，《尚书》语言艰深问题绝不是“太白话”或“照写口语”那样简单。下面让我们逐层对此剖析。

首先，从时间来看，人类语言是与时俱进的，无论是口语方言还是书面语，都处于持续的变化发展之中，不可能处于凝固、静止状态。《尚书》有虞、夏、商、周四个部分，其中《虞书》、《夏书》应该是出于商周史官的追记，《商书·汤誓》为《尚书》中最早的文章，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最晚的是《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前后历时近千年，虽然《尚书》中也有几篇语言相对浅易的篇章，而且商周两朝文诰各有深浅不一的情形，但从总体上说，商周绝大多数文章语言风貌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周诰”的语言难度不会比“殷盘”更小。以“誓”这一文体为例，《汤誓》是公元前16世纪商汤伐桀的誓词，《牧誓》是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的誓词，《费誓》是西周初年鲁侯伯禽征伐淮夷、徐戎的誓词，《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记载秦穆公袭郑失败之后的谈话。四篇誓词相隔近千年，记录者如果是“照写口语”，这四篇文章语言肯定会体现不同时代的差异。而在事实上，我们将这四篇誓词对照阅读，却看不出多少语言风貌的时代变化。

其次，从空间上看，商朝的活动中心在今天的河南，而周朝自称为西土之人，他们的活动中心是在今天的陕西。虞、夏虽为传说中的王朝，但后代史官既然根据传说追记虞、夏帝王言论事迹，他们应该顾及虞、夏语言的地域特色。尧、舜的中心活动区域大约在今天山西的南部，夏朝的中心活动区域大约在今天河南、登封一带。《尚书》二十八篇文章所涉及的空间地域大约在今天的陕西、河南、山西、山东一带。地域差异是口语方言一大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隔一座山或隔一条河，人们就会说不同的方言，如果《尚书》果真是“照写口语”，那么虞、夏、商、周四书语言肯定存在很大的地域区别。但这种方言口语的地域区别并未在《尚书》中反映出来。如果《尚书》真的是记录虞、夏、商、周方言口语，那么让山西方言学者研究《虞书》语言，让河南方言学者研究《夏书》和《商书》语言，让陕西方言学者去研究《周书》语言，让山东方言学者去研究《费誓》语言，他们应该具有得天独厚的语言条件，应该能够揭示出某些《尚书》方言口语的奥秘。但事实上两千多年来，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方言学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写出一部揭示《尚书》口语方言奥秘的学术著作。

第三，同一历史人物的诰辞语言在不同文章中深浅不一，这是“照写口语”观点强有力的反证。同一历史人物在不同文章中的诰辞语言应该在句式、用词难易等方面保持一致，因为一个人的方言口语在形成之后是很难改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最明显的例子是《周书》。《周书》收录了西周初年大政治家周公十一篇诰辞：《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君奭》、《多方》、《立政》。在这十一篇诰辞中，语言最浅显的是《金縢》，其次是《无逸》，剩下的九篇诰辞语言都非常晦涩古奥。这十一篇诰辞都是出于周公一人之口，周公的口语方言在定型之后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是“照写口语”，那么周公诰辞的语言难易程度应该是均等的，使用的语汇也会有规律可循，可是《周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同出周公之口的十一篇诰辞，其语言难易程度真的有天壤之别！让我们分别摘录《金縢》和《大诰》一段文字，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两者之间的语言差异：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金縢》

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蠢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士御事，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乃宁考图功。”——《大诰》

《金縢》语言明白如话，几乎比《国语》、《左传》还要容易，不用借助注释就可以读懂。《大诰》这一节除了“呜呼”、“鳏寡”、“哀哉”几个词汇可以理解以外，其他句子如果不查阅专家训诂，读者简直如读天书。为什么同出周公一人之口，却会出现语言难易不一的情形？难道周公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方言口语说话吗？对此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它们出自不同的记录者——史官之手。史官语言文化素养——包括掌握典诰文体的水平造诣、运用语言的能力——有高低之分，文化素养高深的史官会选择难度高的词汇，而文化素养低的史官则倾向于选择浅易的词汇。史官本人也会有不同的文字的风格，有的史官倾向于选择典雅高深的词汇，有的史官则爱好平易的语言。《金縢》语言平易，这是因为它的记录者受殷商典诰文风影响不深，对典诰这一文体素养不够，不擅长运用殷商以来形成的典诰语言，只能运用西周初年的普通书面语——一种在当时民众生活口语基础之上提炼的书面语言。而《大诰》语言之所以深奥，乃是因为它的记录者应该是一个谙熟殷商典诰公文语言的史官，这位老辣的刀笔吏其实是对周公口语进行了艰深化改造，用殷商形成的典诰语言来改写周公的口语，他能够把周公鲜活的口语诰辞写到《盘庚》的古奥语言水平。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周公的“口语”，而是记录者的文字素养，是史官将口语改写为书面语的能力。从现存《尚书》来看，商周史官们语言文化素养差异是很大的。于是，文字素养深厚的史官笔下的文章晦涩深奥，而文字根基浅薄的史官自然只能用当代的语言去从事记录。

第四，《尚书》语言高度浓缩精炼，与口语方言详尽易懂的表达方式明显不同。《尚书》的某些言论因其过于精炼而导致理解困难。如《盘庚上》“起信险肤”，这四个字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起信”，意为“兴造言论”，第二层意思是“险肤”，意为“进行险恶的传播”。史官将这两层意思浓缩为“起信险肤”四个字，用词是如此的古老，又省去了“险肤”的谓语，由此成为理解的障碍。为了追求精炼效果，史官往往不惜将几句话浓缩为一句话。如《盘庚上》“无傲从康”：今人将四个字不加停顿一气读下，读后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无傲从康”决不会是盘庚当年发表诰诫时的原话，盘庚说的应该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放纵，不要贪图安逸”这一类的口语，史官本应该写成“无傲，无从，无康”，但他省略了后两个“无”，仅抓住了“傲”、“从”、“康”几个关键字眼，使“无傲，无从，无康”缩减成为“无傲从康”。今人可以运用顿号来表明这是三层意思，写成“无傲、从、康”，但是在文不加点的古代，这样浓缩的句子确实难懂。同样的例子又见于《盘庚下》“予将懋简相尔”：“懋”意为“勉励”，“简”意为“挑选”，“相”意为“视才而用”。这一句译为现代汉语就是：“我将会勉励你们，从你们当中挑选人才，视你们的才能而加以任用。”“懋”、“简”、“相”，本为三层意思，却被记录者浓缩为一句。又如《盘庚中》“予迓续乃命于天”：“迓”意为“迎接”，“续”意为“延续”，“乃命”是指那些听盘庚训诫的民众生命。“予迓续乃命于天”扩展开来就是：“我要把你们的生命从天帝那里迎接回来，让你们的生命延续下去。”这两层意思，本应该写成“予迓乃命于天，予续乃命于天”。负责记录的史官将两句话浓缩为一句，此句因此变成难句。再如《盘庚下》“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从汉代郑玄到宋代蔡沈《书集传》，都未能把此句讲清楚，直到近人戴钧衡《书传补商》，才算把这一句话意思讲通。“鞠”意为“养育”，“谋”意为“谋划”，“保”意为“安居”，“叙”意为“任用”，“钦”意为“尊敬”。这一句意思是说，“凡是那些能够养育民众的人，以及那些为民众安居谋划的人，我都会叙用他们，尊敬他们。”记录者用了九个字概括盘庚这么多的意思，给后人造成很大的理解困难。《周书》在语言浓缩精炼方面不逊于《商书》。例如《梓材》“肆亦见厥君事戕人宥”，据孙诒让《尚书骈枝》的解释，“肆”是语气词，“事”意为任用，“戕人”是指戕害他人者，“宥”意为“宽宥其罪”。此句意谓臣下看到君主任用戕害人者，且宽宥其罪。记录者将两句话凝炼为一句话，第二句简化为一个“宥”字。又如《酒诰》“引养、引恬”，《释诂》：“引，长也。”养，养育。《说文解字》：“恬，安也。”“引养、引恬”，译为白话就是：“养育人民，安定人民。”史官将这两层意思浓缩成四个字，令人不知所云。再如《多士》“上帝引逸”，据俞樾《群经平议》的解释，此句意思是说，上帝不会放纵人们逸乐，如果有人逸乐，上帝就会让他收敛，不让他犯大错。如此丰富的意思，却只用“上帝引逸”四个字表达，真是惜墨如金。从这些例句来看，《尚书》记录者对谈话者口语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浓缩提炼，这种高度浓缩提炼的表达方式与口语明显不同。

第五，口语的特点之一，是对同一事物往往用某一个相对固定的词语来表达，如称“我”的人不会换称“俺”或“咱”，而在《尚书》之中，往往同一个意思，记录者会选用不同词语加以表达。例如，在《汤誓》中，第一人称就用了五个不同词语：“台小子”（“非台小子”）、“我”（“我后不恤我众”）、“朕”（“今朕必往”）、“予”（“予其大赉汝”）、“予一人（“尔尚辅予一人”）。《汤誓》中的第二人称，交替运用“汝”和“尔”字：“今汝其曰”，“尔无不信”。《尚书》中的“不”，很多情况下写作“弗”，如“弗知”、“弗告”、“弗靖”、“弗率”、“弗念”、“弗济”、“弗或”、“弗出”等等，“弗”的书面语色彩显然要比“不”更浓一些。记录者有时将“不”与“罔”对用，“罔”的书面语意味比“弗”更为浓厚，如《盘庚上》，“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上句用“不”，下句用“罔”，所表达的其实是同一意思。《尚书》中还可以举出很多词异而意同的例子，如《盘庚上》：“猷黜乃心”，“汝克黜乃心”，“猷黜”与“克黜”是意思相同；“罔有逸言”，“其发有逸口”，“逸言”与“逸口”都是指过失的言论；“格汝众”，“则惟尔众自作弗靖”，“汝众”意即“尔众”；“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尔祖其从与享之”，“乃祖”与“尔祖”意义相同；“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尔”和“乃”都是第二人称领格。在《盘庚中》，“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先后丕降与汝罪疾”，“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崇降”与“丕降”都是指“重重地降下”，它们与《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的“毒降”意义相近。在对先王的称呼上，《盘庚上》称“先王”、“先神后”，《盘庚中》称“前后”、“古后”，名称不同，所指则一。以上诸例说明，商周史官在记录君王讲话时，对同一意思有意识地运用不同词汇而造成生涩化，避免用语的雷同，这应该是将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努力。

第六，《尚书》中很多词汇和语句又见于商周铜器铭文以及《诗经》等文献之中。商周铭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这是一种高度书面化的文体。《诗经》中的《商颂》、《周颂》、《大雅》为庙堂文献，语言高贵典雅，是典型的书面用语。《小雅》以书面语居多，有时也会运用口语。《国风》则因为要“观风”而有意保留口语化。《尚书》与铭文、《诗经》雅颂共用某些语汇，这说明《尚书》不是“照写口语”。《尚书》与铭文、《诗经》等文献共用语汇首先体现在成语之上，王国维指出，“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认为这是导致《尚书》难懂的原因之一。王国维列举了《尚书》中运用成语的若干例子，诸如“陟降（又作‘陟恪’、‘登假’、‘登遐’、‘昭登’）”、“作求”、“由哲（又作‘迪哲’）”、“迪知”、“厥若”等等。继王国维之后，杨树达、杨筠如、刘节、 屈万里 、姜昆武、于省吾、刘起釪等人又相继发掘出《尚书》中一大批商周成语，诸如“罔知”、“致告（指告）”、“勿亵”、“承保（又作‘应保’、‘膺保’、‘容保’、‘怀保’）”、“在上”、“爽德”、“协比（又作‘洽比’）”、“小大”、“将食”、“初基（又作‘肇其’、‘启其’）”、“祗威（又作‘祗畏’）”、“显民”、“保乂（又作‘俾乂’）”、“要囚”、“速由（又作‘率由’、‘率从’）”、“敬忌”、“丕则”、“经德”、“昧旦（又作‘昧爽’）”、“昏弃（又作‘泯弃’、‘蔑弃’）”、“诞以”、“丕显”、“冒闻”、“迪屡”、“弘孝（又作‘追孝’）”、 “监兹”、“王人”、“新造”、“庸释”、“敷心”、“敬德”、“丕时（又作‘丕承’）”、“灵承”、“训德”、“万姓”、“答扬（又作‘对扬’）”、“奸宄”、“降格”、“厎绩”、“敷佑（又作‘普有’、‘匍有’）”、“棐忱”等等。这些成语以双音节居多，在当时或前后文献中出现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它们不仅见于《尚书》，也见于其他文献。在文字尚未统一的商周时代，同一成语可能会以通假字、假借字等形式出现。除了成语之外，《尚书》中还有很多语汇又见于商周铭文、《诗经》及其他先秦文献。兹举数例：《金縢》：“敷佑四方。”《秦公钟》：“匍有四方。”《墙盘》：“匍有上下。”“匍有”意为“抚有”，这是周人的习惯用语。《无逸》：“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毛公鼎》：“女（汝）母（毋）敢妄（荒）宁。”“荒宁”意为“荒废怠惰”。《文侯之命》：“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诗经·周颂·闵予小子》：“闵予小子，遭家不造。”《毛公鼎》：“惧余小子，溷湛于艰。”“闵予小子”是周王慨叹自痛之词，《毛公鼎》“惧余小子”与“闵予小子”意义相近。《多士》：“旻天大降丧于殷。”《诗经·小雅·雨无正》和《小旻》中均有“旻天疾威”的诗句。《师询簋》：“今昊天疾畏降丧。”《毛公鼎》：“旻天疾畏。”“旻天”是指仁慈的上天。“降丧”意为“降下丧亡”。《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多友鼎》：“用玁狁方兴。”“并兴”“方兴”意义相近，都是指并起作乱。《大诰》：“弼我丕丕基。”《立政》：“以并受此丕丕基。”《盠方彝》：“天子不叚（遐）不（丕）其（基）。”“丕丕基”意为“伟大的基业”，是西周典诰公文中的常见用语。《盠方彝》“不其”就是“丕基”或“丕丕基”。《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有王虽小，元子哉。”此处“元子”指嫡子。《番匊生壶》：“番匊生铸媵壶，用媵厥元子。”此处“元子”指长女。《召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曶壶盖铭》：“永令多福。”商周铭文的“命”多写做“令”，“永令”即“永命”，意为“受天长命”。《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文人”是周代美称，商周铭文中多用“前文人”称呼前人祖宗，如《昊生鼎》：“用喜侃前文人。”《君奭》：“在让后人于丕时。”《诗经·大雅·文王》：“帝命不时。”王国维指出，“不时”、“丕时”当是同一成语。“不”即“丕”，或释为无义语气词，或释为“大”。“时”者，是也。“丕时”为意动词，意为“伟大而正确”。《君奭》：“天难谌，乃其坠命。”《诗经·大雅·大明》：“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难谌”即“天难忱”，意谓天不可信，这是西周初年上层统治阶级对上天的新认识。《君奭》：“我则鸣鸟不闻。”《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伐木》以鸟鸣求友比喻求得友声，周公以“鸟鸣不闻”喻自己听不到诤言。《君奭》：“丕冒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诗经·鲁颂·閟宫》：“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海隅”意即“海邦”，“罔不”意同“莫不”，“率俾”与“率从”意义相近。《康诰》：“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诗经·大雅·下武》：“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是“仇”的假借字，“作求”意为作匹、作配。“《康诰》言与殷先王之德能安治民者为仇匹，《大雅》言与先世之有德者为仇匹，故同用此语。”《洪范》：“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诗经·小雅·小旻》：“国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这两处都提出“圣”、“哲”、“谋”、“肃”、“艾”概念，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洪范》：“无虐茕独而畏高明。”《诗经·大雅·烝民》：“不侮矜寡，不畏强御。”“无虐茕独”意思与“不侮矜寡”相通。以上诸例表明，《尚书》与商周铭文、《诗经》雅颂的语言词汇有着相通之处，没有人说商周铭文“照写口语”，也没有人说《诗经》雅颂“照写口语”，为什么偏偏认定《尚书》“照写口语”呢？

第七，《尚书》语言究竟是“照写口语”，还是一种仿古文字，还可以与同时代其他文献的语言进行比较。在同一时代，“照写口语”的作品语言应该比当时书面语言更容易理解。我们找到了两篇同时代的作品：一篇是《周书·秦誓》，这是公元前627年的作品；另一篇是《国语·周语中》中的“王孙满观秦师”，是公元前627年东周史官的记言散文。让我们看这两篇文章；

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尚书·秦誓》

二十四年，秦师将袭郑，过周北门。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观之，言于王曰：“秦师必有谪。”王曰：“何故？”对曰：“师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秦师无谪，是道废也。”是行也，秦师还，晋人败诸崤，获其三帅丙、术、视。——《国语·周语中》

两者比较，《秦誓》语言的难度显然要远超《国语》。如果《秦誓》是“照写口语”，那就等于说公元前627年的口语比《国语》的书面语还要艰深得多，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为什么“照写口语”的《秦誓》语言变得僵化而让人看不懂了，运用书面语的《国语》反而没有僵化？如果说虞、夏、商和西周初年的口语因年代久远而僵化，那么像《秦誓》这样年代较晚的作品语言是不应该走向僵化的，为什么《秦誓》的语言也那样艰深呢？实际情况是，《秦誓》并非“照写口语”，它们所使用的是一种属于前代的仿古语言。《秦誓》语言是如此，《尚书》其他篇章的语言也是如此。

第八，《尚书》语言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这就是西周铭文。商代铭文篇幅简短，与《尚书》语言可比性不大，西周铭文比殷商铭文要长，特别是到西周中后期，百字以上的铭文大量涌现。铭文中载有很多周王诰辞和册命之辞，其语言难度及格式与《周书》相当，可以看做是铸在西周青铜器上的“尚书”，而且是没有经过传习者改动的原汗原味的“尚书”。西周铭文中的诰命文章在用语、格式、文体上都与《周书》相通。《大诰》、《康诰》、《酒诰》记载周王诰辞，第一次用“王若曰”，以下各段用“王曰”，这种格式与《大盂鼎》等铭文所载周王诰辞形式相同。《召诰》、《洛诰》、《立政》等篇礼仪称扬辞“拜手稽首”，广泛见于西周铭文，一般写做“拜手首”、“拜首首”、“拜首”。《大盂鼎》、《小盂鼎》、《矢鼎》等都是以“惟王几祀”置于铭文之末，《洛诰》也是“惟七年”置于末尾。《大盂鼎》、《师酉簋》、《班簋》、《师虎簋》等记载册命的铭文，其中表彰功德、册命赏赐、勉励期望等内容，都可以与《文侯之命》相互印证。西周铭文语句也可以与《周书》互证，如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其上铸有周王诰辞：“昔才（在——本文作者所释，下同）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铭文大意是说：“从前你的父亲能够辅弼文王，文王受此大命，武王消灭殷商，于是敬告于天说：我居于天下中央，从这里来治理人民。”这一节文字不仅证明了《尚书·洛诰》、《逸周书·度邑》内容的真实性，在语意上也与《洛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等语相近。西周铭文从侧面表明，当时应用性公文的语言是书面化、程式化而不是口语化，铭文如此，《尚书》也是如此。

《尚书》语言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上古语言，它经历了创造——定型——模仿——凝固的过程。我国的信史是从殷商开始算起，因此我们暂把《尚书》这种公文语言的成型定于殷商早期。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商王政令应该是通过口头传播，而在文字发明之后，史官们运用当时有限的文字，将商王夹杂方言的口语尽快记录下来，尽可能地将口语转换为当时的书面语，使口头的政令文诰变成简帛文献，早期殷商文诰就是这样诞生的。一种文体在形成之后，就会获得相对的稳定性，并对后人产生一种长期的示范作用。商周史官都是世袭，后人会忠实地恪守先人的文字技法，因此当早期典诰作品问世以后，这些作品就作为一种用语典范而在史官家族内部世代传习，早期典诰作品的佶屈、稚嫩、朴拙、艰涩、古奥、不准确等特点，都被后世史官作为一种神圣范式而刻意加以模仿，由此最终凝固、定型为《尚书》晦涩古奥的语言系统。周革殷命，虽然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但在公文语言方面却一直沿袭殷商语言。要揭开《尚书》语言之谜，需要将《尚书》语言放在商周语言发展大背景之下，做艰苦、缜密的论证工作，而绝不是一句简单的“照写口语”就可以解决的。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转载自“尔雅国学报”，致谢。